2020年初,從微信上驚聞嘉銘先生噩耗，徹夜難眠。往事歷歷在目，痛徹心扉。“音容笑貌今猶存，斯人已逝陰陽隔”。一直想寫點什麼，千頭萬緒，卻無從下手，擔心自己蒼白的文字，反而會留下遺憾，不如藏在心底，有個念想。思來想去，我覺得還是應該在悲思中寫些許文字，讓鬱積和縈繞的心事得以宣洩和釋放，悼念亦師亦友的嘉銘先生，讓更多的人瞭解這位學者的為學與為人。
我知道嘉銘先生，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那時，我正在康定師範學校上學,對籃球排球頗感興趣。週末，常到康定大禮堂前的球場看比賽。當時康定有幾支籃球隊很有影響，如甘孜州建築公司、運輸公司、康定師範、康定中學等。嘉銘先生是甘孜州建築公司籃球隊的主力,看著他在球場上騰挪轉移，健步如飛，輕鬆投籃，佩服至極，就像今天的粉絲崇拜偶像，感覺遙不可及。
緣分就是如此神奇。沒想到我在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後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工作後，第一次回家鄉調研就巧遇嘉銘先生。那是1987年5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在甘孜州調研，到了新龍縣。這裡舊稱瞻堆，民風彪悍，人傑地靈。我們當時在甘孜州政協常委、新龍益西寺阿擁喇嘛的幫助下，頗有收穫。當天，在新龍縣招待所住下後，就碰到了也在新龍縣調研的嘉銘先生與康定師專年輕的林俊華、王輝全老師。初識，以川普交流，我們都有點拘謹。直到搞清都是甘孜州的，氣氛才活躍起來。嘉銘先生聽說我們的調研目的後，即毫無保留地談起了他對甘孜藏區的瞭解和認識，可謂如數家珍，爛熟於心。相見恨晚，一番長談，意猶未盡。約定今後保持聯絡，相互幫助。此後，我與先生的聯繫很多，相互間的瞭解也更多。記得他託我買過書，聯繫參加全國性學術團體；我則請他加盟課題組，幫助調研，查找資料。記得當時為課題沒少和他交流，更得到他無私的幫助。他為課題著想，信中多次提出好的建議。
圖為1990年楊嘉銘給作者的一封信
後來，我的學生也多次前往成都拜見，他總是知無不言。學生評價：楊老師真的是康藏研究的活詞典！
劉熙載的《藝概》中曾談到“凡論書氣，以士氣為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傖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棄也。”我以為嘉銘先生就是一個“士”，有士氣。他以治學嚴謹的態度和為人忠厚的風度影響了很多人。
他是個有天賦的學者，沒有上過一天大學，完全靠自學成才。“天雨雖寬，不潤無根之草”。他在這塊用磚茶和糌粑養育自己長大的地方，以勤奮修煉自己，飽經滄桑、經歷非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即使年邁體衰，仍日日伏案、勤於筆耕，也就不難理解甘孜州沒上過大學的知青何以成為名校二級教授、民俗學碩士點導師、民俗學學科帶頭人、四川省“突出貢獻優秀專家”。他豐富的學識和豐沛的學養，令其成果積澱著深厚的人文情懷。他解讀文本的功夫、古今文史與文化理論的紮實訓練、學術的造詣等等，使得其博學通達，再加上特殊的背景，讓他更能親身體會研究的樂趣與艱辛。凡此種種都使得他能以比較的視野、鮮明的立場、開闊的胸襟、宏大的心量，來觀察客觀世界，並進行自己的研究。
嘉銘先生看似寡言，卻是個容易動情的人。我們在北京或成都見面，都必須抽時間見面，毫不見外。每每與其交流，談至新發現、新思考，則很容易激動，記得他談到在麗江尋訪唐卡珍品，在丹巴拍攝格薩爾石刻，談到在石渠發現松格瑪尼石經城……情到深處，兩眼放光，神采飛揚，像變了一個人。辛苦的田野工作，艱難的尋寶過程，伴隨著深邃理智的思考和寬展濃烈的抒懷，就是在這種無拘無束的交流中，能真切地體會學者之妙思，之幽遠，使人流連。其間，我總是不由得為先生的睿智激情而擊案，為先生拳拳愛國赤子之心而感動，為先生因為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研究心力交瘁而感懷，為他總能有新的發現而讚歎。他也總是說，你忙，等有時間，我們約好一起去調研！遺憾的是，終未能如願。
圖為2012年8月，作者與楊嘉銘（右一）在丹巴參加學術會議
嘉銘先生著述頗豐，新書一出版，就會馬上給我寄來。在一本本新作中，看不見的是先生埋首苦讀，靜坐沉思，千里跋涉，看得見的則是從青燈歲月中淘洗出來，專屬於先生的獨特文字和精美的圖畫。他簡潔的文字令學思躍然紙上，與圖上的美麗相得益彰。他主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誌》《甘孜州穩定與發展研究》都很有影響。歷經多年竭力蒐集，銖積寸累，集腋成裘完成的代表性著作《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嶺國人物石刻譜系》《西藏建築的歷史文化》《德格印經院》《世界屋脊的面具文化》《西藏繪畫藝術欣賞》《康巴唐卡》等則更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
2017年，他以其在《格薩爾》研究方面特殊的功力和學養，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格薩爾》圖像文化調查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這是對其研究的認可和評價。眾人皆知，能獲得國家重大項目是多麼的不容易，且他已是古稀之年。“民間史詩是屬於全民族的，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他的課題意義重大，正因為如此，我作為當時《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的主編到西南民族大學開會時專此向其約稿，估計也是他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論文。
記得有位歷史學家說過這樣的話，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嘉銘先生正是這樣的人。他毫不計較個人得失。我們曾談到他從康定調成都之事，他說原因不少，但最重要的還是為了科研有個更好的平臺。古人言：“沒了得失心，則聲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他就是這樣一種心態，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談到一些涉及自己的事，他說：種樹時，認認真真；結果時，隨緣盡興。他是一位擁有家國情懷的社會科學家，始終注意的是攀上雪山，深入草地，掌握大量珍貴鮮活的第一手素材資料，力求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創新，儘自己的微薄之力，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添一塊磚、一片瓦，猶如前輩學者楊質夫所說，“在浩瀚的藏漢文化交流的大海洋中，我們只能搞一些資料工作和鋪一塊基石，如能做到這一點，此生總算沒有白來！”
2019年6月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牽頭主辦的學術會議期間，我倆還抽出時間專門攀談約一小時。當時，他有病在身，愈加清瘦，但精神還好。我們之間像往常一樣，無話不談。萬萬沒想到，這竟是今生最後一面。去年年底的一個傍晚，我與他通了最後一次電話。他在醫院裡，談到了自己的病情，還言及《格薩爾》研究。那呼吸不勻，虛弱顫抖的聲音讓人心疼，是那種撕心裂肺的疼！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尚未殺青，這位首席專家卻齎志而歿了。惜乎，上天妒英才，人間又失藏書樓。
我常常想起讀過的一段話，歷史總會被無情的歲月悄悄掩去。當我們回首時,已了無痕跡，但總會有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在冥冥中迴盪。他們雖然已經離去，卻還活著，這才是此生做人做到位了！
心潮翻湧，想說的太多太多，還是就此止筆吧。嘉銘先生，一路走好！相信在天上，您一定會見到格薩爾王，繼續您的研究！（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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