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到宮廷，從鄉野到都市；從承載民間信仰功能，到表現民俗生活、滿足審美需求，再到成倫理、助教化，由“憎”變“崇”，鼠形象經過圖像的形塑真實地反映著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層人們的現實生活和心理訴求。如果鼠文化是一個由不同層次的力量構成的或妥協的合力結構，那麼鼠畫則是蘊涵了一種雅俗兼容、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對流的文化形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老鼠生性不可喜，以至於它的形象幾乎很少出現在唐以前畫家筆下，有記錄最早的一幅鼠畫《石榴猴鼠圖》源自唐代的邊鸞。民間則不然，鼠畫題材中，老鼠的造型因頗為迎合廣大民眾心理而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尤其在年畫和剪紙中，誇張和擬人化的老鼠形象屢見不鮮，如“老鼠嫁女”（亦稱“老鼠娶親”）題材，在民間就廣為流傳。那麼，老鼠的形象在人們的偏好中為何由“憎”變“崇”？作為獨特的圖像表現形式，這些老鼠題材的作品又折射出怎樣的歷史文化內涵？
想象的“老鼠世界”：“老鼠嫁女”
民間年畫“老鼠嫁女”是我國繪畫中出現較早的一個繪畫品種，遠至漢代就已有新年門上貼畫的記載，沈括在其《夢溪補筆談》中講述吳道子為唐玄宗繪鍾馗事。吳道子得玄宗褒獎：“批曰：‘……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後此鍾馗圖像經無數畫工摹榻，在民間作為門神畫受到追捧。可以說，年畫真實地反映著百姓的現實生活和心理訴求，是文人畫和宮廷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外的另一種文化現象。
其中，“老鼠嫁女”故事一直以來是年畫呈現的一個經典內容，故事流傳於我國、印度、日本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最初“老鼠嫁女”在印度梵文經典《五卷書》中僅為一篇宗教寓言性故事，清錢泳的《鼠食仙草》中則描寫了完整的鼠婚場面，文末他提及：“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臥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即以此也。”至近代，我國民間甚至還將正月十日至十二日作為“鼠嫁女日”，如：
（正月）十一日，夜不張燈；十二日，廚不動刀，謂之“鼠忌”。（清乾隆41年刻本陝西《臨潼縣誌》）
（正月）十二日，名“鼠嫁女”，不炊米，謂之鼠忌,是夜家人息燭早寢。（清道光21年刻本陝西《榆林府志》）
(正月)十二日，夜不燃燈，燃則鼠齧衣。（清咸豐元年刻本陝西《澄城縣誌》）
（正月）十日，名“鼠嫁’”。是夜，家人熄燭早寢。十一日,夜不張燈；十二日,廚不動刀,謂之“鼠忌”。（清光緒18年刻本《新續渭南縣誌》）
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裡更是收錄了二十餘篇來自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山東、雲南、海南等地區的“老鼠嫁女”故事。受時間和空間的影響，這些鼠形象和情節已經融入到我國民俗語境之中而具有本土特色。
“老鼠嫁女”題材的年畫數量種類頗豐，風格各異，清代主要集中在四川綿竹和夾江、天津楊柳青、濰坊楊家埠、湖南隆回和紹陽、山西新絳、福建漳州、江蘇蘇州等地，有些作品在迎親隊伍的前列還加入了貓的形象，賦予了地域“老鼠嫁女”年畫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王樹村先生收集編著的《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民間年畫》中，“老鼠嫁女”畫面大多呈現一個共點，就是一隻巨貓或收受鼠女的聘禮，或把送婚的鼠輩銜在嘴裡，或用爪子抓著，一副趾高氣昂的得意樣子。
清雍正、乾隆年間，蘇州年畫達到巔峰，產量達百萬張以上，蘇州桃花塢的版刻年畫尤為精細富麗，素有“姑蘇版”之稱。當時，有一首邊唱歌邊叫賣蘇州桃花塢鼠婚年畫的歌謠，十分生動：
年三十夜裡鬧嘈嘈，老鼠做親真熱鬧。
格（這）只老鼠真靈巧，扛旗打傘搖勒搖。
格（這）只老鼠真苦惱，馬桶夜壺挑仔一大套；
繡花被頭兩三條，紅漆條箱金線描；
這邊還有瓷花瓶，雞毛撣帚插仔牢。
格（這）只老鼠真正嬌，坐勒轎子裡廂咪咪笑；
頭上蓋起紅頭巾，身上穿起花棉襖。
吹吹打打去成親，親戚朋友跟仔勿勿少。
受蘇州年畫流行風潮波及，上海等周邊地區的畫鋪作坊也深受影響，1860年太平天國軍隊攻陷蘇州後，桃花塢的年畫主和藝人們選擇上海作為避風港，紛紛落戶於上海城南的小校場。可以說，上海的小校場年畫濫觴於蘇州桃花塢，桃花塢人才資源的流動助力了海派年畫的異軍突起。《竹枝詞》裡曾這樣描寫小校場年畫銷售的場景：“密排爭戰畫圖張，鞍馬刀槍各逞強。引得遊人多注目，買歸數紙慰兒郎。”當時有些小校場年畫店還有專門刻印發售鼠畫的，如趙一大《西洋老鼠嫁女》、久和齋《無底洞老鼠做親》和陸新昌《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親女》。
《西洋老鼠嫁女》《無底洞老鼠做親》和《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親女》均採用全景式構圖， 《西洋老鼠嫁女》和《無底洞老鼠做親》將“老鼠嫁女”故事與《西遊記》中唐僧被鼠精攝入空山無底洞強逼成親的傳說結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劇情，只不過《西洋老鼠嫁女》師徒四人的位置佈局好似路人在觀看鼠嫁場面，儀式中的新郎、新娘、抬轎和鼓樂儀仗隊皆身穿清朝服飾，浩浩蕩蕩地行進著。
《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親女》，畫面傳達了老鼠決定把自己最漂亮的女兒嫁給一位最有能耐者，最後選擇了貓。正月初六那天，它們把鼠女打扮起來，浩浩蕩蕩地送親過去。熱鬧有趣之餘，還頗有諷喻意味，藉以反映現實生活中國人對西方侵略者的憎恨與嘲諷。魯迅先生也十分鐘情於“老鼠嫁女”題材的年畫，他在《狗·貓·鼠》一文中回憶：
我的床前就貼著兩張花紙，一是‘八戒招贅’……別的一張‘老鼠成親’卻可愛，自新郎、新婦以至儐相、賓客、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像煞讀書人的，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褲……那時的想看‘老鼠成親’的儀式，卻極其神往，即使像海昌蔣氏似的連拜三夜，也怕未必會看得心煩。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輕易便睡，等候牠們的儀仗從床下出來的夜。
“老鼠嫁女”故事能在各地年畫中普遍流行，或許與其內容以及圖像中的其他象徵意義有關。從最初的崇鼠、媚鼠，到用鼠寄託生命繁衍的願望，再到後來對闢除鼠患、祛災納吉的祈願，並通過空間藝術的表現形式將童年魯迅想看而未看到的想象的鼠婚熱鬧場景呈現出來，寄予了民眾生活心態及思想追求。難怪解放前到山東濰坊楊家埠賣年畫的小販說：“離了老鼠娶媳婦，畫不算買全。”
“使觀之者變憎為玩”：宮廷與文人鼠畫”
鼠畫在民間藝術尤其是年畫中較為普遍，但是宮廷與文人畫家、甚至帝王，為何也會選擇鼠作為主體形象進行繪製，他們繪製的鼠圖究竟有何內涵？
目前所知，宮廷與文人畫至晚於唐代已有鼠圖。如：前文所述北宋《宣和畫譜》著錄的一幅內府收藏的邊鸞（活動於唐德宗時期） 《石榴猴鼠圖》是畫史記載最早的鼠圖。《宣和畫譜》亦著錄了一幅北宋徐崇嗣繪製的《茄鼠圖》。南宋《畫繼》卷八“銘心絕品”中鄧椿曾提及在文元公孫賈通判（公傑）家見到五代西蜀畫家黃筌的《鼯捕鼠圖》。此外，南宋李安忠也擅長畫鼠，他曾任職於宣和畫院，南渡後紹興年間復職於宮廷畫院。吳師道在題跋其《鼠盜果》言：
徐崇嗣嘗畫 《茄鼠圖》，今李安忠畫鼠啖荔枝，蓋同一機軸。世之可畫物甚多，而彼乃用意於鼠，亦異矣。使觀之者變憎為玩，豈非筆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
雖然我們僅能從後世留存的著錄和題跋中獲悉這些鼠畫，但是“用意於鼠”且能通過精妙的筆墨“使觀之者變憎為玩”，對宮廷和文人鼠畫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理論源於實踐，同時期鼠畫的理論也隨藝術創作的發展而日漸精進。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就曾提到關於畫鼠毛的問題，可見彼時老鼠與其他馬、虎、牛一樣，已是較為常見的繪畫題材。
至元代，善畫鼠者首推錢選。胡敬《西清札記》記錄了錢選所作的《瓜鼠圖》：囗本設色，畫瓜一，蔓綴敗葉，旁映小花，三鼠在其下，竊食之。款錢選舜舉，印舜舉。
錢選另一幅《黠鼠圖》，朱彝尊後作跋贊其畫工：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康熙甲申暢月，偶集小滄浪亭西陂，放鴨翁出錢選舜舉《黠鼠圖》見示，嘆其工絕，翁屬書，蘇和仲賦於後。乙酉夏，始以八分書而歸之，兼欲題詩其上未果也。
此外，清鑑藏家孫承澤亦藏有元代另一位畫鼠專家伯顏不花的《鼠 圖》，在其撰寫的《庚子銷夏記》卷八中形象地描述畫中“一鼠緣木竊果，惶惶畏人，宛然如生”。
除了宮廷與文人鼠畫家外，明宣宗朱瞻基的畫鼠技巧也堪稱一絕。他曾繪有《苦瓜鼠圖》，畫面左下角蹲伏著的小老鼠正眼露饞光地仰頭觀望著懸掛的熟透苦瓜，惟妙惟肖地盡顯老鼠靈動的姿態和鼠毛的真實質感。老鼠和瓜在民間皆有多子和人丁興旺之意，《詩經》也有“綿綿瓜瓞，民之初生”之說。據《明宣宗實錄》載：“（宣德二年）乙未，今上皇帝生，上之長子也”，這恰與《苦瓜鼠圖》創作時間一致（畫幅右上有宣宗親題“宣德丁末，御筆戲寫”），就在這一年貴妃孫氏為多年求子不得的宣宗誕下長皇子（明英宗朱祁鎮），欣喜之餘，宣宗翌年即廢胡後改立孫氏為後。可見，宣宗繪製《苦瓜鼠圖》的意涵應是慶賀自己鼠年順利得子，也祈禱皇室人丁興旺、國家昌盛富足。
《石渠隨筆》記錄了明宣宗另一幅與《苦瓜鼠圖》共裱一卷的鼠畫《石荔鼠圖》：明宣宗寫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數葉。石下平地有金杙連索鎖，一小鼠方噉荔子。荔子尚大於鼠。款楷書宣德六年御筆。賜太監吳誠中。鈐武英殿寶。
這幅是宣宗賞賜給太監吳誠的，畫中一灰鼠邊專注偷食紅荔，邊警惕地盯著前方，生怕被發現。其身後墨筆繪一塊壽石，上添一簇菖蒲，與被咬破殼的巨型紅荔形成色彩與形體的鮮明反差，凸顯灰鼠的貪婪，可謂形神兼備。與 《苦瓜鼠圖》表達意涵不同的是，宣宗希望借畫勉勵吳誠盡心做事，多得紅利（與“紅荔”諧音）。
可以發現，宣宗善於捕捉老鼠靈性，從客觀對象中發現審美價值，使觀者忘卻老鼠原本可憎的一面，這或許是宣宗鼠畫創作難能可貴的地方，亦發揮了藝術 “成教化，助人倫”的功能。宣宗後，鼠的藝術形象不斷活躍於文人畫家筆下，清初八大山人和海派虛谷、趙之謙、任預等皆以墨筆畫鼠為趣事。
更迭與傳承：鼠畫的發展
隨著歷史的變遷與更迭，舊時的傳統木版鼠年畫日漸式微，引起愛國人士關注，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時，文人鼠畫則不斷融入近現代藝術的創作軌跡中，並演化成藝術家的個體精神情感，其中不乏有20世紀革新中國畫的領袖人物徐悲鴻和“南張北齊”的白石山翁等。
魯迅非常重視民間藝術，在其關於美術的言說中，在不少論著篇章和信箋中談到民間年畫對於繪畫創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其中還涉及民間木版年畫消亡的問題：
光緒初，吳友如據點石齋，為小說作繡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書，頗覆騰踴，然繡梓遂愈少，僅在新年花紙與日用信箋中，保其殘喘而已。及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併為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女與靜女拈花之圖，皆渺不復見；信箋亦漸失舊型，復無新意，惟日趨於鄙倍。
這與他童年生活不無關係，當時他最感興趣便是年畫，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老鼠嫁女”題材年畫。孩提時的興趣也直接影響了魯迅收藏藝術作品的喜好。他的年畫藏品中，有兩幅“老鼠嫁女”作品，分別來自湖南邵陽灘頭的木刻印年畫和四川綿竹的木刻著色年畫，內容極為相似，描繪母鼠生了一個俊秀女兒後，想將女兒嫁與一位無敵大英雄，找太陽、找雲彩……都被拒絕了，最後嫁予貓女婿。
此外，王樹村在註解魯迅所藏的“一張貴州的花紙（新年賣給人玩的）”時說：“看它的設色法，乃是用紙版數塊，各將應有某色之處鏤空，壓在紙上，再用某色在空處亂搽，數次而畢。”王樹村認為：“貴陽是我國西南印製年畫的產地之一，風格類似四川產品，內容有門神、魁星、鷹菊（英雄居上）、翠柏瑞獸（百壽）、黑貓銜鼠等，黑貓銜鼠還題有‘神貓奉玉帝赦令漸耳’字樣，可見貴州年畫與四川的關係。”
徐悲鴻曾作兩件生肖冊頁，一件根據《鼠》圖題“冊四年冬，悲鴻居磐溪”和《狗》題款“乙酉仲冬，悲鴻寫於中國美術學院”，即創作於1945年；另一件成冊於丙戌始夏，即1946年5月。前者是徐悲鴻與蔣碧薇離婚當日贈予她的百幅作品中的一件。蔣碧薇曾回憶當天的情景：“徐先生到得很早，他神情頹喪，臉色蒼白，手裡拎著一重慶流行的粗布口袋，那裡面盛著一百萬塊錢，和一卷不曾裱過的畫，自始自終，他一直低著頭，四點多鐘的時候，有關人士簽字蓋章完畢，手續告成。”此冊頁縱33釐米，橫35釐米，水墨設色紙本，另有趙少昂題簽“徐悲鴻先生畫冊”並附長跋。後者是徐悲鴻贈予當年即將遊學歐洲、其頗為得意的弟子張蒨英的。冊頁清楚地記錄了創作時間和緣由：“蒨英弟遊歐，索寫十二幅，即以付之。丙戌始夏悲鴻。”冊頁縱28釐米，橫37釐米，水墨設色紙本，並有齊白石親筆題簽。相比較而言，蔣碧薇版冊頁所繪的二隻老鼠略顯沉悶、工細，而張蒨英版的則更為活潑，皆為徐悲鴻難得一見的作品。
以畫蝦著稱的齊白石，對鼠畫也情有獨鍾，還被戲稱為“鼠畫家”。他一生畫鼠無數，筆下的老鼠形象幽默詼諧、稚拙誇張，洋溢著對生活的熱愛之情。齊白石畫鼠還經常賦詩，詩畫相得益彰且意味深長，耐人尋味。《群鼠圖》可為其鼠畫的力作之一，題識“群鼠群鼠，何多如許？何鬧如何？既口齒我果，又剝我黍。燭燈殘，天欲曙，嚴冬已換五更鼓”，內容意在影射諷刺日偽漢奸。
◎本文原載於《文匯報》（作者王韌），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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