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9 21:35:49 兵說

《亮劍》中的李雲龍，1955年授銜時嫌自己的少將軍銜太低，和丁偉、孔捷一道不穿新式常服出操，以示抗議，被院長劉伯承訓了一頓，才轉過彎來。

“李雲龍”心存不滿還鬧事，是1955年授銜面臨矛盾的真實反映。新中國首次授銜，軍銜評定工作既繁重，又敏感。在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的直接主持下，基本上順利完成。但也有一些突出矛盾，比如有人認為給自己評的軍銜太低，怎麼能比起義將領低？或是比參加革命晚的人低？等等。確實有人像“李雲龍”一樣，因心存不滿而不願戴軍銜，後來經過平衡和思想工作，各級幹部總體上是滿意的。

如果要問，到底哪些人對這次評銜最不滿？其實並非像“李雲龍”這樣的“刺頭將領”，而是在戰爭年代中立下汗馬功勞，在評銜時被忽視的一個群體。這一群體在全軍上上下下喜氣洋洋戴軍銜的時候，不僅沒有獲得軍銜，還被要求退出現役。她們就是1955年集體退役的10萬女軍人。

長征到達陝北的女紅軍，左起陳琮英、蔡暢、夏明、劉英

我軍在1952年的時候，共有11萬女軍人。這些女軍人在革命戰爭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中有許多是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參軍的，稍晚一些入伍的也參加瞭解放戰爭。由於性別的原因，這些女軍人在戰爭中經歷的艱辛，甚至比男軍人還要多。她們怎麼也沒想到，全軍實施軍銜制的時候，就是她們離開軍隊的時候。

早在1952年12月，北京召開聯席會議，做出了在全軍將陸續轉業復員10萬女軍人的決定。全軍11萬女軍人，一下要退役10萬，只留1萬，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女軍人要離開部隊。

志願軍女兵戰場留影，她們絕大多數沒有授銜

1953年7月10日，軍委發出《關於處理婦女同志轉業及調整婦女同志工作的補充指示》，隨後，總政在《關於今後部隊婦女同志工作問題解釋要點》的文件中提出，部隊女同志應大批轉至地方工作或學習，有的要復員當家屬。

這些政策，最終在1955年落地。1955年年初，軍銜評定工作進入最後關頭，國防部發布了《關於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這一文件對女軍人的命運影響深遠，而且文件名稱也讓很多女軍人想不通：為什麼會使用“處理”“留用”“婦女工作人員”這樣的詞語？這意味著女軍人是要被“處理”的，即使被“留用”，在文件的語境中也只是“工作人員”，而不是軍人，不是戰士。幾十年後，很多當事人對此也是困惑的。

志願軍女衛生員在戰場救治傷員

在這個《決定》中，有兩條硬性的規定，即：

一、在軍、師及其以下的機關、部隊，除師屬衛生營外，不論擔任何種職務的婦女工作人員，應一律調離部隊，分別按轉業或復員處理，並限於1955年6月底以前處理完畢，期滿後未處理者，停發薪金。

二、在軍以上機關或後勤部門，現在擔任各種職務的婦女工作人員，凡不符合該決定所指的範圍者，均應作轉業或復員處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處理完畢者，一律停止供給。

在上世紀50年代，軍人的社會地位崇高。在這個時候轉業復員，對這些為了新中國浴血奮戰、九死一生的女軍人來說，在情感上當然不容易接受，因而很多女軍人不理解、不情願、想不通。

西藏軍區文工團的女幹部趙邦玲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部隊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18軍的文藝工作者，在艱苦卓絕的進軍西藏中，和男軍人一樣長途跋涉、負重行軍，爬雪山、趟冰河，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在戰鬥行軍中，也一樣拿起槍參加戰鬥。為什麼在授銜時就對女軍人“另眼相看”呢？

西藏軍區文工團女幹部趙邦玲與丈夫在西藏留影

我軍女軍人的傑出代表、從秋收起義就參軍的李貞，在這次授銜中被授予少將軍銜，但相對於絕大多數退役的女兵來說，這只是極少的個例。許多在紅軍時期就入伍、在軍中享有很高聲譽、對建立新中國做出特殊貢獻的一批女軍人，如蔡暢、鄧穎超、康克清等人，以及紅軍時期唯一的女高級指揮員、擔任過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張琴秋，也未授銜。

李貞（1907—1990），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

那麼，為什麼在授銜之前，要讓10萬女軍人退出現役？這主要是因為我軍全面學習蘇聯模式，大力推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在女軍人的問題上，蘇軍的做法是儘量縮減女軍人數量。1952年，蘇聯顧問卡蘇林明確提出：“婦女幹部不宜大量留在軍隊工作，留軍隊工作者應與男子同樣要求，並能隨時奉令調動，否則不授予軍銜。”卡蘇林說，當時蘇聯軍隊少尉以上的女軍官只有20餘名，軍銜最高的也不過是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