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朱祁钰（1428年9月11日—1457年3月23日），明朝第七位皇帝（1449年―1457年在位），明太祖朱元璋玄孙，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母为贤妃吴氏，年号景泰（1450年—1457年）。
(明代宗朱祁钰画像)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驾崩。二月，朱祁钰封郕王，奉藩京师。正统二年四月，行冠礼。
(《大明风华》中李昕亮饰演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1449年），朱祁钰的皇帝哥哥明英宗御驾亲征，留他为监国。结果爆发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瓦剌咄咄逼人。一时之间，朝野震惊，京城人人自危，甚至有的富户准备转移财产，个别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
面对危机局面，大明朝堂之上围绕是“战”还是“迁”开展了纷争。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首先是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迁都南京，以避刀兵。”南迁“之议，颇得一些大臣支持。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认为皇陵、宗庙、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轻易迁移；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
(《女医明妃传》中黄轩饰演朱祁钰)
正统年间，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如今皇帝被俘，王振被杀，众大臣纷纷吐气扬眉，甚至跪在午门外，要求监国朱祁钰惩处王振余党。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并将王振同党，王振外甥——王山也被当庭打死，史称午门血案。朱祁钰害怕想回宫去，于谦拉住他的衣袖，说王振罪当诛九族，马顺等罪当死，应不予追究。于是，朱祁钰下令马顺等罪有应得，众臣无罪。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文上书朱祁钰，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承继大统。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等大臣禀明孙太后，最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拥立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的王振党羽纷纷落马。
朱祁钰登基之后，还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骗开关门失败。瓦剌气急败坏，发兵攻打北京。朱祁钰任用于谦等人，组织北京保卫战，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在同年十一月击退瓦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突如其来登上皇位，大权在握，朱祁钰也就不愿意放手。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军多次击败瓦剌。瓦剌首领也先见捞不到好处，便想放了明英宗，借此求和。他想放，可是朱祁钰却不愿意接。大臣建议朱祁钰迎回明英宗，他不悦，说我本来不想当这个皇帝的，当初是你们逼着我当的。这个时候，于谦说，皇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更改，所以理当尽快接他回来。朱祁钰见最得力的大臣都这么说，只得说：“听你的，听你的。”便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出使瓦剌。派去瓦剌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朱祁钰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朱祁钰也减了又减，明英宗抵达北京后，由安定门入城。之后，改乘法驾，入东安门，朱祁钰自东安门出迎，行拜见之礼，明英宗答拜，互拉双手，泪涕沾襟，相互推辞逊让了许久。
将明英宗迎回了北京，朱祁钰随即把哥哥软禁在南宫。一锁就是七年。
明英宗回归之后，虽为太上皇，却被软禁在南宫。朱祁钰从内心来讲并不希望明英宗回朝，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朱祁钰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
随着帝位渐渐巩固，朱祁钰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明英宗的太子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为此贿赂朝臣。
土木之变之际，孙太后先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后立朱祁钰为帝。孙太后的用意很明白：大明江山依然是明英宗的，朱祁钰只不过是代理执政而已。由于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朱祁钰不得不慎重。他先试探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金英立刻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
初步试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朱祁钰很是隐忍了一段时间。然而，他仍旧不停地试探，甚至贿赂朝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终于换来宦官和朝臣的默认。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朱见济并不是汪皇后的儿子，因此她并不同意丈夫的做法。她悍然争辩，随后被废了皇后，打入冷宫。就这样，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把侄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废掉，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不想到了第二年，朱见济就夭折。朱祁钰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明朝信奉正统，认为皇位应该属于英宗一系。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时兼陈一切弊政。朱祁钰闻讯大怒，钟同被下狱杖死。
朱祁钰正当壮年，子嗣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尚未显得突出。可是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他突然得了重病，皇储的问题再次摆上桌面。众臣议论纷纷，一时之间，定不下来。十六日内宫传来消息，说朱祁钰病体康健了。于是众臣准备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再商议皇储问题。这一夜，爆发了夺门之变。石亨亲眼看到了景泰帝的病况，估计其行将不起，便与徐有贞秘密策划，准备迎请英宗复辟。之后，二人密禀孙太后，取得了她的懿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凌晨四更，石亨、徐有贞等人领军打开长安门，接着迅速赶到南宫，请明英宗复登大位。到东华门，守卫大声喝止，明英宗高喊：“我是太上皇！”东华门随声而开。明英宗堂而皇之进入大殿，五更时分，百官在午门外朝房等待朱祁钰升朝，忽然听到宫中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出来高声宣布：“太上皇复位了！”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在徐有贞的催促下，匆匆整队入宫拜贺。朱祁钰听到钟声，问周围的人说：“这是于谦吗？”。周围的人回答说：“不是，是太上皇”。朱祁钰说道：“哥哥做皇帝了，挺好的。”
明英宗复辟当日即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并将一批大臣、太监下狱。随即废朱祁钰为郕王，将其软禁到西内永安宫。朱祁镇复辟后两三天，在朝堂之上对大臣们说，弟弟的病好多了，可以吃粥了。众臣皆默然不语。一个月后，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癸丑，朱祁钰死去，死因不明，一说为被人杀害。正月二十一，明英宗改景泰八年（1457年）为天顺元年。不久之后于谦等当初拥立朱祁钰的大臣，纷纷被明英宗以谋逆之名，处死。景泰朝结束。
明英宗复位后，下诏指斥朱祁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并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朱祁钰终身为恶。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朱祁钰因此成为明朝迁都北京之后，仅有的一个没有被葬入帝王陵寝的明朝皇帝。
但成化年间，一些臣僚开始为朱祁钰不平，他们认为朱祁钰危难之时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却谥以“戾”，很不公平。甚至有人责问，当时若不是朱祁钰即位，瓦刺如何能退，明英宗如何能返京。
明宪宗虽然曾被朱祁钰废去太子地位，但对这位叔叔的功绩还是相当理解。几经周折，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下诏恢复朱祁钰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并下令按帝陵的规格修饰陵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景帝的功绩。但明宪宗没有给朱祁钰全面平反，所定谥号仅为5字，而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17字，朱祁钰在规格上较其他皇帝低，而且朱祁钰还没有庙号。
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朱祁钰才加上庙号代宗，并增加谥号到17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至此，朱祁钰在礼仪规格上与明代其他皇帝平等了。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了。
主要功绩
政治:稳定时局
由于连年的征战和瓦剌的劫掠，在加上内地的水患，全国灾区连连，饥民遍地，朱祁钰针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巩固大明江山。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招贤纳士，清除阉党势力，稳定局面，重用于谦等贤臣，吏治为之一新。
军事
军事上，对于瓦剌的进攻趋势，采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筹集粮草，厉兵秣马。重新组织新的戍军，于谦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10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成五个团营；景泰三年（1452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5万人，并被改组成10个团营。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于谦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当来自各营的士兵必须共同作战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在于谦计划的安排下，每个团营由一个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由一名从将领中选出的战地统帅控制。对戍军的监督到那时为止只由宦官负责，这时扩大到京师的官僚集团。
(于谦)
总之，朱祁钰建立了统一指挥制度，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之后瓦剌出现内讧，也先被杀，对明朝已经构不成威胁。
景泰二年（1451年），朱祁钰派遣督察院文臣督管宣府、大同、蓟州三地军屯复垦。景泰三年（1452年），于谦提出“核丁法”，每年两次由兵部和督察院联合核查团营人数，防止官兵吃空额。景泰七年（1456年），命兵部武库司设立“准样图”，明朝武器制造和发放有了标准管理。同时还清理了一批违法军官。
发展经济
经济上朱祁钰采取了舒恕的政策，对受灾严重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减免税负，并且赈济灾民，安抚流民。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停止各类采办，又下诏天下巡抚署理各省农桑事务，倾力发展经济。
(明代宗朱祁钰)
治理水患
朱祁钰还派官员治理河患，消除水灾，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主张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宠和此后担任次要职务的徐有贞在景泰四年（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派去进行修复工作。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确定主要的出事地点，然后制订一项复杂的施工计划，让许多独立的劳动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施工，结果他雇了5.8万名劳工劳动500天以上，他的计划不仅仅是修复破损的堤坝；一条几乎长达100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他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200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景泰六年（1455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在景泰七年（1456年）经受了灾难性的洪水，并维持了34年。徐有贞受到厚赏，在景泰八年（1457年）被任命为副都御史。
(徐有贞)
文化一:制定《寰宇通志》
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朱祁钰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朱祁钰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全书共一百一十九卷，分两京、用布政司，司下辖府州县，再分别立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古迹、人物等三十门。系明代地方总志。
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为不使朱祁钰有修志之美誉﹐以它“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词﹐命李贤﹑彭时等重编《大明一统志》﹐以传后世。天顺五年（1462年）四月，《大明一统志》成，即毁《寰宇通志》版，因而传世甚稀，1947年﹐郑振铎将其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印行。
文化二:景泰蓝的盛行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制造历史可追溯到元朝，明代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最为盛行，朱祁钰定年号为“景泰”，当下“景泰蓝”中“景泰”之内涵，早已超出“大明景泰”的狭义概念，而被赋予更多美好的意味，如和谐、友谊、和平、繁荣、昌盛、如意、高雅、智慧等。而“景泰蓝”的“蓝”，也不单指蓝色釉料，而是把所有的釉料统称为“蓝”，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点蓝”、“补蓝”、“烧蓝”等行业特有名词；并且，几百年过去，景泰蓝的工艺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纯手工制作风格，它的掐（丝）、点（蓝）、烧（烘烧）、磨（光）、镀（金），环环相联，浑然一体，相互辉映，形成曼妙的“五步曲”。
民族:平定少数民族叛乱
从景泰元年（1450年）开始各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再加上贪官污吏的盘剥，西南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民变，朱祁钰启用王翱担任两广总督，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叛乱。
朱祁钰时期的基本问题是恢复稳定。军队的改革已经恢复了边境的稳定。但是，15世纪50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少数民族叛乱。在长期受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来成了吏部尚书。正统十四年（1449年）和景泰元年（1450年），贵州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从景泰元年（1450年）至景泰三年（1452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进行镇压。景泰五年（1454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景泰七年（1456年）湖广的苗族起义。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起义，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
外交:励精图治
由于朱祁钰和诸位老臣的励精图治，短短数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颓势，国势蒸蒸日上，当时的朝鲜、越南、泰国、琉球等国纷纷来北京向明朝进贡。
当明王朝面临危难之际，朱祁钰重用于谦等大臣，反对南迁，高举抗敌的旗帜，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抗击并打败了瓦剌，有效遏制了瓦剌南下的野心，巩固了大明朝的江山，使得百姓免遭兵祸，功不可没。同时，启用正统以来被迫害的忠臣贤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朝野清明。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稳定，这一切都是不可抹煞的功绩。已经当了八年皇帝，身份得到了全国的承认。
然而朱祁钰恋栈权位，不但不思迎回已经被架空为太上皇的明英宗，还把他软禁于南宫，八年之间不得出入。同时执意废掉侄儿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企图让自己的后人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结果病笃之时，小人趁势而发，仓促间，不能全贤名于一生，足可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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