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
瓦爾特·本雅明於1892年生於威廉二世時期的柏林，於1940年和平曙光初現之際在西班牙邊境自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的文學批評作品開始被翻譯成英文，他本人則被譽為對評估藝術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地位做出原創貢獻的功臣。現在他被公認是“理論”的早期元老之一，此處大寫的“理論”作為一個籠統概念，囊括了各種讓學者們以為能與藝術家並駕齊驅的藝術研究方式。本雅明尤其被想當然地視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然而一個可悲的事實是，更多時候他只是被想當然地引用而非真正被閱讀。本雅明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是所有人都有所耳聞的名篇。它的中心論點很少有人質疑，正如很少有人懷疑他作品的整體價值。他的英年早逝如此悲劇，以至於沒有人不想把他的一生看作一場勝利。但是在他的個人悲劇發生之前，已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死去，而最應引起那些具有歷史思維的觀察者深思的，是如此聰明的一個人何以遲遲看不清納粹的意圖。我這樣說可能聽起來既放肆傲慢又冷血無情。本雅明的散文風格致密渾厚，更加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不朽地位，浸潤在他個人災難的悲光之中。然而，作為一位追求真實的批評家，而非一出傳奇劇的主人公，這才是本雅明理應獲得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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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創一個更加純粹的領域恰恰相反，神話性的、直接的展示暴力表明，它在根本上等同於一切法律的暴力，而且將對後者的懷疑轉變為對其歷史功能之危害性的篤定，因此對後者的破壞也成了義務性的。
瓦爾特·本雅明《文選》卷一，1913-1926，249頁
行文洋洋灑灑而又晦澀難懂，我們不妨暫且停下，去看一看它的作者。這篇文章題為“暴力批判”，大段內容“氣質”（strain）都如以上引文。在本雅明這裡，“氣質”是關鍵詞。本雅明的可悲命運也在於，他的名字在知識界被四處拋擲，而知識界的很多人並不清楚何以如此，他們隱約知道他是文學批評家，卻不知他為什麼總是越過文學評論去談論別的東西：他進入了理論的範疇，在那裡，作品晦澀難懂的文學評論家會被視為哲學家。他一直很聰明，卻甚少通透：這樣的天資組合正適合達到玄妙高深的地位。屢被提及卻鮮有完整引用，本雅明已經成為多元文化視野的一個代名詞。但是後現代主義憑空所得的無所不能，依賴於對事物不加分析就隨意關聯的手段，而將本雅明作為先驅的慣例引用正是其症狀之一。在燈光灰暗的會議大廳，所有的話題都一起討論，所有要員都知道他的大名，儘管似乎沒有人記得他到底說過些什麼。在本雅明廣為人知的二三事中，人們記得他曾說過，他的祖國不是德國，而是德語。這句話飽含血淚，有著對統一的新歐洲的展望希冀，我們知道它現在已然進入實現統一行動的最後階段。這裡安居著姊妹城滿面紅光的快樂居民，即將成為一片美好的“新地”，除了語言不同之外，沒有真正的邊界。不幸的是，本雅明，以及舊歐洲的全體猶太人都生活於另一個時代——人們通過其他手段來實現統一，也為了其他目的。在希特勒統治下的新歐洲，一切國內政治全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密不透風的鐵絲網。本雅明作為一個說著法語，本該四海為家的世界公民，如今竟然四面楚歌。在法國與西班牙接壤處，自由近在咫尺，卻差一紙簽證。本雅明選擇自殺，因為他深信自己無法逃出納粹的勢力範圍。他窮其一生都在紙上寫作，但是最終未能找到出路。
要是他能得到自由，或許又會有一篇關於護照和許可證的經典文章問世。他滿腹經綸又洞察入微，最拿手的就是論述文化的細微變遷。他本可以就“拿手好戲”來寫篇文章：如果他還活著，大概已著手去做了。用厄恩斯特·布洛克的話來說，本雅明天生就對隱晦細節敏感（出自1968年出版的《瓦爾特·本雅明二三事》中的一段溢美之詞，該書由眾人憑弔的頌詞結集而成）。研究文化的附屬品並不新鮮。他摯愛的普魯斯特（本雅明是首位將其作品正式譯為德文的人）曾說過，當一個人的接受能力到達一定水準，他從肥皂廣告中學到的東西不會比從帕斯卡的《思想錄》中來得少。馬拉美並不覺得翻看女性時尚雜誌就是屈尊獵奇。比起千篇一律的陽春白雪，波德萊爾更傾心於曇花一現的時尚潮流，並預言了直到現在也盛行的一大傳統——當受邀出任《時尚》雜誌的特約編輯時，即使是眼高於頂的法國藝術家及知識分子也難擋誘惑。你不妨試試攔住他們！
本雅明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他時刻準備進軍新領域，而在於當他有此決定時，他會走多遠。比起成人讀物，他會在兒童讀物上傾注更多精力。當然，如果他在每一個新領域都沒做出多少成績，那也不會如此有名。但他在很多領域都做得風生水起，使他的作品整體顯出超凡的智力。《米德爾馬契》中卡索邦先生所著的《世界神話索引大全》只是在連篇累牘地臆造聯繫，但我們覺得本雅明與他不同，他是能夠發現真正的關聯的。在阿諾德·湯因比之後的歷史學家中有一個共識，即按照某種理論寫出的歷史多半粗製濫造。儘管如此，本雅明的某些歷史理論聽起來還是不錯的。本雅明堅稱，科學也需要一種理論，不是各種理論，而是作為所有理論之基礎的那一個理論。實證已經表明，科學不需要這一理論條件。（無論愛因斯坦是通過什麼方式得出相對論，都不是通過違背某種科學理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本雅明熱衷於在具體細節中驗證自己的偏好，以一架抽象度適宜的升降設備來抬高細節，這讓他看上去足夠嚴肅，當時德國哲學仍有著強烈的形而上學色彩。1960年代，同樣的熱衷再次發揮作用，已逝的本雅明如葛蘭西一般，作為文化思想家重新在世界揚名。他活得不夠長，馬克思主義信念毫髮未損。披頭士時代半吊子的年輕知識分子一窩蜂地撲向社會學、哲學、文化內涵，對他們而言，本雅明那為數不多的斷章殘篇就像是一粒知識的複合維生素片，又因其難以吞嚥而愈發被認為功效奇佳。林林總總的英文譯本加強了這一效果，譯者們為免被扣上夾帶私貨的帽子，把原文的佶屈聱牙全盤搬來，偶爾為之的詩意卻不見了蹤影。他越難懂，便越可靠。他可不是那麼好讀的。
本雅明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或許更好的譯法是“機械可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它是一篇非典型的本雅明作品，主旨和文風都比較容易理解。不幸的是，一旦被理解，這個觀點就容易被拆穿。本雅明宣稱，一件藝術品如果被複制，那麼將會失去其“靈暈”。將這句話進行合理延伸，其蘊含意義便是獨一無二的畫作有“靈暈”，而可以被複制數百萬份的照片則不可能有“靈暈”。在洛杉磯的一個下午，我對這一誘人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定論，那是在拍攝間歇的休息時間，多年來我已經學會應該把這些時間用於自我提升，而不是躺下來祈禱收工。那是在蓋蒂博物館（彼時還在馬利布），我偶然看到了溫特哈爾特所繪的塞恩-維特根斯坦家族一位公主的肖像，畫面華麗而冰冷。畫掛在牆上，公主凝望著卡特琳娜島方向的大海，一副我能買得起這島的神情。她是納粹德國空軍一位王牌夜間戰鬥機飛行員的祖先，自然引發了我的興趣。她有著身世背景，死後應該也不乏故事：她是個媚人心魂的絕色尤物。至少溫特哈爾特設法讓我們相信這一點，或者他也在努力使公主相信，這樣他也算對得起酬金。但它只不過是一幅尋常的肖像畫，與另一位貴族的忠實僕人，宮廷畫師馬卡特筆下的聖徒形象頗為相似，只不過人物光線畫得亮一些罷了。這幅畫的標價肯定上百萬，但這樣的人物比比皆是。後來我返回旅館，翻看約翰·科巴爾美妙絕倫的咖啡桌畫冊——《好萊塢攝影大師的藝術》。翻到惠迪·謝弗為麗塔·海沃思拍的照片，我又一次沉醉於其簡約絢爛的風格。塞恩-維特根斯坦家族的那位公主看起來很漂亮，但如果談及“靈暈”，從這個詞的任何意義上來說，她與這位電影明星都相差太遠。哪個是畫的，哪個是拍的？本雅明收集了不少精美的書，即便他其實沒法去讀：它們不過是複製的藝術品，可是如果不是因為“靈暈”，又為何輕撫它們？每當本雅明越過自己對相關細節的感受，讀者自己對相關細節的感受就會在他的抽象理論中打出洞來。他的觀念總是脫不開那一套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詞彙，這對他的名聲足可慶幸，雖然對這個世界整體的大腦健康來說是不幸的。更具代表性的是一篇關於卡爾·克勞斯的文章，克勞斯坦言，他唯一明白的地方就是這篇文章是寫他的。
要想反對包羅萬有的晦澀理論，我們只能說它整個毫無意義，但很少人有這個膽量。克勞斯這麼說了。既然本雅明作品的英文譯本現在終於陸續出版了，我們便有足夠的機會認為，克勞斯才是真的懂本雅明。克勞斯有他自己的侷限性，但對那種繞著自己轉圈圈的修辭，他的耳朵是不會聽錯的。本雅明就是這樣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還有所懷疑，我們不妨再讀讀上文引用部分後面的內容。你已經知道“因此”，“破壞”已經成了“義務性的”；但這還沒完，下面還有“這一”呢：
這一破壞的任務，再一次地，從根本上提出了那種可能有能力叫停神話式暴力的，純粹直接的暴力的問題。就像上帝在所有領域反對神話那樣，神話式的暴力也遭到了神的對抗。後者在所有方面構成了它的反題……
這只是一例。“因此”“這一”“可能”“就像”——這類散文中的絲絨之霧：若是在其中呼吸，你會被布料嗆住。當時本雅明很年輕，但是這種辯論式文體不會被冷落太久。在接下來的幾卷，或者是下一卷中，這位年齡稍長的評論家會討論更接地氣的主題。然而永遠不變的是與之俱來的形而上學的思辨，盤旋著飄向天花板，就像裹杏仁餅乾的紙被點燃，在自己產生的團團熱氣中升騰。（在意大利餐廳第一次見到這個戲法時，我立即想到一場不堪推敲的辯論也可以這樣。）除了談複製的藝術作品沒有靈暈以外，本雅明另一個廣為人知的靈思是講巴黎寬廣的人行道為何特別適宜咖啡館生活。他的觀點很有說服力，即便那在當時就已經算老生常談，但未來的讀者應該注意，它所激起的探討研究看來是無止境的。本雅明將其對理想歐洲城市的大致構想寫成了文章，並不斷地展開擴充。他本來要寫成一本書，可惜直到去世仍未成稿。但即使他還活著，也不一定會完成，因為它最明確的目標是“包羅萬有”（Get Everything In）。泛視角派學者常將這本書列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未盡作品之一，假如完成的話會是一個浩瀚的奇蹟。實際上，這本書的殘章斷篇都被收錄到《拱廊街計劃》這部有著迷人標題的書中，一些批評家——尤其是喬治·斯坦納——因此更為確信，這部作品一旦完成定是不朽之作。但是對我們這些被他的文章搞得垂頭喪氣的人來說，這本消失的天書不會有多少魔力。本雅明有著一項令人羨慕的天賦，就是揣摩其他人早就明白的東西，然後把結論擴寫為冗長的思辨，令所有人望塵莫及；於是我們有無數理由懷疑，那本“饕餮萬象”（omnium gatherum）的著作一旦完成，是否可以在以上二者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還是那個同樣的疑問：一個如此敏銳的大腦怎麼能攪和出這麼多糨糊？
《拱廊街計劃》
他的生平給出了答案：他要溫暖這炎涼的世態。現實需要被溫暖。現實便是反猶主義。本雅明家境優渥，但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斷定，猶太中產階級若相信所謂同化，實在是自欺欺人。他們在藝術、科學、商業等各個領域做得越好，也就越遭人厭惡。他們越合群，也就越扎眼。換句話說，他們本身就惹人討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奧多·赫茨爾並沒有從其他假設中汲取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動力。（維克托·克倫佩勒的鉅著《堅持到底》是1942年至1945年間的日記，指出在反對猶太人同化這一點上，希特勒一派的極端納粹主義與赫茨爾一派的極端復國主義不謀而合。）這一觀點已廣為人知，但是本雅明可能由於在年少時就受其影響，對它進行了自以為是的扭曲。他選擇鄙視容易輕信的猶太中產階級，進而鄙視整個中產階級，但他鄙視的不是帶偏見的非猶太人。他一直嚮往文明開化的社會，並在馬克思主義中看到了希望的種子。兩股不可調和的勢力終將合力推翻魏瑪共和國，而本雅明出於客觀的理由（正如馬克思主義者一直說的那樣，直到最近才改口），加入了其中一方。魏瑪共和國本來有望抵擋住來自共產黨或納粹的壓力，但最終腹背受敵而亡。
本雅明習慣了在歐洲輾轉漂泊，隨處為書房，常常是看得到海的地方，也因此得以在納粹佔領德國之後抽身而退。保持合適的距離本當有利於更準確的觀察，但是他那種混雜的馬克思主義信念——和友人布萊希特一樣——縛住了他的政治分析能力，以至於他認為納粹政權是資本主義的合理產物，而不是一種激進勢力，雖然它分明就是。（在《被忽視的警告》一書中，馬內斯·施佩貝爾曾說，當納粹終於上臺執政時，本雅明從沒有想到自己處境危險是因為猶太人的身份，他覺得危險來自於他是共產主義者。猶太人也是資本家，為什麼納粹要攻擊他們呢？）根據共產國際的總路線，資本主義危機遲早會把納粹擊潰。“遲早”變得很遲，最終也沒有發生。如果本雅明再多等一會兒，他就會在家中被逮捕，最後難逃被扔進集中營的厄運。等他終於出逃之時，已是九死一生。如果他事先有所準備，或許可以越過邊境，但是我們不該指責他的天真。許多長於世故的人也像他一樣死於絕望，因為納粹不遺餘力地要把世界變成一個生無可戀之地。漢娜·阿倫特在寫給卡爾·雅斯貝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本雅明的死（《1926-1969書信集》，77頁），她的一個觀點值得我們注意：“‘四散逃生’這種氛圍實在讓人不堪，自殺是唯一有尊嚴的姿態。”有尊嚴地死去是唯一肯定生命的方式。阿倫特身處美國，性命無憂，這樣提出自願死去是逃生無望者唯一的尊嚴選擇，不免有些苛刻，但她有一點沒說錯，當普通人的生活突然變成各保各命，這種壓力讓人何等不堪。落後者落入魔爪，本雅明就是其中之一。
德國一貫的反猶主義（前納粹時期的舊反猶主義主要靠驅逐而不是鎮壓）還有一個附帶結果，如果本雅明能活到寫自傳的年紀，他可能會加以研究。他的自傳在這一問題上定會毫不留情地自我反省，因為最後令他束手無策的除了他的反抗，還有他的默許。本雅明一直沒有得到他完全有資格獲得的大學教職，他沒有將這種拒絕化作工作的動力，反而任由自己活在這陰影之中。即使到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大學仍在沿襲以往的定額分配製，令猶太人極難在大學找到教職。本雅明渴望到大學任教，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願望。與他有著同樣批判天賦的猶太人在被大學拒之門外後被迫進入新聞行業，這是本雅明永遠不會做的選擇。他們接受新聞業對“可讀性”的要求，盡己所能去寫文章，而不是論文專著。他們寫的書都通俗易懂。回首過去，我們發現這些新聞工作者豐富了德語語言文化，將後者從高高在上故弄玄虛的論文中解放了出來。他們的書面口頭交流都是研討會，把咖啡館變成了大學，與此同時大學體制愈發僵化，論資排輩，只看重聲名威望，這一特點使大學面對政治壓力時不堪一擊。新聞工作者則完全置身事外，其中最聰明的那些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抓住時機為文明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從通俗文化中汲取養分，以滋養文明之永恆。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為報紙撰稿時，本雅明的文章寫得也像要拿個博士學位一般。如果能安全逃離，或許他將不得不改變寫作風格，這肯定是件好事。哀嘆他本可以多創造多少傑作，你就得無視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他寫得其實已經夠多了。找一篇本雅明的文章，再把它和另一篇散文——比如阿爾弗雷德·波爾加的——並排放一起。本雅明的文章裡能穿透煙霧的真知灼見實在不多。有些觀點確實獨樹一幟，但它們全都需要透透氣。波爾加的文章通篇是觀點，其風格便是以最簡潔的方式將所有觀點連在一起。本雅明對巴黎的愛真切動人，但是他關於巴黎所說的一切，與新聞記者雅內·弗蘭納在一篇報道中所做的豐富觀察相比，與歷史學家理查德·科布在某篇文章中的一個段落相比，難道不顯得無足輕重嗎？約瑟夫·羅特是個來自維也納的流亡猶太人，在巴黎解放前幾天酗酒而死，他在每篇文章裡記錄的這座城市的點點滴滴，足夠本雅明觀察一年。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也都有損本雅明的名聲：其他人名不見經傳的新聞作品，從前的也好，以後的也罷，都讓他佶屈聱牙的長篇累牘聽起來不知所云。這些話是不好寫，但更不好讀。博古通今的自由學者並沒有多到我們可以隨意取笑其中哪位，就因為他是他本人文風的犧牲品，更何況讓本雅明成為犧牲品的又何止他的風格。踢一個身陷低谷的人已經夠糟糕，踩踏一個含恨而終的人無異於褻瀆。以本雅明思想之優雅，他的命運就是十字架上的殉道。但是我們現在是談論他的名氣，他仍然享有的聲望，以及他在人文學科中帶來的有害風氣，他鼓勵了這樣一種具有破壞力的觀點：認為只要是進步主義、人道主義的，便擁有高談闊論的通行證。哪有這樣的通行證。地球上的可憐人不會從巫醫那裡得到任何幫助，而當學術語言與日常用語相差太遠，它也就只剩下巫術了。
（本文摘自克萊夫·詹姆斯《文化失憶》中譯本，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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