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和共产国际及苏共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三次前往苏联，参加相关会议及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等。在三次赴苏期间，他无论是对中共六大的召开还是和共产国际及苏共交流联络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1928年5月至10月：第一次赴苏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因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举行。5月初，周恩来化装成商人，历尽艰辛，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这是他第一次到苏联。
中共六大正式召开前，5月16日，周恩来与部分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在莫斯科召开南昌暴动讨论会，检讨暴动失败的教训。6月3日，他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济难国际的报告，请求给予中国革命以物资援助。6月6日，他同联共（布）军委代表讨论中国革命中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
6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苏兆征以及周恩来等。在谈话中，斯大林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中共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就这个问题当时引起了争议，参加会议的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反驳道：在低潮时也会溅起几朵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高潮。斯大林的谈话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中共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等21人，这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会上，周恩来和王若飞还报告了陈独秀拒绝来莫斯科出席六大的理由和意见。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开幕。周恩来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然后，大会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会议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在讨论政治报告时，6月27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的发言一开始就指出：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而是要使问题都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能够了解正确的路线。对革命性质的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断，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他在这次发言中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在目前就应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周恩来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但仍是难能可贵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大会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处事果断干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周恩来还担任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人：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在组织问题报告中，他回顾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30余万人，还有4600多人被监禁，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但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进行了不屈的反抗和斗争。
对于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大都为知识分子。因此，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在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取消我党自己独立军事工作的教训。他还专门谈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强调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7月19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他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
共产国际六大结束后，周恩来没有立即回国，又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找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许多中国党员谈话，向他们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征求他们对回国后工作的意见。他查阅了中国留苏学生和一批在苏联学习的军事干部的档案材料，考虑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他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看望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向他们介绍中共及共产国际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回国后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
当时，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并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经审查作出结论：这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
1930年5月至8月：第二次赴苏
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上海，途经欧洲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一些分歧等问题。5月，到达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到苏联。
1929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设立。新的远东局在上海设立不久，就与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等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分歧。其中的一些分歧经双方协商得以解决，但是大多数分歧不仅未能消除，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此次赴苏，周恩来肩负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解决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矛盾等任务。
在周恩来离沪赴苏后，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人的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导各地的工作中发生越来越大的偏差。之前，在周恩来等人的反对下，李立三盲目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未能实现。周恩来赴苏后，李立三才得以在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此时，远东局和李立三等人的矛盾继续在激化。对李立三等人提出的一系列“左”倾冒险计划和行动，远东局给予了严厉批评和劝阻。对远东局的意见，李立三表示“不摆在心上”，甚至向共产国际要求调离远东局负责人。双方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首先面临的是解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矛盾问题。
7月5日，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向联共代表大会祝贺，并在会上作题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他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报告提出党内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
7月16日，周恩来出席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报告还提出，“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
根据周恩来介绍的中国国内情况，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错误。周恩来的认识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同李立三的争论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李立三“左”的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还引起了国内李立三等人的不满。
7月21日，周恩来会见斯大林时，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迅猛发展情况。斯大林认真听取了周恩来的介绍后，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建议应把建立红军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认真讨论，于7月23 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案肯定“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指出“暂时还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未汇成一股巨流，即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保证有必要的力量去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组织苏维埃中央政权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是第一等的任务”。决议案还承认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决议案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周恩来介绍情况的结果。
周恩来、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6月11日决议的讨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同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应该停发6月11日决议和停止武装暴动，但并没有说它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决议中只从正面阐述了国际执委会的观点，并认为中共既然已有代表来了，而且共同讨论了，希望他们回去纠正。
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和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等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随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决定改组远东局，任命米夫为书记。
8月初，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精神，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第三次赴苏
1939年8月底，周恩来离开延安，途经新疆短暂停留，第三次前往苏联。在苏期间，他在治疗臂伤的同时，进一步宣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加强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交流和联络。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赴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坠地，不幸摔伤，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仍不佳。由于他的右肘始终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右臂肌肉开始出现萎缩，如不及时治疗，有终生残疾的危险。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医治。
◆1939年9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子女合影。
9月中旬，周恩来一行由新疆经阿拉木图飞抵莫斯科。随后，他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苏联请了一批医学专家给他会诊,讨论治疗方案。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回忆，每次讨论周恩来都参加，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他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比较冒险，有做不好的可能。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活动。周恩来听后断然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最后选定了后一个方案。虽然是采用第二个方案，实际上也做了一个小手术，切除了右臂上一小块突出的骨头。尽管没有做大手术，但治疗的过程仍是非常痛苦的。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三个月，他对医疗密切配合，治疗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在医院，周恩来还一直惦记着工作。一次，师哲去看望他，他忽然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师哲劝道：“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周恩来仍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
周恩来此次赴苏联除疗伤外，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共产国际介绍说明中共的抗战情况以及国共关系，争取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1939年12月底，周恩来出院。一出院，他就投入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经历两年半的时间，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正日益暴露出来，国民党顽固派此时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情况不大清楚，有些人甚至质疑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某些做法。
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周恩来撰写了长达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共分四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他的这个报告译成俄文后交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报告内容经压缩后送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们。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
1940年1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报告。周恩来连续讲了两天时间。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能不能坚持抗战，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是关系到反法西斯斗争前途的大问题。周恩来在汇报中引用大量数据，分析抗战以来中国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陈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英勇作战的情况，说明抗战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们听了以后，都很振奋和欣慰。
周恩来还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王明所犯的错误，季米特洛夫表示十分惊讶。当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谈到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解释说中共已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有毛泽东的领导，虽然在农村中，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等人。
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决议还指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依靠本身的力量、国内的资源和自己的团结，而不要建立对外国帝国主义调解的任何幻想。至于党，必须采取措施从各方面加以巩固。
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充分认可了中共中央在抗战时期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把这个决议文本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
季米特洛夫还特意举行家宴，款待周恩来，并请周恩来回国后代表他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中国抗日将士问好。他满怀信心地对周恩来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此次在苏期间，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李德是随周恩来同机回苏联的。审查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免予处分。周恩来还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叫疗养院，国际称它为中国党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学员有蔡畅、张子意、马明方、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还把受到王明打击而被分配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调回莫斯科，准备同他一起回国。他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
3月初，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陈郁、陈琮英和师哲等。在周恩来和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就不再有代表驻在共产国际了。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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