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於2015年11月首次提出後，十九大報告又將其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任務進行部署。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應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日前表示，目前，需要進行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以及結構扭曲導致經濟增長質量下降這兩大背景沒有改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需推進和繼續深化，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舉措
楊瑞龍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主要有兩大背景。一是自2010年年底以來，經濟下行，經濟增長的傳統要素髮生了變化，比如改革開放紅利、人口紅利等衰減，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需要加速增長動能的轉換以挖掘增長潛能。二是自2008年以來，通過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重化工業等傳統工業得到刺激性增長，同時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得到了膨脹性增長，導致經濟結構扭曲、增長質量下降。
“解決結構扭曲、增長質量下降需要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解決傳統增長動能衰減需要培育新的增長動能。”楊瑞龍說，目前有兩個較好的解決辦法，一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變過去單純的要素投入為創新驅動，把創新作為未來增長的主導因素。二是從生產端入手，進行結構性調整。
針對結構性調整，楊瑞龍說，當前的主要障礙還是體制上的問題，簡單地靠刺激需求實現增長的效果很低，因此要從供給側入手，以深化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抓手，推進結構調整。
2015年和2016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補”。201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無效供給、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楊瑞龍表示，實踐證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符合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實際，能夠有效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很多現實難題，對實現經濟穩中向好發揮了關鍵作用，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舉措。
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
楊瑞龍表示，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兩大背景沒有改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八字方針中，最重要的是“提升”和“暢通”，即聚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通過改革疏通機制上的“中梗阻”，讓政策落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中，包括產業調整政策、支持高新技術發展、支持實體經濟政策、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政策等，都是改革的核心政策，但目前這些政策在傳導過程中有時會發生“中梗阻”，解決辦法就是進一步深化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楊瑞龍強調，所謂結構問題，背後是利益結構問題，而利益結構背後是體制結構，體制結構背後是發展模式。也就是說，如果發展模式不改變，體制結構就不會改變，相應的利益結構也不會改變。過去不合理的結構多與政府過度干預有關。所以，結構調整的關鍵不是簡單的政策校正，而是要調整結構背後的利益結構。改革的要義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此基礎上更好地發揮政府引導作用，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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