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評書藝術家單田芳於9月11日下午3點30分，因病去逝，享年84歲。
單田芳原名單傳忠，1935年生於天津，後隨父母遷居東北。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藝團。“文革”期間下放農村，1979年重返書壇，開始錄製廣播評書和電視評書，風靡全國。至今錄製了百餘部評書作品，在全國近五百家電臺、電視臺播放，聽眾過億。
驚堂木一拍，白紙扇一抖：“咱們言歸正傳！” 人們熟悉他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分解了幾十年，他後來寫了本自傳《言歸正傳》，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文｜單田芳
為什麼東北出那麼多曲藝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關係？趙本山說原來東北太窮，大冷天人們沒什麼事幹，就互相嘮嗑，嘴皮子鍛鍊得特別利索。這話有道理，也是眾多道理之一，我覺得主要還是時勢造英雄。
——單田芳造化竟弄人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在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帶著我闖關東。來到東北後，分別在營口、瀋陽、長春、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地演出。我跟隨父母居無定所，四處漂泊，全靠我母親天生一副好嗓子，“吼”出了一個名利雙收的小康之家。小時候我就在後臺扒拉著看，就受這個氛圍的薰陶。
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官欺、民狹、嘎子攪，私官兩面是非多多，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上下打點、多方周旋，耗費大量的心血，這是我親眼目睹的———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給人斂錢。一段書三分錢，“捧場了捧場了”，就這麼喊。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雖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但當時我心裡覺著：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啊，我可不願幹這個。
父親飽受沒讀過書、沒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託在我身上。我6歲上私塾，學“人之初，性本善”；8歲上“洋”學，學國文和日文。為我請過一個老學究楊爺爺，為我業餘補課，他巴不得寶貝兒子能早日成材，做一個有大學問的人，找一個令人羨慕的好職業，做一名教師、工程師或醫生，以此改換門庭，徹底擺脫曲藝這個“下九流”的行當。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禍從天而降，在同一天裡，我父親、母親、外祖父、二舅、三舅這些親人，都被公安部門帶走。半年後，母親、外祖父獲釋；父親、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別被判處6年、8年、5年有期徒刑，父親那年剛好43歲，受其影響，我前半輩子沒得好，成了灰色人物。
好不容易盼著父親快要刑滿回家了，更大的意外又發生了。母親和父親忽然離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了瀋陽。主心骨不在，能掙錢的老孃也走了，我如泰山壓頂，心靈和經濟雙重的壓力可想而知。期間我收到過東北工學院和瀋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可是趕上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裡人說，你還是學評書吧。
骨肉聚還散
等到父親徒刑期滿回到家中，面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愛妻改嫁走了、兒子結婚了，兒媳也沒離開本行，是個說大鼓書的，而且比兒子的年齡大8歲。後來，父親對我坦誠地說：“當刑期滿從監獄回到家時，恨不得一頭撞死，因為我的願望和寄託全沒了，全毀了。”
畢竟骨肉情深，很快，父親原諒了我，但不去鞍山與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學評書從頭再來，一掃多年依賴妻子掙錢的習慣。可是，這一切努力已經太晚，他一無文化，二來年近五十，想說書，從頭再來，談何容易？很快，他就被瀋陽市曲藝團裁員，轉業到瀋陽市大東區的一個塑料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
1969年冬，在等待下鄉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就利用這段空閒，把患病半身不遂的父親接到鞍山，想盡一下做兒子的孝道，這是我們父子倆一生當中最親密的接觸。我和父親幾乎無話不說，相互交心。從兒時起，聊到我入學，又聊到小時候我不聽話、淨淘氣，甚至愛撒謊等等。
我埋怨父親當年出手太重，沒短了冤枉我，打我，還包括打我的兩個師姐（父親的徒弟）。看得出，父親很內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幾蹦，極為感慨地點了點頭，發自內心地接受了，接著說：“那個時代都這樣，我那輩兒都是在打罵聲中長大出徒的。唉，老貓房上睡，一輩傳一輩；另外，打徒弟的事兒，都說‘打戲子打戲子’，你不打，她們出不來呀。現在看來，過去做得的確是太過分。”
父親和我面對面地坐著。我望著他那日漸消瘦的五官，那對突出的眼睛，滿是刀刻似的皺紋，一頭銀髮及那動作遲緩的肢體……不由得悲從中來，淚灑衣襟。
我很想讓他頤養天年，可惜那時我的政治生命已被剝奪，而且，我和老婆孩子，即將被遣送到農村。在我和父親分別的時候，老人家一手拄著棍子，一手撫摸著我兒子老鐵的頭說：“田芳啊，我這輩子算完啦，你這輩子也就這樣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農村有多苦，你都要挺著，再苦還能比監獄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孫子。他個孩子招誰惹誰了，跟著你們去受那份罪呀。”
我目送父親上了回瀋陽的客車，這是父親留給我的最後的影像。兩年後，父親去世。
四海苦漂泊
我在東北呆了幾十年，現在人說，為什麼東北出那麼多曲藝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關係？趙本山說原來東北太窮，大冷天人們沒什麼事幹，就互相嘮嗑，嘴皮子鍛鍊得特別利索。這話有道理，也是眾多道理之一，我覺得主要還是時勢造英雄。
東北人本身粗獷，頭腦活躍，有句話講“江北的鬍子不開面兒”，“鬍子”就是土匪，東北的鬍子不給面子，管你是三爺還是四爺介紹來的，照樣截住打一頓。所以亂世求生，就是門學問。我那時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領著走江湖，自己不能獨立。等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
我第一次登臺初學乍練，都不知道怎麼說，感覺是胡說一通，說完都想不起來說了些啥，我自己特別不滿意。但是有了失敗，才有了後來的成長。經驗積累多了，慢慢就靠說書有了收入和社會地位，也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當低賤了。
但是後來又趕上文革了，可以說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這比打仗厲害多了。打仗時候倖存者還是挺多啊，飛機扔炸彈，哪兒那麼巧就扔你頭上？可要論危險係數，這個“文化大革命”是無一倖免，誰都跑不了。我就是因為說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麼活兒都不會幹。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幹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農村老百姓本地人還有個親戚能照應，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餬口，家裡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後來就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
我就跑了。
從那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天羅地網，你能跑到哪裡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流。哈爾濱、長春、瀋陽，好多地方。當時的心情，感覺自己就跟臺灣來的特務一樣，隨時防範人家抓捕。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了製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去賣。人家一看，我女兒端個小瓶子站百貨商場門口，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苞米麵一斤三塊錢，那也得買，也得活著。
直到1978年，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八千多塊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
功成念故鄉
按現在的說法，四十多歲重新開始幹事業，不容易。我兩世為人，才明白什麼叫自由，自由多麼可貴。以前說過很多書，看過很多電影，不知道奴隸是啥樣。經歷一番苦難，噢，原來沒落實政策那時候，就是奴隸，變相的奴隸。
說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後，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說法不一樣了。評書是一種演義，不是正史，也可能“理兒不歪，趣兒不來”，自己會有意無意地把歷史說反了。在茶社裡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說點車軲轆話，說完一段抽根菸，都沒關係。電臺不行，電臺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上電視說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空無一人，說成什麼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麼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還有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裡邊說，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鬆懈，沒把他們說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後搬來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臺裡去錄，後來我自己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第二個，北京交通越來越不方便，有時候堵車，急死也過不去。我一看，這錄音也沒什麼神秘的，就是牆上貼隔音板，地上鋪地毯，麥克買好點的，門加厚點關上，我在家也能錄。這樣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做功課。睡不著啊，工作積壓在一起，全國四百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故事怎麼回事，哪是重點哪該刪掉，心裡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這些年下來，要說哪兒是家，真是個難題。如今我人和戶口都在北京，公司事業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唄。北京郊區，尤其懷柔那邊，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說還出國溜達什麼啊，哪兒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歲，也忙不了幾年了，心裡想著，最後還是得回家。我從鞍山出來，老家熟人多，親戚多，沒事串個門，敘敘舊。北京當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幾個人是打偽滿洲國那會兒過來的？講起過去的事兒，還是找東北那些老人。
老來思平生
我要是不說書了，真不知道幹什麼去。評書是傳統藝術，後繼有沒有人，是個問題。外界感覺好像說書的就這麼幾個人，其實並非如此。我到東北地區和河北地區，那些小縣城裡，說書人很多，只是還沒什麼名氣。現在都講究品牌，電臺電視臺也一樣，放單田芳的評書，聽的人多，就有企業願意拿錢做廣告。
最近兩年我倡導“紅色評書”，想的是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咱們應當說說新中國來之不易，說說這些開國元勳的豐功偉績。這想法出來，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頭一個講誰合適呢，遇上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將軍。她是長征時候最小的戰士之一，給我講她的經歷，講她的父親，我很受感動。關於賀龍的書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來，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錄了三百集《賀龍全傳》。從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幫”迫害至死，都錄下來了。
從《三國》、《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說到紅色經典，書裡有這麼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麼樣？這一輩子下來，我崇拜的是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扶困濟危雪中送炭，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現在寫出本自傳，取名《言歸正傳》。說了一百多套評書，老是別人的故事，到這兒言歸正傳，說說自己。從日本人、國民黨那年代過來，經歷“文革”、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雖然沒有什麼豐功偉績，讓年輕人多知道點老一輩的個人史，我覺得還是有益。動筆太累，我還是習慣說書，口述著錄下來，讓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萬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實就一個字：熬。
閱讀更多 寫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