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之第17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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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大綱》是一部簡要的中國通史，用大學教科書的體例寫成。內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二十世紀中葉之中國歷史的演變發展，尤其是經濟與社會、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的狀況及其相互影響。全書力求通貫，便於讀者理解中國歷史上治亂盛衰的原因和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根據。
《國史大綱》成書於艱苦的抗戰年代，因此，文中處處可見作者的憂患之情。該書於一九四〇年六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各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風行全國，對學生積極抗戰、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積極作用。一九七四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修訂再版本，到一九九二年已印行十八版；一九九四年又出版了第二次修訂本。一九九四年六月北京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第二次修訂版，一九九六年六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又根據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年版出版了第三次修訂本，後又多次重印。該書亦收入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錢賓四先生全集。
著者錢穆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九〇年）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原名恩鑅，字賓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貧苦，幼時喪父，中學畢業即無力求學，以自學名家。原任中小學教師，一九三〇年後執教於高等學府，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等校教授，創辦香港新亞書院。其代表著作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政學私言、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錢穆先生畢生著書七十餘種，約一千四百萬字。其在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穫，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
《國史大綱》的“引論”甚為重要，建議讀者反覆誦讀。“引論”表達了錢穆先生的文化觀、歷史觀與方法論。他指出，研究歷史、撰寫中國通史的目的在於：（一）能將我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提供所必要的知識。（二）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的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參考。前者在於積極地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於消極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徵候，為改進當前方案所本。這是錢先生撰寫此書的主旨。
錢先生指出，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個任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中國歷史的演進，其基本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演進上是和平與大同，協調與融化，這與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錢先生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覆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歷史來套用中國歷史，必須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值的相對性。顯然，錢先生是針對全盤西化思潮，針對疑古學派、史料學派，有感而發的。
錢先生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制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於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於唐代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第三十二章關於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於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見識。錢先生經常能由一個問題延伸一兩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梳理。如關於田制，錢先生卽將兩晉佔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進行梳理。
錢穆先生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他認為，史學不等於技術，不等於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能純為一書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當身現實相關，但又不能急於聯繫現實，不是宣傳口號與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於本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瞭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無文化的民族，無歷史意識與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部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孔子、老子；在社會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經濟是落後的。
錢穆先生的通史研究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他又以整體與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歷程。他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後到東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科舉競選（這在隋唐兩代完成），考試和選舉成為維持中國曆代政府綱紀的兩大骨幹。錢穆先生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四民社會的關係。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的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歷久不衰。北宋學術的興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後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儘管在歷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兩晉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晉南北朝政府規製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兩漢。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先生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即“生力”。
錢先生也分析了阻礙中國歷史發展的“病態”。如中唐以後的社會是一個平鋪散漫的社會，政治仍為一種和平大一統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相隔太遠，容易招致王室與政府的驕縱與專擅。又如社會無豪強鉅富，雖日趨於平等，然而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賴於政府，而民間又苦於不能自振。再如政府與民間溝通在於科舉，科舉為官後出現腐敗等。這些都是中唐以後的病態。宋儒講學主要是針對這種種病態而發。然而宋以後不能自救，中國政治進一步遭到損害。明代廢除宰相，尊君權，以及清朝統治，皆背離了傳統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這些都是中國歷史中的病態。
挽救這些病態則需要一種“更生”。這種更生是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的發舒與成長。錢先生認為，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取光輝的前途。
我們還需指出的是，由於特殊的抗戰背景，國史大綱在佈局上詳於漢唐而略於遼金元清，詳於中原而略於周邊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詳於制度而略於人事，詳於文化而略於戰爭；在詞句上不用太平天國而用“洪楊之亂”。體察著者的初衷，大約他內在的情結是：如果治亂不分，內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國豈不是可以根據遼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順地擁有與統治我廣土眾民嗎？儘管我們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讀這部書，我們不能不跳出漢族中心主義、華夏中心主義和正統史觀的立場，肯定周邊兄弟民族入主中原，與漢民族一道治理國家，給中國歷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起了積極的作用。中華民族的歷史，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錢穆先生的這部著作代表了他對通史的研究成果，這與他有關專題史（如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及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與他有關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探討，亦相互發明。通過本書，我們可以瞭解錢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與史識、智慧與功力之互動。
以上我們簡略地述介了國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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