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轟轟烈烈的“文革”時期，真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那時的紅旗鋪天蓋地，耳畔迴盪著震天的口號，政治運動毫不吝惜地吹遍大地神州。管他什麼運動，那是大人的事，我們小孩只管吃飽了玩，玩餓了再吃。不知怎的，剛剛鼓起的肚皮，一會兒就癟了，現在想想，是缺少葷腥。由是非常，也就是相當的盼著過年：過年有好吃的，有鞭炮可放，女孩子扎著兩條綾子，沖天小辮也挺好看。
林區山裡的年味來得比外邊似乎早了一些。一進臘月，就年味兒十足了：精心餵養了一年的肥豬該宰了，那時不讓私賣豬肉，自己家養的也不許賣，否則就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立即割掉不說，害得主人挨批鬥，那可不得了，捱過批鬥（甚至戴過“高帽”）的人家兒子娶媳婦都挺難，姑娘們講的是“根紅苗正”。三、四百斤的大豬，肯定吃不了，殺豬當天，前來幫忙的叔叔大爺十來個人中午小吃一頓，晚上再邀請左鄰右舍、特別是不能拉了平時有恩於我們的人，自然，林場的領導、“八大員”、老師、大夫、通勤車司機都在邀請之列。害得我們小孩架步繃，滿林場請人。誰家請的人多、請的有頭有臉的多，誰家就有面子。節省了一年的人家，此刻變得格外大方，好像吃冤家似的。
第二天，我們還得端著盆子，挨家送血腸、肥肉燴酸菜，一家殺豬半條街都解饞，被請的一人吃飽，全家借光。會過日子的主婦把肥肉膘靠油，裝在缸裡，細水長流。
殺豬風過去就該真的準備過年了。首先大人們上山砍一根高高的細杆子，再搞些松樹頭、樺樹枝綁在杆子頂上，枝條上纏滿五顏六色的彩紙，大多是三角形的小旗狀。杆子頂上固定好一個圓圈，穿上長繩子用來吊掛、升降燈籠。那時的燈籠都是自家用鐵絲編、用紅紙糊的，家家都把燈籠掛，誰家要是偷懶不掛燈籠，就會被人瞧不起，說辦“絕後”事，沒有燈籠人氣就不旺，丟人現眼的事誰也不願幹。總之，燈籠在每家每戶的門前高高掛起。我們小孩就用罐頭瓶，外邊糊上紅紙，裡邊點上小蠟燭（俗稱“磕頭了”-----磕一個頭的功夫就著沒了），用棍挑著滿世界的瘋去了。
過年了，再仔細的家庭，平日再嚴厲的家長都會慷慨的拿出幾塊錢，讓孩子們買鞭炮去。高興的我們手舞足蹈，立即換成鞭炮，一掛鞭炮誰也捨不得放，我們就拆下來，一個個放。那時會辦事的人串門，都會選擇給小孩買幾掛鞭炮，給小姑娘買幾條綾子，保準，新的一年哪怕他天天來家吃飯，把好吃的都吃了，孩子們也不煩。
二十八、九，該買年貨了，小孩也能幫著買些價錢低的東西，距我們林場十多公里就是一個鎮子，賣東西的挺多，雖然也得花票，但選擇的餘地大些，更主要的是中午能在鎮子上下頓“館子”---一毛二一碗的大米飯，連菜都不要，拌上免費的醬油，他咋就那麼香呢？兩毛五一碗的麵條泡點醬油香的沒治了。誰也不笑話誰，家家都一樣，領導家頂不過一天吃一頓細糧罷了。
說著念著，年就來了。瘋狂幾天，年走遠了，肉香少了，該幹活了。這時，又一個盼望在心頭升起-----明年過年還有幾天！
盼年，時代的影子，每個人都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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