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那时的红旗铺天盖地，耳畔回荡着震天的口号，政治运动毫不吝惜地吹遍大地神州。管他什么运动，那是大人的事，我们小孩只管吃饱了玩，玩饿了再吃。不知怎的，刚刚鼓起的肚皮，一会儿就瘪了，现在想想，是缺少荤腥。由是非常，也就是相当的盼着过年：过年有好吃的，有鞭炮可放，女孩子扎着两条绫子，冲天小辫也挺好看。
林区山里的年味来得比外边似乎早了一些。一进腊月，就年味儿十足了：精心喂养了一年的肥猪该宰了，那时不让私卖猪肉，自己家养的也不许卖，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立即割掉不说，害得主人挨批斗，那可不得了，挨过批斗（甚至戴过“高帽”）的人家儿子娶媳妇都挺难，姑娘们讲的是“根红苗正”。三、四百斤的大猪，肯定吃不了，杀猪当天，前来帮忙的叔叔大爷十来个人中午小吃一顿，晚上再邀请左邻右舍、特别是不能拉了平时有恩于我们的人，自然，林场的领导、“八大员”、老师、大夫、通勤车司机都在邀请之列。害得我们小孩架步绷，满林场请人。谁家请的人多、请的有头有脸的多，谁家就有面子。节省了一年的人家，此刻变得格外大方，好像吃冤家似的。
第二天，我们还得端着盆子，挨家送血肠、肥肉烩酸菜，一家杀猪半条街都解馋，被请的一人吃饱，全家借光。会过日子的主妇把肥肉膘靠油，装在缸里，细水长流。
杀猪风过去就该真的准备过年了。首先大人们上山砍一根高高的细杆子，再搞些松树头、桦树枝绑在杆子顶上，枝条上缠满五颜六色的彩纸，大多是三角形的小旗状。杆子顶上固定好一个圆圈，穿上长绳子用来吊挂、升降灯笼。那时的灯笼都是自家用铁丝编、用红纸糊的，家家都把灯笼挂，谁家要是偷懒不挂灯笼，就会被人瞧不起，说办“绝后”事，没有灯笼人气就不旺，丢人现眼的事谁也不愿干。总之，灯笼在每家每户的门前高高挂起。我们小孩就用罐头瓶，外边糊上红纸，里边点上小蜡烛（俗称“磕头了”-----磕一个头的功夫就着没了），用棍挑着满世界的疯去了。
过年了，再仔细的家庭，平日再严厉的家长都会慷慨的拿出几块钱，让孩子们买鞭炮去。高兴的我们手舞足蹈，立即换成鞭炮，一挂鞭炮谁也舍不得放，我们就拆下来，一个个放。那时会办事的人串门，都会选择给小孩买几挂鞭炮，给小姑娘买几条绫子，保准，新的一年哪怕他天天来家吃饭，把好吃的都吃了，孩子们也不烦。
二十八、九，该买年货了，小孩也能帮着买些价钱低的东西，距我们林场十多公里就是一个镇子，卖东西的挺多，虽然也得花票，但选择的余地大些，更主要的是中午能在镇子上下顿“馆子”---一毛二一碗的大米饭，连菜都不要，拌上免费的酱油，他咋就那么香呢？两毛五一碗的面条泡点酱油香的没治了。谁也不笑话谁，家家都一样，领导家顶不过一天吃一顿细粮罢了。
说着念着，年就来了。疯狂几天，年走远了，肉香少了，该干活了。这时，又一个盼望在心头升起-----明年过年还有几天！
盼年，时代的影子，每个人都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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