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和林（特約評論員）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而對於2020年經濟增長是否需要“保6”，學術界和相關機構展開了罕見的大討論。
多數機構和學者預測2020年經濟增速將保持在6%左右，建議將6%作為經濟工作保底線；同時也有部分機構和學者認為，只要保持就業穩定、居民收入增加、經濟發展質量逐步提高，至於2020年經濟增速在6%左右，略高或略低都是可以接受。
筆者認為，爭論是否“保6”意義並不大，更應把精力聚焦到經濟發展的實質上來。
此次爭論凸顯了當前社會對於經濟增長的諸多誤解。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經歷過多年超10%的增長時期，也經歷過長達8年8%的增長階段，正是多年快速的增長給了民眾錯覺，似乎只有經濟有著8%以上的增長才會有幸福的生活。
其實不然，GDP的高速發展並不一定代表著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GDP增長率僅僅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眾多指標之一，並且粗放型的發展帶給社會環境的破壞可能完全抵消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
201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首次宣佈將增長目標從8%調低至7.5%，那時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議論，同時也讓人們真正開始關注GDP目標，公眾開始從這個簡單的數字去了解中國經濟的發展。
GDP增長率在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上確實是個客觀的指標，但並不是全部。那什麼是經濟發展，宏觀經濟學明確指出，一個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包含四大目標，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所以，GDP只是其中一環，不是全部。
而且，國際上從來沒有形成過關於某國經濟應該處於怎樣一個增長和發展水平這樣的理論，也就是說，中國改革實現了GDP高速增長，但並不是說不會降速甚至是不能降速。從10%到8%，再到6%，如果今天我們還僅僅討論GDP的增長，關注“保”這個字，我們可能真的要反思了，這個“保”字何嘗不是一個枷鎖呢？
本世紀初期，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的增長引來世界關注，眾多經濟學者對中國式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而研究結果令人吃驚，之所以有這樣高速的經濟發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國層級制的官員體系下，各地方官員政績與GDP掛鉤，使得政府對於經濟的影響超出了自然的水平，而這樣的干預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刺激了本地經濟的增長，靠著各地的高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層面的高速發展，而另一方面則造成了市場分割、產業同質化以及環境破壞等現象。因此，可以說“保6”其實也給政府帶上了枷鎖。
雖然，去年經濟工作也設定了經濟增長目標區間，但給出了一定政策操作彈性空間。而如果區間變成了具體的底線，並且以6%預測值作為底線的零彈性目標下，相應的政策將會受到綁架，而所謂的發展目標則成了貨幣財政政策的施行的標準。
可以預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策可能會不遺餘力去傾斜，特別是當這個目標接近完成之時，反而會打破經濟體系和發展的平衡，產生結構性或者資源性副作用。
從另一個角度看，設定經濟增長具體目標也與之前提倡的不以數字考核政府政績的倡議有所衝突。因此，與其爭論數字不如真正思考一下未來的經濟發展問題。
國家經濟雖然需要穩增長，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穩增長的目的在於保民生、穩就業等，而不是單純的GDP增長，尤其是培養未來經濟增長新動能、優化經濟增長質量，恐怕遠比“GDP保6”有意義的多。進一步說，真實的、健康的GDP增長，遠比片面地去“GDP保6”有價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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