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歷史觀念中，先秦時代的蜀是一個偏居一隅的蠻夷之邦，是一個從來就沒有進入中華文明主航道的區域方國。既便是震驚世界的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被發現之後，許多學者仍然難以扭轉這種觀念。於是，蜀是獨立於中原文明發展的學術觀點也就這樣產生了。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圖源：新華網）
造成上述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前我們提到“中原中心觀”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學者的觀念被漢語文獻中的“蜀”字所塑造了。因此，要使三星堆的研究走上更為科學的軌道，追溯“蜀”字的本義就顯得極其重要而迫切。
一、“蜀”字之謎
不管是從傳世文獻還是從出土材料來看，隱藏在“蜀”字上的謎實在太多了。
謎之一：從傳世文獻來看，古代四川地區的政權被記作“蜀”，《戰國策·秦策一》稱蜀為“戎狄之長”。在先秦文獻中，有關於戎族和狄族的記載不計其數；按道理說，作為“戎狄之長”的蜀更不應該被忽略。然而，搜檢先秦漢語文獻，能夠檢索出來的對“蜀”的記載卻不超過十條。並且，像《尚書》、《逸周書》、《竹書紀年》的記載還都是寥寥數語，讓人難以洞觀其況。
謎之二： 先秦文獻對“蜀”的記載是如此匱乏，但令人吃驚的是，有關於黃帝、昌意、顓頊、禹等這些古帝古王的古代傳說卻又多涉及到蜀地，如黃帝娶嫘祖而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而娶蜀山氏，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大禹興於西羌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說以上這些傳說是蜀人附會，那它為什麼卻偏偏出現在中原的早期典籍中？如果說這些文獻的記載是可靠的，那先秦文獻對“蜀”為何又惜墨如金？
四川民間的大禹祭祀活動（圖源：swbd/王金虎）
謎之三：自甲骨文被發現以來，運用甲骨材料來證史就成為了中國學者常用的一種方法。那麼，甲骨文材料能夠為解決”蜀“字之謎提供契機嗎？1934年，時在日本的郭沫若首先把廣漢文物與甲骨文中的“蜀”聯繫了起來。此後，鄧少琴、林向、段渝等學者也力主甲骨文中的“蜀”與古代成都平原的政權有關。然而，胡厚宣、陳夢家、島邦男、蔡運章、杜勇等大批學者都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學術界有關於甲骨文中“蜀”地地望的觀點不少於十二種，並且大多都不主張在成都平原。特別是鄭傑祥研究員，他舉出了《甲骨文合集》9774正這一版卜辭。在這條材料中，“蜀”與“丘商”赫然同列。鄭傑祥先生認為，這個“丘商”就是傳世文獻中的濮陽。如果是這樣，那就意味著同版的“蜀”不可能距離濮陽太遠。這條材料讓持“成都平原”說的學者難以招架，但卻因此產生了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
蜀與丘商見於同版卜辭（《合集》9774正）
如果卜辭中的“蜀”不在成都平原，那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的歷史身份是什麼？如果卜辭中的“蜀”不在成都平原，那先秦文獻為什麼又要用“蜀”來稱古代四川的政權？
面對著紙上和地下兩種不同來源的材料所形成的巨大鴻溝，學者們百思不得其解。古代巴蜀地區有自成體系的文字，即學界所稱的“巴蜀圖語”。巴蜀圖語是至今仍未被破解的一種文字，因此指望靠破解圖語來揭示“蜀”字之謎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先秦時期的四川地區雖然也間有銘刻漢字的古器物出土，然而數量稀少，且始終不見“蜀”字名號。因此，直到今天，出土材料中的“蜀”與傳世文獻中的“蜀”是否可以互相發明，在中國學術界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二、成都馬家戰國大墓之謎
（1）震驚考古界的成都馬家戰國大墓
1980年3月，四川省博物館在成都市新都縣馬家鄉清理了一座戰國時期的豎穴土坑墓。該墓呈“甲”字形，墓坑長10.45米，寬9.2米，面積約150平方米。與應侯墓（30.8平方米）、晉侯墓（37.4平方米）、衛侯墓（38.1平方米）、燕侯墓（41.86平方米）等周時期的諸侯墓相比，馬家大墓的規模十分驚人。
馬家大墓腰坑蓋板（圖源：《文物》）
驚人的不僅是規模，馬家大墓與江漢文化的神秘聯繫更加耐人尋味。在馬家大墓的巨大腰坑中，共出土了188件青銅器。這些青銅器有列鼎、壺、罍、釜、鍪、匕、編鐘等共計20種，均以五件成組。李學勤先生指出：
馬家大墓列鼎（攝於四川博物館）
不難發現，新都青銅器的一部分與曾侯墓所出頗為接近。例如，新都以五件為一組的列鼎，其形制與擂鼓墩的蓋鼎（《隨縣曾侯乙墓》圖48）一致，特點是器體呈扁球形，附耳，蓋上作三獸形鈕，足較細而不太高。新都列鼎最小的一件飾嵌鑄的獸紋，這種花紋在擂鼓墩也是流行的，鼎上銘文的字體也和擂鼓墩符合。
擂鼓墩的甗與新都的一對甗形制相同，上下體分鑄，器耳也相仿。新都的一對缶，同於擂鼓墩的盥缶，連缶耳上的提鏈都是一樣的。新都五件一組的編鐘，雖極粗陋，形制甬鍾，而在擂鼓墩的編鐘裡也是以甬鍾為主。
曾侯乙墓銅鼎（取自《隨縣曾侯乙墓》）
馬家大墓與曾侯乙墓之間的文化如此相近，不會是偶然的。江漢地區的曾國，在西周時期是一個極為強大的國家。對於曾國的族源，一些學者認為他們與周人有關，一些認為與夏人有關，都各持有據。這種複雜的狀況表明，與曾侯乙墓具有密切關係的馬家大墓身份也並不簡單。那麼，馬家大墓究竟隱藏著什麼歷史秘密？
（2）馬家大墓與開明王朝
考古學家們認為，馬家大墓的墓主就是開明王朝的蜀王。根據《蜀王本紀》的記載，開明王朝的締造者鱉靈曾經協助望帝杜宇治水，後受禪即位而稱開明帝。“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複稱王。”
在先秦文獻中，最早的“帝”代表著祭祀的神權，其甲骨文字形像燎祭的柴垛；“王”代表著征伐的軍權，其甲骨文字形象一柄斧鉞。在夏商時期，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都集神權與軍權為一身。秦以後，“帝”的稱號為帝國最高統治者所壟斷，而“王”的稱號則降格為對屬國、藩邦最高統治者的稱號。換言之，在揚雄生活的時代，“帝”改稱“王”代表著身份的降格。因此，
所謂的開明尚改帝稱王，反映的當是蜀因被秦滅之後而其王被迫降尊稱侯的事實。
邵之食銅鼎（攝於四川博物院）
馬家大墓出土的銅鼎中，其中一件蓋上銘有“邵之飤（食）鼎”幾字。這裡的“邵”字，徐中舒、唐嘉弘等學者讀為“昭”，以為即楚國貴族昭氏；馮廣宏、王家祐則認為“邵”是蜀王之名，與楚國昭氏無關。相較而言，馮廣宏、王家祐二人的觀點較優，但也並非不可再議。
邵之食鼎線描圖及其銘文拓片（圖源：《文物》）
從上古音來看，邵為禪母宵部字，而尚為禪母陽部字，二字為雙聲旁對轉，古音相近。也就是說，馬家大墓墓主所稱的“邵”有可能就是開明“尚”。照此推斷，馬家大墓的墓主身份似可定讞。然而，答案並沒有這麼簡單。這是因為，蜀字古讀禪母屋部，與“邵”、“尚”二字的上古音同樣相近。這就意味著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邵”、“尚”、“蜀”三字都只是基於同一個音源的記音字，甚至包括後來我們所熟知的用來稱呼西南夷的“叟”、“嶲”、“徙”等用字，也應作如是觀。這種語言現象告訴我們，對“蜀”字的解讀可以從西南地區的古代文化入手。
三、“蜀”字音義尋源
（1）蜀字的字形
從字形來看，《甲骨文編》列“蜀”字共十九個，其字上面的構件為“目”，下面的構件為“䖵”或作勾回之“蟲”（大蛇）形。蟲為古文“虺”字（《玉篇》卷25《虫部》），䖵字讀若昆（《說文》卷13《䖵部》）。蟲、䖵二字聲上古音於聲部屬曉見旁紐，於韻部屬微文對轉，古音相近。也就是說，《甲骨文編》的“蜀”字無論是從蟲還是從䖵，從音、形兩方面講都無本質區別。周原甲骨文的“蜀”字從目、從勹、從蟲，“勹”即蟲身之形，故其字形與殷墟甲骨文的“蜀”字亦無本質之別。
甲骨文“蜀”字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祭祀重器有青銅大蛇，亦有縱目面具，蛇、目二物正合於“蜀”字的甲骨文字形。
三星堆青銅蛇（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2）蜀字的字義
蜀字的本義，目前學術界至少有以下十一種觀點：一為蠶說，此以《說文》為代表。二為“原蠶”說，此以任乃強為代表。三為“毒蟲”說，此以童恩正為代表。四為“白蠟蟲”說，此以唐遠昭為代表。五為“獨”說，此說本自《爾雅》。六為祭器說，此說本自尹知章《管子》注。七為羌語“湖沼”說，此以徐南洲為代表。八為藏緬語“人”、“族”說，此以普學旺、塗良軍為代表。九為“王”說，此以岑仲勉為代表。十為蜀人始祖神“蠶叢”圖像說，此以趙殿增為代表。十一為陽性生殖器說，以艾蔭範為代表。
以上十一說，前六者著眼於文字學，次三者著眼於歷史語言學，後二者著眼於古器物的解釋。從字形構造的取徑來看，尹知章說堪為探索”蜀“字本義的突破口。《管子·形勢》說：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尹知章注：
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也。
三星堆縱目面具（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此釋蜀為祭器，與“蜀”字構形相合。顯然，“抱蜀不言”與《論語·八佾》“祭神如神在”意義相近，都有指祭祀時要保持莊重虔敬的意思。祭器為通神之物，而通神必賴祭司。甲骨文亦有從“口”之異形蜀字，或即在表示祭司在祭祀時的禱神頌告的情狀（見饒宗頤說）。《說文·示部》雲：“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則以“祠”訓蜀，又得旁證。因此，從三星堆的考古材料來看，我們可以推測“蜀”的本義為祭司。
（3）蜀字的義項演變
古代祭司往往兼為部落君長，故其意義容易轉化為“王”。岑仲勉謂蜀有“王”義，實為卓見，其持論的漢字材料有師寰簋的“獸”、商王帝辛的“受（紂）”、《皋陶謨》的“首”、《山海經》的“昭（照）”、《南中志》的“叟”、《漢中志》的“傁”、《晉書》的“詔”、《蠻書》的“壽”、《史記》的“苴（且）”、《卷阿》的“酋”等字，持論的民族語言材料有撣語的sau、泰語的chao、緬語的saw等字。
岑仲勉先生像
以蜀為君長之意，則漢語文獻中的一些材料也將更容易得到解釋。因君長為族中之大者，故蜀有大意。《爾雅·釋畜》說：“雞大者，蜀。”又《釋草》雲：“菺，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邵晉涵正義：“戎葵，今謂之蜀葵。戎，蜀，皆言其大也。”國之君長為王，王有“一人”之稱， 故《方言》卷12：“蜀，一也。”王者為天下至尊，亦可稱孤、號獨。又《方言》說：“（蜀）南楚謂之獨。”《爾雅·釋山》說：山“屬者，嶧；獨者，蜀。”山稱獨者，即謂群巒之主，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主峰。
（４）“蜀”字的同源詞
上面，岑仲勉先生已經談到了一些“蜀”的同源字，這裡，我們再做一些補充。《大定府志》卷11說：“（彝人）周初為盧夷之國，其君稱烝。”蒙文通說：
《華陽國志》載有“夜郎莊王”（《南中志》），《竹書紀年》載有“岷山莊王”（《藝文類聚》卷83引），《蜀記》載有秦徙嚴王之族於嚴道。說明西南民族有以“莊”字為稱號的習俗。”
烝、莊二字章莊鄰紐，蒸陽旁轉，古音相近。朱崇先指出：“‘詔’不僅是古今彝語始終廣泛運用的一個基本詞，一直用以稱‘王’，而且它是整個藏緬語言中的同源詞。”《大定府志》卷47：“夷謂宗為主。”宗宜即《華陽國志》所謂賨。此之所謂宗，與苴音近，開明氏嘗以其弟封苴，稱苴侯。苴、莊二字精莊鄰紐，魚陽對轉，其語亦當同源。彝人稱君長為”苴穆“、執事之長（相當於宰相）為”更苴“，這都是值得重視的語言學材料。
彝族各支系公認的祖先阿普篤慕
除上了面提到的這些詞，漢藏語系中還有大量與“蜀”字音近且具有“祭祀”或與“君長”意義的詞彙。比如，漢語文獻稱代神受祭者為”屍“，苗語稱專職巫師為“Sheub”，藏語稱苯教巫師為“辛（gshen）“。關於這方面的更多內容，我們以後在相關文章中仍將有討論，此不具言。
四、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結合筆者提出的”夏與商周並行論“，我們可做出如下總結：
蜀本為對“大巫”的稱呼，後轉為“君長”之義。后羿代夏之後，三星堆文明毀滅，夏後相被迫遷往帝丘，地即今濮陽。夏後相的“相”字，即對應著甲骨文的“蜀”字。其後，少康中興，其王稱為“杼”。後杼復國建立的政權即金沙文明，《蜀王本紀》稱為開明氏王朝（見《》），記其王為”尚“，馬家大墓銘文則記作”邵“。以上相、蜀、杼、尚、邵諸字，實皆為一音同出的同源記音字。由此觀之，秦人因襲殷商舊俗而稱開明政權為“蜀”，並非憑空而來。
最後，藉著本文的討論，我們再來談一下當今學術界矚目的“曾國之謎”：
《通志》引《世本》說：“夏少康封其子曲烈於鄫。”出土於湖北京山蘇家瓏的曾子斿鼎（《集成》2757）銘文記載，曾子斿的祖先為剌曲。馬承源先生指出，剌曲當即文獻“曲烈”的左言，並斷此曾國本自姒姓的夏人，此說可信。
曾子斿鼎銘文（《集成》2757）
由“夏與商周並行論”而知，後杼、少康為一人分化之名（見《 》），開明氏蜀國即《左傳》中的少康中興之國，故曾侯乙墓與馬家大墓具有類似的文化屬性，實在情理之中。然而，同樣為夏王國，金沙王朝與三星堆王朝相比，其力量更為弱小，故其所屬封國極易離心。
隨著周人的崛起，曾國很可能就隨著周召結盟的機會而轉向了依附周人，故出土材料又記曾國為姬姓，這與《左傳》記載的曾國不祀夏後相正好吻合。然而，從考古材料來看，曾國雖稱姬姓，卻仍頑強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質。由此可見，運用“夏與商周並行”的觀點，所謂的“曾國之謎”並非不可解釋。
參考文獻：
1、李紹明、周蜀蓉選編：《葛維漢民族學考古學論著》，巴蜀書社，2004年版。
2、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出版社，1994年版。
3、李紹明：《李紹明民族學文選》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4、四川省博物館等：《四川新都戰國木槨墓》，《文物》1981年第6期。
5、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6、饒宗頤：《西南文化創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岑仲勉：《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8、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朱崇先：《彝語王號“詔”與“莊”變異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10、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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