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邏輯：源自古漢語，贈予古希臘
諸玄識
一、開場白：邏輯故園
西方不可能原創邏輯，因為它沒有表意文字——唯一的承載、承傳知識及其方法（邏輯）的工具。西方於現代早期從“漢字密碼”中獲得了邏輯。美國語言學家費諾羅薩（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年）說：“通過將漢語作為一種模式，當成真正知識的工具，由此來修補我們（西方）的抽象語言的缺陷（to repair the ability of our poor abstract speech）。”他進一步說：“漢語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邏輯和抽象系統的自然選擇（what Chinese represented…… was a natural alternative to all Western logic and abstract systematizing）。”
作為人的思維的內容與方法，知識和邏輯均根植於“深層意識機能”，它須由表意文字（漢字）來承載和承傳。至於表音文字——這裡主要指18世紀前的西方文字——所包含的，與知識與邏輯毫無瓜葛，而來自“淺層意欲機能”的感覺，其特點是個別性、本能性和排他性。再說，由於人的聲音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皆處於恆變狀態，它和它所含的信息也都不能可靠播送；如果訴諸文字卻徒然增加“負能量”——雞同鴨講、雞聲鵝鬥、強詞奪理、強人所難，以致爭吵不休、衝突不止，這就是16—17世紀的歐洲陷於宗教戰爭、而不可和解的癥結之一。
從17世紀晚期，西方從“漢字密碼”中摘得“表意內涵”，包括語義、知識和邏輯等，因而其字母表音文字則由“發音符號”變為“知識符號”；這樣，西方人便使用如此“中體西用”的新文字（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基於“東學西漸、中學西被”之厚積，塑造現代西學和偽造“古典西方”。19—20世紀的西方中心論便把它變成“古已有之”的專屬，反而汙衊其餘人類——尤其是中國——沒有邏輯，是思維缺陷。
圖解：表音文字（左上）包含和表達“本能信息”——慾望、意欲。表意文字（右上）包含和表達“思維信息”——意識、知識。因此，在其於17世紀晚期開始寄生於“漢字表意”之前，西方表音文字沒有知識與邏輯的成分。人類知識及其表達與推論方式（邏輯和相關符號），總源於《易經》，而通過漢字傳導的。
二、基於漢學的“邏輯學之父”
第一、西方邏輯的前因後果
西方邏輯形成的“三段式”（ABC）是：
〔假邏輯：A.亞里士多德（19世紀成型）〕←〔真邏輯：B.萊布尼茨（邏輯學之父，17世紀末）← C.“漢字表意”（所有西方知識與邏輯的主要來源）〕
C＝Chinese（漢語）；A＝Aristotle（亞里士多德）；C＝Bouvet（白晉：法國數學家、赴華耶穌會士，把《易經》和表意漢字、以及兩者所包含的“原邏輯”，介紹給萊布尼茨）。
第二、尋找人類知識的鑰匙
劍橋大學教授約翰·馬倫本（John Marenbon）講述：
萊布尼茨……尋求有關中國的思想和語言文字的信息。……1697年之後不久，他與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開始了最有趣的關於中國哲學的信件交流；儘管在1702年之後中斷聯繫，令他非常沮喪，但萊布尼茨對中國的興趣從未減退，倒是貪婪地反覆解讀已得到的中國資訊。……萊布尼茨和一些學者分享這樣一個信念，即：漢字系統有一個基本的邏輯結構，由此，便找到了一把易於掌握漢語的鑰匙。
有了這個邏輯了不得，不僅可以解碼漢字，而且通過解碼漢字，它便成為打開知識寶藏的鑰匙。
正如美國波士頓學院教授羅伯特·克恩所言：“漢字……反映世界的邏輯秩序，乃至使發現真理成為可能。”美國曆史學家芒傑利略說：“為了回應歐洲尋找“漢字秘鑰”（Clavis Sinica），白晉認為……伏羲不僅發明了漢語鑰匙，而且是‘所有知識的真正鑰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
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安戈（J. Marshall Unger）說：“由於漢字顯然是表意的，任何人能找到破譯的鑰匙，他就會擁有非常寶貴的知識。”
第三、萊布尼茨開創西方邏輯
為什麼說萊布尼茨是“邏輯學之父”？怎麼不是亞里士多德？這是美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克拉倫斯·歐文·劉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論證的——“劉易斯的（邏輯）歷史的開創者不是亞里士多德，而是萊布尼茨；（換言之），邏輯與邏輯符號開始於萊布尼茨。……正是萊布尼茨提出了‘通用語言’的計劃，旨在表達科學和作為‘普遍演算’的推理。”……此外，劉易斯還說，邏輯符號的媒介是“表意象徵”（idiographic symbolism）；“邏輯是運用‘表意象徵’表示精確科學的通用方法。”
還有數學家和邏輯學家斯科爾茨（Heinrich Scholz）稱道：“萊布尼茨是邏輯學與數理邏輯之父”；“萊布尼茨確實是現代形式邏輯的鼻祖”；“……邏輯演算的正式語言叫做‘萊布尼茨語言’（Leibniz language），……以致現代邏輯意識已經成為‘萊布尼茨邏輯遺產’（the heritage of Leibnizean logic）”。
西方邏輯的源頭在中不在西，其首創者當然不是偽亞里士多德，而實實在在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的萊布尼茨。所謂的“萊布尼茨（邏輯）語言”，也就是“漢語表意”。正如北密歇根大學名譽教授凱尼爾（Kurt von S. Kynell）指出：“萊布尼茨通常被認為是‘符號邏輯之父’，……它是表意漢字式的通用語言結構和確定公式。”
李約瑟確認：“萊布尼茨之成為符號邏輯與數理邏輯之父，是因為他的成就來自表意性質的漢字的激發。”
三、亞里士多德是毒贗品
第一、偽造物成為絆腳石
在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古希臘”及亞里士多德“手稿”，都是神職學者偽造的。彼得呂斯·拉米斯（1515—1572年）說：“亞里士多德的一切都是偽造的或虛假的”（the thesis that everything in Aristotle was forged or false）。由於那時的西方文字是神學性的（沒有關於“人”的合理表意），“古希臘”與基督教構成歐洲進步的雙重障礙，若不加以清除，則不可能發生科學～工業革命。 即：“在培根影響下的近代科學通常伴隨著反經院學派的鬥爭，……譴責亞里士多德，把他看作是進步的大敵（the arch-enemy of progress）。”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魯本斯坦也說：在17世紀的歐洲，對於試圖掀起科學革命的新派人物（伽利略、培根、笛卡爾、牛頓……）來說，“亞里士多德不是靈感，而是敵人”（Aristotle not as an inspiration but as an enemy）。另據英文版維基百科：在現代早期，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全是過時的、經院派的和錯誤的（Aristotle came to represent all that was obsolete, scholastic, and wrong）……。在1632年，威廉·哈維通過展示血液循環證明了亞里士多德的謬誤。
第二、鴉片一般的思維陷阱
儘管主要是在19世紀，所有的包括亞里士多德在內的“古典著作”都被用新語言、新思想進行改造或改寫；但它們充其量是作為西方中心論的“優秀遺產”和“話語霸權”，而與實際的科學發展則是背道而馳的。正如哲學家杜威所說：亞里士多德是“現代科學的大敵”（arch-enemy of modern science）。
在美國哲學家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 1879—1950年）看來，“亞里士多德是科學思維和一般理智的死敵。”
諾貝爾獎得梅達沃（Peter Medawar）稱：“在20世紀，亞里士多德仍然代表著真正科學的敵人。”他所著的《純淨的17世紀》陳述：亞里士多德是編造的“一個奇怪的、一般來說是令人厭惡的傳聞，一個有缺陷的觀察和一廂情願的想法，而人們則過於輕信之……”。
第三、中國因素重塑古希臘
至於被捧上天的“亞里士多德邏輯”，那是現代西方學者利用“萊布尼茨邏輯語言”加以改寫的結果。也就是上文所說的：A.亞里士多德←B.萊布尼茨←C.“漢字表意”。
漢堡大學教授格拉斯霍夫（Klaus Glashoff）論文《萊布尼茨語義學內涵與亞里士多德邏輯學》透露端倪。其中寫道：“萊布尼茨……對外延與內涵的精確定義……為三段論邏輯的解釋打下了可靠基層；……為亞里士多德普遍命題提供了語義學之定義，提供了可能性；……萊布尼茨的概念作為思想的通用工具，被用於構建亞里士多德邏輯的內涵模型。”
四、萊布尼茨擷取漢字邏輯
第一、邏輯所基於的文字符號，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漢字是唯一的表意文字）。
美國維拉諾瓦大學教授羅蘭·豪德強調，表意文字是通用語言、科學語言和邏輯符號的基礎。他解釋現代邏輯系統是如何從萊布尼茨開始的：
如果能設計出適合的符號系統，這將有可能構建一種通用語言；後者是表意的，每一個符號都是一個單獨的含義……。這種語言完全沒有歧義，是一門完美的科學語言；它將提供一套完整的推理演算，並且就像組合藝術一般地構成一部知識百科全書。
如上所述，純粹的西方表音文字，也就是15—17世紀歐洲的文字，只是發音符號，而且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幾乎不能傳播；它所包含的意思只限於個別性、本能性和排他性的，絕無“人類的共同認知”。後者乃表意文字（漢字）之屬性，即“漢字密碼”——表意與寫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思維與思辨、普遍性與抽象性、形而上與形而下、邏輯與邏各斯……。
那就是為什麼萊布尼茨等歐洲精英要把“漢字內涵”移植到西方文字之中，使它從“表音符號”變為“知識符號”。因此，只有表意文字（漢字）才具有邏輯成分，而西方文字原本則只是“音標”；後者從17世紀末，開始從“漢字密碼”裡攝取“表意內涵”。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西方諸文字只是“漢字表意”的符號。
第二、進一步說明為什麼萊布尼茨從“漢字表意”提取通用語言與邏輯符號的成分？
印度哲學家穆爾提（K. Satchidananda Murty）指出：“表意漢字可能使萊布尼茨想到了邏輯符號。”
古漢語及漢字文獻中蘊藏著原生邏輯，這萊布尼茨感興趣的。漢學家、澳門大學教授梅勒（Hans-Georg Moeller）說：
萊布尼茨同樣很歡迎中國的語言與邏輯。……萊布尼茨勾勒出基本的數學與邏輯模式，他認為，這些在中國古文獻中早已表達了，至少是以初步的形式，即最初是在《易經》的陰陽關係的原理中映射出來。萊布尼茨還認為，漢語書寫系統是表意的；因此，它是人類通用語言與文字的最佳候選者。這種語言文字不會與特定語音相捆綁，而是超越它們來表達普遍共享之思想。
倫敦大學教授斯彭德從西方宗教傳統的角度來論證，即：“萊布尼茨這一計劃，即建立在表意漢字基礎上的通用術語，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符號邏輯與生成語法。它們都是試圖迴歸伊甸園的原初語義，即回到文字與物體的徹底一致上；那是神性的標識語言，而後則發生語言墮落——變亂口音、混亂爭吵的“巴別塔之劫”。
新罕布什爾大學教授達塞克（Val Dusek）在其所著《物理學的整體思維的啟示》一書中指出，西方邏輯及數理邏輯直接來自萊布尼茨，而間接源於表意漢字。他寫道：
對於萊布尼茨來說，他是命題符號、邏輯和數學邏輯的發明者。兩百年後，弗雷格、羅素、懷海德和皮爾斯在萊布尼茨的基礎上，重新改造而擴展之。宇宙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邏輯演繹系統，對於上帝來說，所有的真理皆能憑藉邏輯定義來確認……。
萊布尼茨設想了“通用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那是一種數學語言，所有的學科都可以被公式化。羅素和邏輯實證主義皆用符號邏輯的理想語言來解釋哲學這一方法，同樣來自萊布尼茨。
萊布尼茨認為，這是一種語言，所有的知識都可以在其中達成統一，所有的爭端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化解。……萊布尼茨的理想是，萬物皆可由相應的符號來表示，並且能向讀者直接揭示萬物之本質，這就是中國表音文字（漢字）。……中國表音文字原本就與萬物的本質密切相關和精準一致，它代表著華夏先哲對萬事萬物的直接洞察，而不受（時空變遷）所腐蝕和變亂。
圖：萊布尼茨利用《易經》推演出邏輯系統和二進位數學，後者是現代電腦的基礎。
五、貪天功為己有卻盜憎主人
西方中心論對中國的歪曲是非理性的，毫無道理的。美國埃默裡大學法學院教授絡德睦介紹道：
漢語不是表音的，而是“用符號標識思想本身”；這竟成為黑格爾定性漢語“不成熟”的證據，說它沒有達到西方語言的高度。……馬克斯·韋伯也持這種論調，他觀察到，“中國人的思想一直停留在繪畫和描寫上。”和黑格爾一樣，韋伯確認了這個“不幸事實”的悲慘後果，即：“中國人無緣於邏各斯、定義和推理的力量”；……“邏輯的概念迥異於中國思想”……。
然而作為反例，請考慮一下萊布尼茨，一位優秀的中華愛好者；對他來說，表意（而非表音）的漢字則是人類通用語言的啟蒙工程的藍本，它就像代數符號一樣地可以直接交流思想。
才一兩代人光景，正在加倍吸收儒釋道的康德和黑格爾等人，便過河拆橋、盜憎主人；倡導西方中心和種族主義，貶低中國的一切，說中國語言與思想低下，產生不了哲學和邏輯。這些都已變成了“西方話語”，卻被西化華人奉為至理名言。
妖魔化中國的西方中心論本身就是“妖魔”（歌德劇本中的背神從魔的浮士德）。為了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歷史背景：
蒙古征服、鄭和遠航、陸海絲路和技術傳播等開始聯通世界，開啟海洋時代。“天時地利”的轉移改變了西方的命運——從遠離文明中心的極邊，變為“全球通衢”和最佳“地緣政治”，這就使西方有可能榮登現代文明之中心；亦即，中華文明的發展與發明機制在新形勢下“從量變到質變”，並且在更適宜或更通達的地理環境中——歐洲——發生“井噴”（爆炸性發展）。
西方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聚斂古今世界成果與財富，從而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成為“文明的暴發戶”。進而，為了永遠宰制世界，西方便貪天功為己有，編造“黃金家譜、優異稟賦”，要在精神上凌駕於其受害者。
然而實際情況則是，越是被標榜的“西方性”差不多越是“中國性”，包括文字與文學、科學與哲學、制度與國政等。原先的西方是“神的社會”，窒息人為人智，因而是原始停滯。在其宗教戰爭瀕臨毀滅之際，所幸赴華傳教士改為“取經”，利用中國文化“啟蒙歐洲”，使之成功轉型，從而進入“人的社會、人的文明”，其內容幾乎都是中國的。
就拿18世紀的德國來說吧，其國王腓特烈二世拒絕使用德語；後者還是低劣土話，以致依靠印刷術形成的文字也不勝任於正規寫作。到該世紀末，萊布尼茨的弟子沃爾夫首次使用德語講中國哲學，這標誌著德語（德文）迅速成長——它繼法文和英文之後而寄生於“漢字內涵”（定義、概念、範疇和推理等）。
新興的德文通過三個途徑擷取“漢字內涵”：
1.穆勒的“漢字秘鑰”（Clavis Sinica），即通過耶穌會士的翻譯獲得“中國知性”；2.萊布尼茨通過移植“漢字表意”（語義、概念、雅言），把西方文字從發音符號變為“知識符號”；3.歌德憑藉被翻譯的漢語文獻，建立“世界文學”資料庫，用來書寫西方及希臘文學。
六、結束語：漫談邏輯
邏輯只是思維方法或工具，如果把它當成思維本身、甚至當成“智慧”，那是很愚蠢的。邏輯有很大的侷限性。首先，邏輯與創新是兩回事；若是執著於邏輯，反而阻礙創新——創新就是突破邏輯。愛因斯坦說：“創新不是由邏輯思維帶來的，儘管最後的產物有賴於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構。”其次，邏輯與情感是矛盾的：太講邏輯的人，則“不近人情”；如何處理好兩者關係，那才是“智慧”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邏輯只適合於處理“死物”（能夠掌控的對象），而不勝任於應對“活物”；後者如戰場、商場、官場、賭場和清場，所以愛因斯坦風趣地說：“
萬有引力可無法對墜入愛河的人負責。”《孫子兵法》是應對“活物”（戰場）的智慧，它基於邏輯而超越之。而邏輯的源頭《易經》則告誡人們“不要執著”，即：“……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中“不可為典要”說的就是，不要執著於死公式或死邏輯。再完美的邏輯或公式都不能執著。《道德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舉例來說。《孫子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分別對應於20世紀的中國（伐謀、超邏輯）、俄國（伐交、超邏輯）和德國（伐兵、太邏輯）：德國，執著於克勞塞維茨的邏輯——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暴力行為，戰爭自身需要使用最大的暴力來爭取勝利（以暴易暴、永無和平）；德國缺少外交智慧，兩次世界大戰都輸在“兩線作戰”這一兵家大忌上。俄國，在這方面要聰明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它成功地化解受到德日兩強夾攻之態勢，即分別通過對華和對德盟約，把戰禍引向他方（1937、1939年）；但它弄巧成拙，因而陷於德蘇戰爭（1941年）。這兩國較之中國的“戰國策”乃小巫見大巫，儘管在實力上則是相反的。中國，在大邊疆上受害於俄熊，不亞於倭寇；但經過大半個世紀的“伐謀伐交”，加以扭轉，幾乎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先是從被瓜分的命運變為“戰勝國、聯合國”，再是通過合縱連橫與局部涉戰，而變為冷戰的真贏家，和平崛起。
《孫子兵法》是中國和平智慧的一個方面或縮影。中國古人在思維上是“基於邏輯而超越之”，只是由於“超邏輯”的部分太大，而使今之西學人士如盲人摸象，找不到“邏輯”。
我們的結論是：邏輯≠思維≠智慧；邏輯＜思維＜智慧。邏輯是“數點連線”的推理，思維習慣於“線性”，而智慧則要求前兩者在整體、有機、多維、動態中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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