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亟需人们进行哲学上的深思，如今的社会现实乃是对资本、资本主义的理解，这是因为，资本自近代西欧到今天遍及全球范围以来，它展现出了极其巨大的、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和既有的生存方式的力量，然而这一力量的本质仍然是有待被澄清的。
马克思的学说极其敏锐地探究到了资本的本质——资本是一种感性的社会权力。
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用“我思故我在”的主体理性颠覆了中世纪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理性经过康德和黑格尔在体系上被空前地强化起来。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性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类社会感性现实的秘密、宣布了理性作为一种超感性体系的腐烂和崩塌。但是单纯地提出感性的哲学原则仍然于事无补，在费尔巴哈强调“感性对象”的时候，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感性对象性的活动”，这里的关键是活动，是改变现实、消灭现实进而改变世界的实践原则，换言之即“革命”。而实践原则作为异化的扬弃过程，扬弃的核心之点在于私有财产的异化，它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最为显著地表现为资本。
然而，不论是资本本身对人的异化，还是这种异化的扬弃（革命），都表现为权力的斗争。这种权力恰恰在理性之外，它是感性的社会权力，基于此，可以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学说理解为社会权力哲学。这种见解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信奉理性、流于外部反思的潮流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不屑于与“哲学家”为伍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如德里达所言一切哲学都难以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作为一名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必须对马克思的姿态予以高度的致敬。因为哲学尽管长久以来被冠以崇高的王冠，但它作为一种理论终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进行某种解释，对事物追加某种意义，并在概念和逻辑上进行反思和批判，然而这一切对于处在异化状态的切肤之痛的人们来说，可以说于事无补。马克思对此深有自觉，他早年的哲学批判在存在论上颠覆了几千年的西方传统哲学，但他更愿意以高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高于政治学家的政治学家、高于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简言之，怀着哲学的高度却从事具体的、甚至是琐碎事务的社会现实研究者的面目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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