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4 桂林清退一批“殭屍企業”,經濟困難下崗職工到領導辦公室拍桌子


桂林清退一批“殭屍企業”,經濟困難下崗職工到領導辦公室拍桌子

2018年度桂林市市屬國有非工業困難企業職工安置現場。通訊員藍譽國 攝

□桂林生活網--桂林日報 記者 徐瑩波

新聞背景:“殭屍企業”是指經營虧損,長期扭虧無望,主要依靠銀行信貸和政府補貼維持生存,難以從產業內退出的瀕臨死亡的企業。其突出特點是企業形式還存在,卻不能產生經濟效益,形似殭屍,依靠吸食金融和財政“血液”而生存。近年來,桂林以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積極探索本市國企改革新路,通過創新政策,穩步推進市屬國有非工業困難企業職工安置,有序清退一批“殭屍企業”,既妥善解決民生問題,又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國資國企改革的重大突破。據統計,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市累計安置企業67戶、職工1324名,發放安置費用6373.01萬元。

今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資委等五部門印發《2018年降低企業槓桿率工作要點》。文件指出:要加快推動“殭屍企業”債務處置,通過推動債務處置加快“殭屍企業”出清,破除依法破產實施障礙,協調解決破產程序啟動難實施難、人員安置難等問題。9月5日,自治區國資委在我市召開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暨“殭屍企業”處置工作座談會。會議指出,各市國資委要主動作為、積極作為,真正沉到企業去,切實協調解決問題,力爭9月底前基本完成“殭屍企業”出清。

目前,根據自治區國資委的部署,我市國資國企系統又打響了一場清理“殭屍企業”的攻堅戰。

歷經16年煎熬,他們終於拿到下崗安置費

63歲的盧穎(化名)原是我市一家“殭屍企業”的職工,現為一家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的負責人。記者在採訪盧穎時,她曾幾次想放棄採訪,並不太願意回憶起從“殭屍企業”下崗的那段經歷。

1993年,盧穎從桂林市電子工業公司調入深圳賽格桂林公司工作“那時賽格公司經營家電產品,生意非常紅火,職工待遇還不錯。在這裡工作的職工頗有面子。”賽格公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職工回憶。

好日子僅持續了幾年。從1998年起,賽格公司的經營每況愈下,逐漸連工資都無法發放,公司裡有能耐的年輕人跳槽了,上了年紀的職工則陸續下崗。2000年,賽格公司徹底停業,盧穎失業了。“當時我的年齡也大了,再就業很難,所以就靠著積蓄維持生活,只是條件艱苦一些。”盧穎回憶,那些30—40歲的同事就比較慘了,失去工作後導致生活非常艱難。如有名女同事當年30多歲,家裡幾個兄妹都是聾啞人,長年要靠她資助。她的下崗導致一家人生活陷入嚴重貧困中。

儘管賽格公司停業了,卻一直未進行破產清算,實際上已成為一家“殭屍企業”。而且由於該公司屬於貿易類企業,並無固定資產,一直拖欠著下崗職工的工資和社保,讓大家飽受煎熬。

2005年,盧穎在自己掏錢補繳了賽格公司拖欠的社保費用後,辦理了退休手續。隨後,在幾位朋友的鼓勵下,盧穎與他們一起開辦了一家人力資源服務公司。

“開辦這家公司有幾個原因:一是我曾在單位從事人事管理工作,具備相關工作經驗,更易上手;二是我有不少相關行業的朋友,方便拓展業務;三是自己也想幫別人找工作提供服務,多做點好事。”盧穎說,公司的業務範圍主要是從事人事代理和勞務派遣工作,如為下崗職工、新畢業學生介紹工作,幫助小微企業代辦社保繳費業務等。

由於盧穎的工作能力強,新公司迅速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生意日漸紅火,公司還聘請了10多位員工。“其實公司的利潤不高,我只希望能發揮餘熱,多幫助些有困難的人。”她說。

2016年,市國資委啟動了賽格公司職工安置工作。當年12月31日,盧穎領到了非工業困難國企職工安置費。她說:“因為自己已經退休,這筆安置費主要是用於補償拖欠我的社保費用。”

據瞭解,在此次賽格公司職工安置工作中,我市共解決該公司10名在職職工和9名退休人員的社保費用。在拿到錢的那一天,很多職工都喜極而泣“雖然錢不算多,但也能緩解部分特困職工的一些生活壓力。”盧穎認為。

在完成職工安置工作後,賽格公司被註銷,徹底退出市場。


桂林清退一批“殭屍企業”,經濟困難下崗職工到領導辦公室拍桌子

華達公司積極盤活託管企業的固定資產,並引入合作伙伴建設了一所幼兒園。記者徐瑩波 攝

因經濟困難,有下崗職工曾到企業領導辦公室拍桌子

朱本強,桂林華達工貿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亦是賽格公司職工安置工作的聯絡人。談及負責“殭屍企業”清退工作的困難時,他向記者倒了不少“苦水”。

華達公司成立於1996年9月。2007年6月20日,根據市國資委安排,華達公司負責託管原屬於桂林市電機局(現已撤銷)管轄的12家國有公司(含賽格公司)。這12家公司均為獨立法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2008年10月,朱本強調任華達公司工作,負責組建新的企業領導班子。與其他履新的“新官”意氣風發不同的是,他接手的卻是一個爛攤子——— 在13家公司中,正常經營的僅有華達公司和桂林市振桂物資貿易公司,其他11家企業或已停產歇業,或只能依靠出租土地、門面勉強維持運轉。這些企業共有在冊職工140人,其中在崗1人,留守人員2人,待崗、歇崗、自謀職業困難職工61人,退休人員76人。其中7家企業是特困企業,困難職工31人,特困職工8人。而桂林市振達工貿有限公司、桂林市機械電子設備成套公司、桂林市機械冶金工業總公司等三家企業還是“無人、無辦公地點、無業務”的“三無企業”。


桂林清退一批“殭屍企業”,經濟困難下崗職工到領導辦公室拍桌子

華達公司位於一居民小區中。記者徐瑩波 攝

“國資委領導交給我的任務是:團結、穩定、發展。作為困難國企的負責人,要完成這三項任務都很艱難。”朱本強說。

由於這些停產歇業企業長期拖欠職工工資和社保,有的困難職工經常來找華達公司領導班子成員解決問題,他們也沒少捱罵。“記得一位職工一時情緒激動,直接在我的辦公室裡拍桌子,甚至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國資委安排我在這個崗位上,就是要為職工解決問題的,雖然捱罵也不能跟他吵架,只能開個玩笑說‘這桌子上面蓋著玻璃,是國有資產,你打爛了玻璃要賠,傷著手還要自己掏錢到醫院治療,不划算’。”華達公司領導班子一名成員說。

玩笑一開,這位職工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其實我們也很清楚這些職工的困難,很多是歷史原因造成的,難以在短期內解決,只能好言安慰並耐心疏導他們。”朱本強說。

為了確保職工隊伍穩定,華達公司實施了以黨建促進職工隊伍穩定的舉措。如開展廠務公開,做好民主監督,尊重職工的知情權,每年召開兩次董事會議,對公司重大決策事項向全體職工公開;堅持公司重大決策事項調查研究、集體討論決定程序,使各項工作處於職工監督之下。同時,公司積極盤活託管企業的固定資產,通過對外出租等方式維持企業運營。值得一提的是,公司還引入合作伙伴建設了幼兒園,既使國有資產得到充分利用,也方便了周邊居民送孩子入園就讀。另外,公司還主動聯繫我市各個社區,努力幫助解決70名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一系列措施的實施,確保了華達公司及託管的12家企業基本保持穩定。

從2016年起,我市全面推動國資國企系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清理“殭屍企業”成為改革的重頭戲。市國資委針對華達公司負責託管的12家企業中部分困難企業啟動職工安置和“殭屍企業”清退工作。

朱本強介紹,這次安置工作,我市一次性對華達公司託管的6家企業——— 廣西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桂林分公司、桂林電子物資器材供銷公司、桂林市電子大廈商場、深圳賽格桂林公司、桂林市天成電器公司、廣西汽車貿易開發桂林公司的職工進行安置,幫助這些職工理順勞動關係,補繳了各項社會保險,發放了非工業困難國企職工安置費。

與此同時,“殭屍企業”桂林南方橡膠(集團)公司實業總公司也完成職工安置工作,成功從市場中完成清退。據桂林南方橡膠(集團)公司總經理蔣家華介紹,實業總公司原為桂林南方橡膠(集團)公司下屬的子公司 ,獨立法人,是一家貿易企業,曾負責為南方橡膠(集團)各成員企業服務,上世紀90年代初經營十分紅火,90年代末期日漸經營困難。2000年以來,該公司職工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長期由個人墊付。我市啟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加快“殭屍企業”清退,努力解決了該公司職工的社保繳費欠款,並按照工齡發放了非工業困難國企職工安置費,緩解了公司職工的難題

“殭屍企業”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效應,亟須有序清退

“在開展國資國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有序清退‘殭屍企業’是一項重要工作。”市國資委副主任藍譽國接受採訪時表示,截至2013年,我市擁有市屬國有非工業企業147戶,其中正常經營41戶,無主營業務、以出租房產維持日常開支12戶,其餘94戶屬困難企業。這些困難企業分散在10多個市直部門,大部分屬於“殭屍企業”。由於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或在舊城改造中被拆遷,這些“殭屍企業”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陸續停業,大部分無資產、無經營場地、無經營活動,職工長期待崗、自謀出路,生活陷入嚴重困難。

藍譽國認為“殭屍企業”的存在,對桂林經濟和社會發展均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殭屍企業”需要銀行和政府財政不斷輸血,無效佔用大量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等社會資源,造成生產要素配置扭曲,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殭屍企業”搶佔其他健康企業的資源與機會,缺乏主動創新、提高效率的動力,還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效應,破壞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和公平競爭的環境;“殭屍企業”在缺乏收入來源情況下,往往拖欠職工工資、社保,職工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工作積極性不高,嚴重影響職工隊伍穩定“殭屍企業”不具備償貸能力,沒有足夠資產償還貸款,造成銀行不良貸款快速增加,有可能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

“受一些歷史原因影響,清退‘殭屍企業’工作困難重重。”藍譽國說,大部分“殭屍企業”資產質量不高,金融債務負擔沉重,資產抵押、質押限制難以解除,難以足額支付改革成本。由於這些企業長期停業,少量資產幾乎消耗殆盡,甚至片瓦不存,而歷史欠賬較多,資金缺口較大。同時,由於遺留問題眾多,清算註銷困難“殭屍企業”缺乏有效的市場退出機制,企業破產的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完善,破產訴訟週期過長,破產成本高。

藍譽國表示,我市清退“殭屍企業”的工作起步較早,但成效明顯,一直走在全區前列。從2013年起,我市就在試點基礎上,按“4∶4∶2”比例(即2014年安置總人數40%、2015年安置總人數40%、2016年安置總人數20%),推進市屬國有非工業困難企業職工安置工作。原計劃對2013年認定的58戶困難企業職工1300餘人進行安置,在實施安置過程中,市直相關部門又要求對58戶以外的困難企業進行安置,市職安工作領導小組決定將新申報的22戶困難企業616名職工納入安置範圍,加上1戶試點企業,總共將81戶困難企業1800多名職工納入安置範圍。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累計安置企業67戶、職工1324名,發放安置費用6373.01萬元。

藍譽國說,目前,我市已將10戶依靠租賃房產維持發放職工生活費的“殭屍企業”劃轉至相關投融資平臺公司進行重組整合。今後還將重點清退工業“殭屍企業”,徹底完成全市“殭屍企業”清退工作,努力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清退工業“殭屍企業”要善用市場之手

□徐瑩波

近期,來自國家和自治區層面關於清理“殭屍企業”的聲音格外頻繁。密集的聲音正在傳遞出強勁信號——— “殭屍企業”大限已至。

“殭屍企業”的成因複雜,其佔用各類資源卻不產生與之匹配的效益,企業有名無實;一些“殭屍”國企長期靠政府財政“輸血”或銀行借貸維持生存,耗費大量資金,導致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大大降低。同時,由於“殭屍企業”大多是傳統國企,牽涉眾多職工及其家屬,牽一髮而動全身。出於社會穩定的需要,地方政府只能繼續“輸血”,給予企業補貼。這就導致“殭屍企業”陷入“死不了、活不好”的怪圈,不僅拖累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更佔用大量經濟資源,延緩改革的推進。

近年來,桂林以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創新政策,穩步推進市屬國有非工業困難企業職工安置,有序清退一批“殭屍企業”,既妥善解決民生問題,又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國資國企改革的重大突破。

現在,我市又啟動工業“殭屍企業”的清理工作。與非工業“殭屍企業”不同的是,工業“殭屍企業”往往還擁有一定的固定資產,如土地、廠房、辦公場所等。同時,這些企業的債務規模卻更大,職工數量更多,清理難度更大。清理工業“殭屍企業”,也就更加考驗決策者的政治智慧。

據瞭解,與國有企業相比,在民營企業中“殭屍企業”數量極少,其原因在於民營企業如出現長期利潤低下或虧損時,企業會自行減產、關停,退出市場。這充分說明,市場化是破解“殭屍企業”的根本途徑。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新趨勢。清理處置“殭屍企業”,正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因此,我市在推進工業“殭屍企業”清退過程中,一方面必須要巧用市場之手,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更多地起作用,用市場方式公開、公正、公平地處理工業“殭屍企業”的剩餘資產,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另一方面,要與國企改革同步進行,把清理“殭屍企業”納入到改革的框架中,放在桂林工業轉型升級的責任使命裡,才能盤活社會優質資源,促進經濟健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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