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麗娜·弗洛雷斯。 出版方供圖
“拉美文學不僅僅只有魔幻現實主義，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保麗娜·弗洛雷斯說。
這位出生於80年代末的智利年輕作家如是說道。她穿著一件寬大的白色T恤，上面印著她喜愛樂隊的LOGO；金色的頭髮藏在帽子裡，手臂上則佈滿了玫瑰、月亮、弓箭的文身，還有伍迪·艾倫電影《曼哈頓》的女主角頭像。裝扮如此灑脫不羈的她，在談話中始終保持著輕柔的語調，即使是在表達一些尖銳觀點的時候；一個小時的採訪裡，她一直面帶微笑，眼睛時不時就眯成一對月牙。
畢業於智利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專業的保麗娜·弗洛雷斯，是智利文壇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2014年，她憑短篇小說《奇恥大辱》斬獲羅貝託•波拉尼奧短篇小說獎；次年同名短篇小說集出版，獲評智利藝術評論界最佳新人小說家獎和聖地亞哥市立文學獎；2016年該小說集在西班牙出版後，短短3個月內連續加印3次，引發閱讀熱潮；這本短篇小說集最近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引入中國，中文名為《最後假期》。
《最後假期》收錄了弗洛雷斯的九篇短篇小說，這些故事多從青少年視角展開敘述，以孩童之眼呈現成人生活的種種窘困與掙扎：在《奇恥大辱》中，兩個女孩本來試圖幫助自己的父親擺脫窘境，卻使他陷入了新的“奇恥大辱”之中；在《塔爾卡瓦諾》中，看上去勇敢無畏又肆意妄為的“忍者”少年們終究擺脫不掉悲慘現實的陰影；而在《最後假期》中，主人公在兩種天差地別的人生道路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九個短篇故事，九種酷烈童年，九個刻骨銘心的記憶瞬間，帶領敘述者穿越孩童世界與成人世界間的幽暗閘門，抵達今天。
在上海書展期間，澎湃新聞記者對作家進行了專訪。採訪中，弗洛雷斯明快地表達了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不認同，認為集體主義的寫作已經過時，她更關注的是社會環境中個體的境遇。而她最喜歡的作家是羅貝託·波拉尼奧。談及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弗洛雷斯微笑地表示，希望自己能創作出和《2666》一樣偉大的作品。
【專訪】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開始文學創作的？是否從小就立志成為作家？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直到20歲才開始寫作，成為作家並不是我從小的夢想。小時候我雖然也愛寫日記，但從未想過以寫作為生。但我潛意識裡感覺自己是很喜歡文學的，所以讀大學時憑直覺選擇了文學專業，從此開始了大量的閱讀。讀了很多書，結交了一些夢想當作家的朋友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對閱讀和寫作的興趣，於是開始自己寫作。所以我成為作家，其實是一個順其自然的結果。不過我的寫作並非依靠天賦和運氣，我認為要是真正想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天賦只起了一小部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將它作為一份工作來認真對待，投入很多時間在吸收知識與寫作練習上。
《最後假期》書封
澎湃新聞：你多次提及羅貝託·波拉尼奧，他是你最喜歡的作家嗎？對你有怎樣的影響？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確實很喜歡波拉尼奧。當我剛開始決定要成為一名全職作家的時候，就去認真拜讀了他的作品。他的小說非常引人入勝，能給讀者身臨其境的感覺，我也很為他書中的浪漫情懷而著迷。很長時間以來，人們談到拉美文學就只會想到魔幻現實主義，而波拉尼奧的影響力證明了不寫魔幻現實主義也可以獲得成功。波拉尼奧的寫作風格跟我的風格很相似，所以他在文學上給了我很大的鼓舞。這次來參加上海書展，我看到書展上也有很多波拉尼奧的書，我很感動。因為波拉尼奧是拉美文學的開路先鋒，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先引進了波拉尼奧的作品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或許我的書就不會被引起，我也不會有機會來到這裡。
至於個人經歷方面，波拉尼奧並非出生於精英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卡車司機。在過去，我一直以為作家一定要來自書香門第，而波拉尼奧的經歷讓我意識到，原來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也可以成為如此傑出的作家。他的經歷給了我很大的鼓舞，讓我能夠有更多的自信在寫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澎湃新聞：你談到波拉尼奧的作品不是魔幻現實主義，這是你喜歡他的原因之一。所以你並不認同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嗎？
保麗娜·弗洛雷斯：這個問題解釋起來有點複雜。首先，我承認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氣勢恢宏、語言優美，敘事方法也很獨特；但由於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品也侷限於男性視角，在他們的作品中女性的存在感是很弱的。而我個人是一名女權主義者，所以我並不喜歡魔幻現實主義的這種傾向。
其次，魔幻現實主義是上個時代的產物，那是集體主義的年代，比較強調政治環境對群體的影響。而我覺得時代已經變了，集體主義不再是主流。現在我更關注的是大環境對個人的影響，所以比較認可個人主義的寫作。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你是如何在寫作中踐行女權主義的？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並不看重女權主義的思想理論，更願意在行動中實踐我的堅持。作為一名女作家，我在跟媒體和出版社打交道時，經常會傳播我的一些女權主義的觀點。我在作品中不會明確地提出女權主義，也不確定我的作品是否反映了我的女權主義思想，但我確實在小說中有意識地描繪更為具體的女性形象。我在書寫女性角色時，不想把她們寫成絕對的好人或壞人，而是希望體現人性的複雜性。我也希望通過我的寫作，女性角色在拉美文學中的地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可，因為在以往的拉美文學作品中，最吸引讀者的大多是男性角色，而我希望女性也可以成為重要的文學角色。
保麗娜·弗洛雷斯。作者本人供圖
澎湃新聞：《最後假期》一書中的九篇小說，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們不同的生活，筆觸非常細膩真實。你的靈感從何而來？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的靈感來源是多種多樣的，隨時發生的某件事都可能會激起我的寫作靈感。有時我會去猜測路人身上發生的故事，有時也會把道聽途說的趣事寫進小說裡。我的小說反映的是我觀察世界的一個視角，包含了我對世界的種種看法；故事本身可能是編造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而我所做的只是用小說的形式，通過我的觀察，將這些故事都記錄下來。
我想我的小說之所以能讓讀者感到很真實，是因為在動筆寫一個角色之前，我會對這個角色進行詳細的背景設定，我會去構思角色的家庭狀況、學校生活、交友狀況等等，再設想角色在這個故事環境下，以他/她的性格會做出怎樣的反應。我的背景設定非常全面詳盡，但最後真正寫進小說裡的內容只是冰山一角。其實我是個挺愛胡思亂想的人，我夜裡經常失眠，是因為每當我想起一件事，就會把這件事所有可能的後果、應該如何應對，都全面地想了一遍。這種性格對個人生活可能會造成困擾，但是這種周到的思考方式，對文學創作來說還是挺重要的。
澎湃新聞：《最後假期》中的九篇小說多以青少年視角展開描寫，為什麼會選擇青少年視角？青少年和成人的世界有何不同？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覺得青少年是很好的故事講述者，因為他們身處時代之中，不自覺地受到時代的影響，卻不能完全理解這個時代，所以能夠隔一段距離去旁觀所處的時代。我的小說裡雖然寫的是青少年的故事，但講故事的人已經長大了，實際上是一個成年人去回顧自己童年時的某一段經歷，是如何影響了自己，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我想寫智利過去的獨裁時代的故事，但身處時代之中往往是看不清楚的，必須等過了這個階段才能更好地看清全貌。而青少年是能夠保持一段距離去描述那個時代的故事講述者。對我個人而言，在獨裁時代，我的年紀跟我筆下的青少年是差不多的，從同齡人的視角寫作對我來說更順手。
澎湃新聞：《最後假期》寫了多長時間？寫作中最感到艱難的一點是？
保麗娜·弗洛雷斯：寫作加上出版時間大概有兩三年。作為一名女作家，寫作男性視角、把握男性的說法方式是最令我感到困難的。寫完之後我拿給朋友看，朋友都會說男人不會這麼說話，所以男性視角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喜歡用第一人稱寫作，因為這樣可以把故事講得更為精確具體，並展開更細緻的心理描寫。
澎湃新聞：《最後假期》作為你的第一部作品，就獲得了很多嘉獎，你也因此成名。對此有何感想？
保麗娜·弗洛雷斯：剛剛出版第一本書就能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當然感到自己非常幸運（笑）。但成功背後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這兩三年的創作中，我每天對著電腦寫作，這個過程很艱辛也很孤獨；並且作為一名剛出道的作家，我在出版過程中也遇到很多挫折，比如被出版社拒絕，被編輯再三要求修改等等。我經歷了這麼多艱辛，所以我覺得自己值得擁有這樣的成功。
現在雖然成名了，但我的創作一點也沒有變得更輕鬆，頂多會在出版上不再遇到那麼多周折，但創作經歷本身的痛苦並不會改變。
不過，雖然痛苦，我還是很享受寫作的過程。我在寫作中是全情投入的，情緒會隨著筆下的情節劇烈起伏，這是獨屬於寫作者的快樂。並且通過寫作，我可以更好地感受文學的魅力，更精準地操作詞彙和語言。我也非常喜歡語言學和修辭學，並樂於在寫作中研究和實踐它們。
澎湃新聞：你為什麼要將短篇小說作為你創作生涯的開始？
保麗娜·弗洛雷斯：首先是出於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當時我還是學生，忙於上課、寫論文和打工，沒有那麼多時間投入到長篇小說的創作中；並且作為一個剛出道的新人，出版長篇作品是更為困難的。
另一層原因是，我在系統學習文學類型時，看了很多優秀的短篇小說，我意識到短篇小說也並不好寫，一篇好的短篇小說的構思是非常精巧複雜的，並不比寫作一個長篇容易。比如我在讀愛麗絲·門羅的作品時就感覺很震撼，因為她可以在一個很短的篇幅裡把故事講得非常完整。於是我就想自己也嘗試做到這樣。不過作為一名作家，我不想拘泥於一種創作類型，所以我現在寫的第二部小說就是長篇了。
澎湃新聞：你的新長篇是一個怎樣的故事，方便透露嗎？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的新長篇發生在智利南部，一個氣候惡劣、狂風呼嘯的海邊小城，講的是一對父子和一名水手之間的故事。這部小說可以看作《最後假期》的延續，因為《最後假期》是一本關於過去的小說集，講述過去人們是如何犯下錯誤，如何經歷一些改變人生方向的往事，如何走過命運的轉折點；而這部新小說想回答的問題是，如果你過去犯下了一些錯誤，還有沒有機會重新開始。
這部小說的懸疑色彩很濃，我想把它寫得更精彩，情節更有吸引力。我會寫到罪犯的逃亡，一些爭執和打鬥，看起來會有一點動作片的感覺。所以我現在也在看懸疑類的通俗作品，思索如何把我的小說寫得更生動有趣。
澎湃新聞：所以你的新作更偏向於一部通俗作品？你並不在意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之間的界限？
保麗娜·弗洛雷斯 ：我不認為借鑑通俗小說的風格會削弱我作品的文學性。我希望自己能夠把精彩的故事情節和詩意的文學表達相結合。福克納的《聖殿》就是能一部能夠兼具這兩方面的傑作。我想在情節性和文學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就像福克納那樣的大師一樣。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在全球化浪潮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你的寫作目前看來依然聚焦於智利本國的現實。這是否是你寫作的主要方向？
保麗娜·弗洛雷斯：目前為止我的寫作確實更偏向智利本土，我確實對其他國家的瞭解有限。不過我依然在學習和了解中，包括這次來中國，我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我也有一些朋友在亞洲生活，從他們那我瞭解到了亞洲人的生活狀態，都能為我未來的創作提供素材。
我很關注移民、難民潮等等流行的全球話題，也嘗試在寫作中反映一些全球化的問題，比如我現在正在寫的長篇小說中就出現了外國人角色。我所希望自己能在寫作中達到的目標，是能把整個世界的大格局，在一個小小的村莊的故事裡就能反映出來。
澎湃新聞：在文學創作上，你想要達到怎樣的目標？是否有一個追隨的文學偶像？
保麗娜·弗洛雷斯：我的偶像當然是波拉尼奧，他的《2666》是一部震撼人心的鉅著，我希望自己未來也能創作出這樣偉大的作品。我不是想模仿波拉尼奧的風格寫作，而是想成為和他一樣在文學史上舉足輕重、能夠對後來的創作者有所鼓舞和啟迪的人物。
不過我也是很矛盾的（笑），有時我野心勃勃；有時覺得自己現在就挺好，我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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