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9 日本人的狂想，中國人的不屑

在近代歷史上，日本把中國當成他最大的敵人，而中國,一直像一個巨大的獵物一樣成為日本人的靶子。從甲午戰爭到盧溝橋事變，直到今天，整整一百多年的歷史，日本的統治者換了好幾代，可是不管是誰當政執權，中國一直是他們或明或暗覬覦的對象，這是為什麼呢？

“……鯀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大明,蓋非吾所欲,天所授也。”早在1583年,那個被日本人視為日本武神的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后豐就發出瞭如此狂言。此後豐臣秀吉更產生了“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寧波府,佔領天竺”的念頭。

但是豐臣秀吉生不逢時，空有滿腔熱血和的野心，他曾經率兵三次東征朝鮮，最終只因為朝鮮背後有大明的支援，無功而返，大敗而歸。終其一生,未能踏足中原半步，最後氣絕而亡。但是豐臣秀吉這個狂妄的夢想,延綿百年,世代傳承，成為最近幾百年來日本士人的精神食糧。

豐臣秀吉

並河天民在1716年向幕府呈獻《開疆錄》稱:“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了大大日本國也。”這是日本“大日本帝國”的思考和行動樣式的最初版。這成為後世的日本統治者妄想染指中國疆域的指導藍本。

過了100年,這樣的大日本夢想接連不斷地出現在日本人頭腦中。佐藤信淵,一個學過醫,做過幕僚,當過私墊先生的地理愛好者在49歲的時候開始漫遊日本,或者是在漫遊的過程中他對日本的地理侷限性感到了不滿。這位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只是一個博物學者的普通平民卻在1823年寫下了《宇內混同密策》,討論日本未來的出路。當然,他的思路又和他的前輩們接上了:“皇國日本之開闢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併中國。……故此書先詳述略取中國之方略。中國既入日本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離鴃舌,衣冠詭異之徒,漸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

不能不令人驚訝,他的理由是:“在當今萬國中,土地最為廣大、物產最為富饒、兵力最為強盛的莫過於支那,而由皇國征伐支那,如果機制得當,不過五七年間耳,其國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國要攻伐他國,必以先併吞支那為起始也”

佐藤信淵入侵中國之夢,已經不再是意淫之論,而是有相當詳細的攻略之策。他認為:“凡經略異邦之方法,應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當今之世界萬國中,皇國易取易攻之土地,無比中國之‘滿洲’為更易取者……故征服‘滿洲'……不僅在取得‘滿洲’……而在圖謀朝鮮及中國”。

雖然用5到7年攻並中國的夢想佐藤信淵並沒有看到,但此後日本的攻擊線路將一直遵循佐藤信淵的藍圖。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所作的一切，在100多年前已經將他們的狼子野心公諸於眾。從此以後，“取滿洲，並朝鮮，圖中國”的狂想不僅僅是停留在日本士人的心中，這種軍國主義的思潮像一場瘟疫，一百多年來在日本民間和政府自上而下不斷髮酵。

幕府謀土將圖謀中國作為其萬久之策,倒幕派有著同樣的夢想。吉田松陰獄中不忘東取之路,而與他同時代的橋本左內亦堅信“如不兼併中國、朝鮮的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 這不是一個人在狂想,一個民族的思想者,行動者、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將中國視為必取之地,競謀算積百年之久。明治群英就在這樣的薰陶中開始了建國大業,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井上馨無不是此類衣缽的繼承者。

狂想終究是狂想,最終的執行者也漸漸露面。

山縣有朋在20歲的時候,第一次在其老師吉田松陰的口中聽到了未來的攻略設想。他自號“素狂”、“言雪”,是一個典型的武學狂人。

在1864年的下關之戰中,高杉晉作在馬關功山寺以80人起義組成奇兵隊,出貧微的山縣有朋表現相當兇猛。但由此也見識了西方軍隊的炮火之犀利。明治功成後,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等人一同出洋考察,在伊藤將目光專注於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時,山縣有朋卻對西方的軍制進行了詳細的瞭解。

1870年8月3日,從歐洲歸來的山縣有朋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見,在一個多小時的奏對裡,他長跪在地,盡述己見。25天后,山縣有朋升任兵部少輔。一年後主持兵部,著手創建了日本陸軍體系。

高杉晉作

同一年,一手創建淮軍體系的李鴻章憑藉赫赫戰功榮升最有實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這個位置上一坐就是25年,成為清朝任期最長的直隸總督。這也是李鴻章與日本打交道的開始,他在這一年接待了來訪的日本公使柳原前光，開始商談兩國的修好條約。最初開始輕視日本的李鴻章稍後便發覺,“目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果然,山縣有朋在中日訂約後的第二年,即在《軍備意見書》中提出,要以中國為“假想敵國”。與日本的狂想前輩們不同,山縣有朋開始了其卓為有效的準備工作。這一年,他制定第一次徵兵令,規定了男子在17-40歲之間,有義務服3年現役,2年後備役(期間定期召訓)及2年第二預備役(於緊急時召集)。到甲午開戰前,日本已擁有新式陸軍2萬人,被稱為“皇軍”。

從這一年開始,日本陸軍進入山縣有朋時代。他制訂了10年擴軍計劃,準備大規模侵略亞洲大陸。1880年三縣有朋派出數十名將校軍官考察中國軍事,最後三縣有朋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強兵是富國的根本,增強軍備優於一切。

1886年,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和“濟遠”三艘主力艦在日本的港口維修,巨大的戰船震動了日本。但李鴻章的威懾之意圖,更加刺激了山縣有朋等人的決心。山縣有朋再次派人到中國調查軍備,日本的間諜將詳細的中國軍隊防務報告回去。1887年日軍本部擬訂了《征討清國策》,並認定以5年準備期可乘機出擊攻打中國。

1890年,山縣有朋的同學,同為松陰門下的伊藤博文卸任內閣總理時,不遺餘力地推薦了山縣有朋接任。山縣有朋已經完成了對華作戰的全部準備,現在大權在手,只欠東風。但是李鴻章在這10年間建立起來的北洋水師仍是一個巨大的海上壓力。

山縣有朋將重心轉向海軍,這一次甚至出動了天皇。這一年3月,天皇下令從內庫撥款30萬元,作為海防補助費。全國華族和富豪也競相捐款,日本的軍官全部都實行捐款,每個月捐款都捐到所需經費的15%。至9月底,捐款數達到103.8萬元。這些資金全被用作擴充海軍軍備。1890年到1893年4年間,日本軍費佔國家財政預算的平均比重為29.4%,其中1893年達到32%。至此，日本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對中國的第一次戰爭的準備。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們的準備是必要和充裕的。甲午一戰，日本戰勝了自稱天朝上國的中國，讓日本的民族激情空前的高漲，軍國主義思潮和圖謀中國的狂想在甲午之戰後的日本國瘋狂的傳播。這為幾十年後的直接侵略中國聚集了更多的資源和更狂妄的力量。

日本對中國的覬覦從思想的形成，到戰略的制定，到採取實際行動實施，歷經400年，它已經不是某個人的奇思異想，不是某個政黨某屆政府的政治取向，這在幾百年的思潮進化中，早就變成了一種畸形的文化，一種瘟疫般的精神，刻在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骨子裡。

“‘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後來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論》裡不無感慨地說。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不屑，在近代中國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希望戴老的這般感悟對我們今天的年輕人能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