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
华夏中心主义”天下观的解体，才使得政治体制的维新变法成为国内士绅阶层的主要目标。而在同一时期，清朝的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人、沿海各省的秘密社会，则开始筹建革命团体，试图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从此，变法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
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化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国人对这种挑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尽管清朝政府屡次丧权辱国，但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很少对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他只是对军事和外交进行改革。
在近代的士大夫中，咸丰十一年（1861 年）身居上海的
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地对列强各国与中国的差异做了阐述，指出西方并不仅仅胜在武器和技术之上。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只是空谷足音。曾国藩看到此书后，认为“多难见之施行”。这反映了大多数高层官僚的认识水平。 合肥“张氏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四姊妹的曾祖父张树声当年在淮军将领中名气很大，仅次于李鸿章。许多人知道张树声的后人“张氏四姐妹”，却鲜有知道张树声的。
出身淮军将领，曾经出任两广总督以及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于 1884 年中法战争中去世。他在《遗折》中提到：“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果足恃欤？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位在与西方列强对垒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对他的对手的认识远比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深刻而真切。
但是社会上层的总体认识水平还局限在较低的技术模仿层面，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政治上的改革才被广大士绅阶层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人绘《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传到国内的时候，割地、赔款等十分苛刻的条件引发了国人巨大的愤怒。
台湾人民得知清朝将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申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
——清朝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中法战争后，清朝中央认识到了台湾在海防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将台湾设为一个省，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通过六年努力，使得台湾社会在近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为由而下令限期交割 ：“交割台湾，限两月。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湾绅商市民罢市抗议，涌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台湾人丘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唐景崧（1841—1903年），字维卿，广西灌阳人。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入越参加抗法斗争。光绪二十年（1894年）署理台湾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五月，台湾官绅会商认为，根据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法，台湾人民可自主选举总统作为领袖来代表台湾人民的意志，采取“民政自主，遥奉正朔，拒敌人”的策略来保全台湾。
也就是说，对外宣称台湾自主，任何人不得随意处置，对内则仍然作为清朝的一个省份，最高领袖仍称为巡抚。在给总理衙门的致电中，唐景崧反复申述这只是为了抗拒日本侵略的权宜之计，一旦局势安定，他将带领各级官员赴总理衙门请罪。
就这样，在台湾官绅阶层的组织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拒。日本大举进兵时，台湾人民在
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台湾才沦陷于日本之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945 年台湾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丘逢甲（1864—1912年），广东蕉岭人，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后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华民国建国后，丘逢甲被选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临时政府。1912年2月25日因肺病复发病逝。
在北京，《马关条约》的内容由一部分高级官员有意向外透露后，引起了一场以各地官员为主，绅士、举人副署签名的上书运动，反对光绪皇帝加盖玉玺批准条约，采取拒约、迁都、变法等措施，从根本上进行自强。由日本侵略而引发的思考，促成了一场以变法为主题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也正是各地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年份，此前多次上书皇帝，并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而全国知名的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人，作为
广东的举人来京会试。他们联络了各省举人聚集在松筠庵起草万言书，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通过一系列上书，各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都开始对国运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黜落的主考官徐桐，取得了进士的功名。《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成效的行动。而康有为在这段时间内，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 ，恳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变法。
陈宝箴（1831—1900年），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早年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四代出五位杰出人物，后人称之“陈氏五杰”。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在长沙创办
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招收学生，讲授传统经学、变革和民权思想，随后创立南学会，出版《湘报》《湘学报》。陈宝箴等进步士大夫在湖南的维新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时务学堂首批招收的四十名学生中，出了蔡锷、杨树达、方鼎英等著名人物，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湖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都缘起于陈宝箴、谭嗣同、唐才常这些知名士大夫的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除了皇帝在最高层不断发出各种谕旨以外，整个政府系统中，只有几个低级官员是专门为变法而任命的。在其他中央和地方各级大员中，除了湖南巡抚
陈宝箴外，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废除一切变法文件，光绪皇帝只能陪坐在太后身旁。二十三日，慈禧在勤政殿重新举行
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变法运动戛然而止，绞杀了清朝最后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这些事实说明，从国家利益和现实情况来看，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必需。但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最终绞杀了这一精英阶层对民族危亡进行自救的最后机会。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应对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 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
晚晴瓜分中国狂潮时局图
对清朝体制内的官僚集团 来讲，在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
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 。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马戛尔尼使团随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
近代，是民族国家互相争霸的时代，海洋已将原来相距万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连为一体，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惯性而存在了。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个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
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閱讀更多 華夏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