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清军江北大营退驻仙女庙大圣寺。江苏提学使、刑部侍郎雷以鍼随大营帮办军务，采纳幕僚钱江进策，派官吏在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公谕米行“抽厘助饷”。次年三月奏请江苏各府、州、县依照办理。当时扬州府、江都县、甘泉县衙门，皆移驻仙女庙，首设“厘捐所”（称樊孔税所）在塘子湾河南，以此解决清军万余兵丁的粮糈所需。万福桥（今万福闸）河西驻太平军，而清军盘踞河东，隔河对峙，达3年之久。
厘捐票据
厘捐的征税办法，凡有米船过境，按税率百分之一征收。由于百分之一为厘，故称厘金，但到仙女庙销售的米船可以免征。至于浙闽商贾采购之米，出境时则由商贾报税。因此，里下河（包括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等地）粮船，均在仙女庙销售。仙女庙米市繁荣，营业最盛时，每日转口销大米近万担，而厘捐收入亦日近百担。初开征时，小本经营都可以免征，故对商品流通影响不大，商贾亦能遵行。
清廷兴办“厘捐”后，大有益于军饷的筹措。以后逐年发展，报捐商品，已不仅是大米，凡用舟船趸运的商品，过境时一律征收“厘捐”，只有肩挑担贩者可以免征。“厘捐”原拟事平即废，后竟相沿成例，各省亦相继仿行，遍及全国。各地还巧立“厘捐”名目，如坐厘、货厘、落地税、产销税、山海捐、铁路货捐等，税率亦极不一致，已不限于百分之一。每年清政府厘金收入，约得白银1000万两。
“厘捐”，有“台厘”、“漕厘”之分，所谓“漕厘”，即明、清东南府、县漕粮，都经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往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北京，清漕粮后改为“官收官兑”。明弘治五年（1492），以苏、松诸府连岁荒歉，始行“折漕”（漕粮折银解京者，谓之折漕）之法。清旧制，永折漕粮，止36万余石。后因军兴，各省奏请改征折色（漕粮折价征银者，谓之折色），价自一两余至三两不等。惟苏浙两处，尚有照市价折色征收，官为办运者，故称官收官兑。凡属漕粮，俱归“漕捐所”办理。明代即有漕捐，清代方有台捐，并非同期兴设。仙女庙“漕捐所”设于小南滩以南巷道内（今仙女公园大门东首），该巷以后即名漕捐巷。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改用海轮运送漕粮，停止河运，仙女庙“漕捐所”已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后，漕粮全征折色，漕运废除，“漕捐”亦相应裁废。
在推行“厘捐”过程中，始则是“抽厘助饷”，继则成为晚清民初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全国“厘卡林立重迭征收”，“江都县境，幅员方不过百里，而扬由关闸总口，分巡计设十九处之多，新章抽厘助饷者，则又有漕捐、台捐之分，其隶于境内之总局、分卡亦三十处，司巡员役，棋布星罗，防商偷漏，严逾盗贼”（钱祥保编纂《江都县续志》关税篇，厘金附）。据英国人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我在到仙女庙的沿途，从河口到这个市场不满三十英里，而所见到的厘卡竟不下十五处之多。”“仙女庙是个没有城墙的大市镇，为繁荣的贸易中心。通商口岸镇江的所有商业，全依赖仙女庙商业的经营活动。倘仙女庙的商人不在镇上建立商业，则镇江当很难取得重要的商业地位。”哈利在清同治八年（1869）春到中国，曾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委任，到仙女庙收购大米。
江都大圣寺即为厘捐创议的地点
民国八年（1919），仙女庙商会会长关立庭、尤朗轩，鉴于江都境内三里一捐，五里一卡，商旅所受骚扰达于极点，遂联络江苏省各县商会，邀请地方绅士及各业董事长数人（参加者有仙女庙国会议员凌仁山，米业董事姜乐之等），至省会镇江公署及江苏省议会呼吁，要求裁撤厘捐关卡，改由扬由关征收统税。因当时政局动荡，一时难以实现，结果仅撤销二道桥厘金分卡一处。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决定实行裁厘，征收统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成立统税署（后改为税务署）。征收“厘捐”，前后近80年之久。（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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