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是著名戲曲教育家王瑤卿先生一百週年誕辰，文藝界知名人士發表了不少紀念文章，引起了大家重視。拜讀過這些文章，我覺得對瑤卿先生的嫡派傳人談得不夠充分。這篇小文只想在這方面做一點補充。
從大範圍來說，四大名旦都是王派傳人。我以為，京劇的發展也同文學一樣，應有近代、現代和當代這幾個階段。瑤卿先生應該說是京戲從近代過渡到現代階段的旦行中的大師；而四大名旦則是京戲在現代階段的代表人物，當然，他們還直接影響到當代的京戲的發展。四大名旦的藝術成就絕非偶然，是他們每個人畢生奮鬥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瑤卿先生為梅、程、荀、尚做先驅，並對他們因材施教（實際上梅先生與瑤卿先生是同輩，可是梅先生的成功是跟瑤卿先生的指引幫助分不開的），根據他們每個人的先後天條件提出他們各自的發展方向，四大名旦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廣大深遠的成就和影響。然而，四大名旦畢竟各具每人獨特的風格,都不能算是瑤卿先生的嫡派傳人。
王蕙芳、陳德霖、王瑤卿、梅蘭芳、姚玉芙之合影
瑤卿先生遠在本世紀初就因嗓敗而退出京劇舞臺。進入二十年代，作為瑤卿先生的替身，代他活躍在歌壇之上的，是他的胞侄幼卿先生。幼卿先生一生雖未挑過大梁，但他一直是最稱職、最有功夫的最佳二牌旦角。他曾先後同言菊朋、譚小培、王又宸、馬連良、譚富英合作。特別是馬連良的扶風社和譚富英的同慶社的前期,王幼卿成為他們不可須臾離的左右手。三十年代初,餘叔巖大病初癒，偶演堂會和義務戲,必邀幼卿擔任二牌旦角,一如譚鑫培晚年必由瑤卿先生擔任生旦“對兒”戲中的旦角。如1934年餘在開明戲院(今北京民主劇場)義演《打棍出箱》，前場即由幼卿演《十三妹》。1936年春餘演堂會戲《打魚殺家》，也是由幼卿配演的蕭桂英。馬連良的《四進士》、全部《清風亭》和《蘇武牧羊》，譚富英的《探母》、《珠簾寨》和《南天門》以及其他生旦“對兒”戲，都是與幼卿合作才顯得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三十年代中期,幼卿先生也因嗓音關係謝絕歌壇，但梅蘭芳先生為了培養梅葆玖，曾禮聘幼卿先生為葆玖開蒙。可見幼卿先生在許多著名演員心目中所佔的比重。特別是餘、馬、譚等幾位名老生,對幼卿先生的倚重更是有目共睹。我常想,一個藝術家真正當好“第二提琴手”實在不容易。瑤卿先生在退出京戲舞臺以前，就曾經給梅蘭芳等青年演員當“第二提琴手”；而幼卿先生儘管一生都唱二牌旦角，卻絲毫無損於他在京劇界應享的聲譽。他是瑤卿先生無可置疑的嫡派傳人。
《珠簾寨》劉公魯飾李克用、言菊朋飾程敬思、王瑤卿飾二皇娘、王幼卿飾大皇娘
瑤卿先生遺留下的音響資料不多，只有長城公司錄製的《悅來店·能仁寺》(三張粗紋唱片,與程繼先先生合作)和中國唱片公司翻錄的《玉堂春》、《孔雀東南飛》說戲資料(兩張密紋唱片）。要想聽到更多的比較標準的王派唱腔，應該以幼卿先生所錄製的幾張唱片作為楷模。如他與譚小培合演的《武家坡》和《南天門》（高亭公司1929年錄音）是二六、快板以及韻白方面的珍貴參考資料；他個人在高亭公司錄製的《四進士》,是標準的二黃唱段,《摘纓會》則是標準的西皮唱段（均為1929年錄音）。他與貫大元合演的《蘇武牧羊》（三十年代初百代公司錄音）又是他京白方面的珍貴參考資料。他在勝利公司錄製的《打魚殺家》、《金鎖記》和《清風亭》周桂英的唱段等，也都是幼卿先生的代表作。從數量看，幼卿先生所留下來的唱片雖然也並不多，卻是值得重視的可借鑑的一批藝術遺產。在這方面，似乎人們還缺乏足夠的瞭解。
在全國解放以前，多數京劇界的同行都曾公認，真正得瑤卿先生親傳的是他的女兒王鐵瑛。可惜她生前不愛登臺，又不幸早逝，故未能盡展其長。瑤卿先生對他愛女的病歿，在當時是悲慟欲絕的。她的師姐妹對她的藝術造詣也十分推崇，對她的夭逝也都深為惋惜。1932年，長城公司曾特邀鐵瑛女士錄製了極少量的唱片；到四十年代，傳聞她曾拍過一部戲曲藝術片（劇目不詳），總算留下了她的一點聲音、形象。今後如果編寫京劇史，在王門嫡派傳人中，王鐵瑛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王瑤卿與弟子及女兒鐵瑛之合影
最後我還想附帶談談章曉珊先生。章曉珊一字小山，行五，解放前長期在北京鐵路局工作，因與我叔父佩蘅先生是多年同事，所以我對他比較熟悉。我從三十年代開始，就在北京鐵路局職工票房“扶輪雅集”多次聽曉珊先生清唱；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彩排過《能仁寺》、《福壽鏡》等王派名劇，我均獲作壁上觀。他是瑤卿先生的崇拜者，也是王派藝術的忠實信徒，他有不少戲均得到瑤卿先生的傳授指點，雖非嫡派傳人，卻曾屢承親炙。解放以後，曉珊先生與王派傳人趙桐珊（芙蓉草，已故）、程玉菁、華慧麟（女，已故）諸先生並執教於中國戲曲學校，於六十年代初退休，後病逝於北京。記得四十年代他在鐵路俱樂部禮堂彩唱一至四本《福壽鏡》，分兩天演完，由王吟秋配壽春。當時瑤卿先生親偕王門男女弟子蒞場觀劇，極一時之盛，大家對曉珊先生的演出一致給予較高的評價。雖說他是一位業餘京劇愛好者，其修養造詣卻絕對不下於專業演員。
言菊朋、章曉珊之《南天門》
我同曉珊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是1963年初冬在貫大元先生家裡，後來我們三人一同外出共進晚餐，並且盡興長談。就是那一次，曉珊先生談到，人們只看到王派藝術發展創新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瑤卿先生對藝術的要求從嚴從難的一面，因為任何一個有完整體系的藝術流派的發展，都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我們還談到，有人總愛把“創新”和“大膽”連在一起,好像只要“勇敢”一些,光靠膽子大就能“自成一派”了。其實在創新上有較大成就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謹嚴慎重、心細如髮的。曉珊先生舉瑤卿先生與梅、程諸先生為例，貫大元先生舉譚鑫培、楊小樓、餘叔巖、馬連良諸先生為例。一致認為，沒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精神，是不會在創新的道路上留下光輝的足跡的。
幼卿先生和曉珊先生都在六十年代前期逝世，他們未能見到對瑤卿先生百歲誕辰的紀念活動。但幼卿先生在繼承其伯父的衣缽方面,曉珊先生在戲曲教學培養新一代方面,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我們今天緬懷瑤卿先生，也應對有成就的王派傳人、特別是王門嫡派傳人所留下的藝術遺產進行整理和挖掘，才更有助於戲曲事業的發展和進步。
1982年1月
（《吳小如戲曲隨筆》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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