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的律法体系也是在不断优化和完善的。总的来说，社会越落后、越蒙昧，刑罚就越残忍、越没有人道，而社会越进步、越开明，刑罚也会更人性化一些。
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刑罚的种类和强度都是在减少和下降的。不过，到清末之时，《大清律例》仍保留了一些残酷的刑罚，相对于西方律法而言，要落后许多。
比较典型的一点，是《大清律例》规定，只要能得到犯人的口供，那么无需其他证据，也可以将犯人定罪。
这样一来，搭配《大清律例》中规定的大竹板、夹棍、拶指等刑讯手段，官吏们如果收受贿赂，或者纯粹为了早点结案，便会出现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现象。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二十世纪初，清廷刚刚经历了庚子拳变和八国联军的动荡，开始痛定思痛，寻找变法自强的方法。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成立“修订法律馆”，修改清律。
修订法律馆的组成成员，大多为曾在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大清律例》修改的方向之一，就是废除严刑逼供这些被西方人视为“落后、愚昧”的法律条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订法律馆伍廷芳、沈家本上疏要求废除刑讯制度，马上得到了慈禧的批准：
“昨据伍廷芳、沈家本奏：议覆恤刑狱各条，请饬禁赴刑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等条，业经降旨依议。……颇闻各省州县，或严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即审讯。任听丁差蒙蔽，择肥而噬，拖累羁押，淩虐百端。种种情形，实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
《大清律例》颁行已久，为何清廷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废除刑讯？难道真的是为了减少冤假错案吗？其实不然。
慈禧之所以批准废除刑讯，主要是因为洋人的要求。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英双方签订的《马凯条约》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所谓治外法权，指的是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事，使用西律而非清律来进行处罚。然而，也因为这样，有很多外国来到大清的流氓混混在民间滋事，却仗着领事裁判权逍遥法外，也因此导致民间百姓与洋人冲突不断。
洋人最初以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时，就以《大清律例》刑罚太过残忍为由，强索了领事裁判权。而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又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主因。
如今洋人说只要大清修订法律，便可放弃领事裁判权，这是慈禧认同这次法律修订的理由。
然而，清廷此次废除刑讯，初衷很好。可虽然强调说各地督抚要“严饬各属，认真清理，实力遵行。”“傥有阳奉阴违，再蹈前项弊端者，即行从严查办。”但落实到地方上，仍然是阻力重重。
因为一旦废除刑讯，意味着各级处理刑狱的官吏失去了办案的一个有效手段，而大部分官员思维很难一下转换过来，导致要么有些官员阳奉阴违，暗地里用死刑，要么导致案件积压，难以结案。
因为新法实行太快，没有留下过渡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上下掣肘，难以推行。而在西方人看来，清廷并没有真的执行新律，因此也不肯放弃治外法权。直到清末，大清的律法改革仍然困难重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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