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海林：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風險及其防範
作者：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摘自《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0期；國際研究學部
葉海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早期成果，同時也遭遇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如何有效防範和妥善應對倡議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成為“一帶一路”相關研究的重要內容。中國的戰略認知水平及行動能力，包括能否制定得當的目標預期、採取與目的相適應的行動策略、正確判斷倡議推進過程中外部力量的反饋、客觀評估倡議的階段性實施效果，將決定“一帶一路”倡議現階段以及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的實施效果。“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中國與其他參與方的互動符合多方在不完全信息下進行的重複非合作博弈特徵。作者以此為分析框架，對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的判斷和行為進行系統性研究，從實施主體的預期與目標、實施主體採取的手段與策略、實施主體對反饋信號的閱讀與判斷三個環節，對中國引領“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觀認識與判斷方面的可能風險進行分析，並對風險的整體水平做出評估。
本文力圖以中國自身為分析主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進行系統性的動態分析，著重分析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各個實施環節的判斷和認識，試圖建立多方基於不完全信息情況下重複參與非合作博弈的分階段分析框架，從參與主體的預期與目標、參與主體採取的手段與行為、實施主體對信號的閱讀與判斷等三個環節對“一帶一路”的主觀認識方面的可能風險進行分析，並對風險的主要來源和整體水平做出判斷與評估。
一、不完全信息下重複非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
鑑於“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中與戰略博弈過程存在的相似性，將戰略研究中常用的博弈論分析範式應用到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各參與方特別是主要參與方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博弈根據參與者的數量、策略、收益、過程、信息結構以及參與者的能力與理性程度等層次，可以被分成諸多類型。
本文將“一帶一路”倡議下參與者的行為過程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戰略目標的確定，繼而是戰略行為的推進和手段的實施，然後是對其他博弈方的反應進行研判。根據其他博弈方的反應，對戰略手段以及必要時對戰略目標進行修訂。然後，進入下一個戰略博弈循環，直至目標達成。本文試圖將“一帶一路”倡議參與者的行為過程與不同的博弈類型相對應，以便藉助不同的博弈類型之間的差異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實踐過程中中國作為主導者可能面臨的策略風險。
二、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的認知風險
（一）“一帶一路”倡議目標設定過程中的認知和判斷風險
中國政府於2015年公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提出了靈活而多元的目標，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了分階段實現收穫的可能性，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風險。
第一，“一帶一路”倡議目標存在多重性。這一風險主要指由於倡議提出的目標 涵蓋各個領域，不同領域中的目標既可能相互促進，也有可能相互干擾，彼此牽制。第二，“一帶一路”不同實施對象目標可能相互衝突。“一帶一路”倡議目前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宣佈支持，數十個國家成為參與夥伴。中國與參與夥伴雖然在發展方向和總體原則上具有廣泛共識，但參與夥伴之間的差異之大是“一帶一路”倡議共有的發展理念難以彌合的。第三，“一帶一路”目標與滿足實現目標的條件之間出現異化。多重目標帶來的挑戰並不只是戰略目標排序時可能出現的資源錯配，也可能造成另外一種風險，即某個可能只是並行但無必然關聯的目標被誤判為實現其他目標的必要條件，從而出現目標與實現目標的條件之間的異化。
（二）“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手段與行為中的風險
對於中國對外戰略來說，經濟目標和外交目標之間的關係正在變得複雜，這種複雜性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也在不同方向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首先是不同實施主體行為不協調的風險。“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涉及中國中央政府的相關責任部門，也成為中國幾乎所有省級地方政府肩負的重要任務。其次是個案方式和整體手段關聯性不足。“一帶一路”倡議的諸項目之間彼此並不存在共生關係，也往往不產生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正面溢出效果。最後是經濟利益缺乏安全手段支撐。六年來，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簽署合作協議，或者從協商階段進入施工階段，保證“一帶一路”項目以及中國資本、人員安全的壓力隨之增大。
（三）倡議實施過程中信號傳遞與信號反饋研判中的風險
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類似過程中，中國需要警惕如下三種可能出現的風險。第一，應激反應與長期信號傳遞斷層。“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具有創新性的對外合作實踐，遭遇各種意外事件是非常正常的。中國在進行相應闡述時必須考慮對具體個案進行說明時所使用的話語表達方式是否與中國圍繞“一帶一路”倡議所釋放的長期對外信號存在邏輯自洽。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話語不對稱，並不是博弈論中常用的信息不對稱概念，而是指中國與其他參與夥伴之間在概念表達以及理念說明的敘述方式上存在的差異可能導致誤判。第二，信號傳遞過程中的話語不對稱。第三，信號反饋判斷不準確。接收對手或者夥伴做出的反饋信號時，如何避免出現誤判，考驗的並不僅僅是中國的信息收集能力，還有中國對外界質疑聲音的判斷力。
三、結論
中國的認知和判斷以及所採取的相應行動既關乎“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敗，也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戰略調整的前景。
在中國看來，“一帶一路”倡議不是用來修改國際規則的，也不是用來改變國際秩序的。中國不打算憑藉日益壯大的經濟實力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對於中國來說，對外戰略中的經濟要素已經不僅是外交工作需要為之服務的對象，同時也成為維護國家利益、對外貫徹意志的工具。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內外工作總體思路出現了變化，調整的只是外交與經濟手段的配合方式和經濟手段的應用方式而已。這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對外戰略的風險厭惡偏好將會一直存在，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有著近乎本能的追求。
首先，穩定的外部環境只是實現中國對外目標的一個客觀條件，而不是也不應該是目標本身。中國加深與其他國家的聯繫與合作，固然需要維護基本外部環境的穩定，但基本穩定和絕對穩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追求基本穩定更不意味著要將無爭議 狀態作為對外工作的任務。
其次，引領“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本身就是中國發展道路上一個充滿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歷史進程。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中國越是希望在發展的道路上排除風險因素的干擾，越應該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和富有創造性的思維去主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進程。
最後，“一帶一路”倡議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和對外戰略的調整，可能影響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定位，其實踐註定是一個長期過程。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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