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43

大福/文

“ 東吳軍隊為支援叛軍或撤回國內時中途數次經過合肥，有多次機會可以佔領合肥，卻從未在合肥駐紮。

校/二氧化碳 畫/捕風者 圖/地緣谷

建安二十年，孫權率領十萬大軍親征合肥，此戰成功打響了合肥守將張遼的威名，“威震逍遙津”成為張遼一生最自豪的戰績。從公元208年到公元278年，孫吳主動進攻曹魏34次，其中合肥——壽春一線12次，將近一半。合肥是魏吳攻防戰中繞不開的話題，也是孫權

永遠的痛。

東線重鎮

魏明帝曹叡曾言：“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此三城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東吳作戰向來依靠水軍，能水戰絕不陸戰，因此，能夠溝通長江淮河乃至深入中原的

水路十分重要。

這樣的水路共有三條，分別是中瀆水、濡須水、漢水。其中，中瀆水受季節影響太大，無法全年通航；孫權前期將荊州借給劉備，漢水一路就需要佔領襄陽才能使用，但襄陽自始至終掌握於曹魏手中，漢水自然也不可用。

濡須水北經巢湖入施水，再經肥水入淮河。東吳水軍從長江入淮河，不僅可以發揮其水軍威力，還能保障後勤。對曹魏而言，滅東吳則同樣需要將水軍調往長江，大軍南下也需要水運維持後勤，濡須水就成了吳魏兩國互相攻打的必經之路。

而合肥正處於肥水、施水

交匯處，對曹魏而言，合肥是防禦東吳北上的屏障；對於東吳而言，合肥則有如橫亙於其眼前的大山，無論是自保或是北伐中原，都必須攻克合肥，進而奪取淮河流域。

建安四年，袁術病逝，揚州廬江郡也被孫策佔領，曹操能控制的僅僅是合肥至壽春。建安五年，正與袁紹交戰的曹操任命劉馥為揚州刺史，但兵力捉襟見肘的曹操分不出一兵一卒，劉馥只能單槍匹馬前往揚州。

劉馥去不了舊治，只能“單馬造空城”，重新開始建立治所。雖然條件艱苦，但劉馥設法興辦屯田、招攬遊民，之後建芍陂、七門、吳塘等水利工程以灌溉農田，“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

建安十三年，劉馥病逝，合肥百姓失去了一位父母官，但更可怕的是還要面對孫權的十萬大軍。同年，曹操兵敗赤壁，劉備、周瑜於荊州發動反攻，孫權則率領十萬大軍圍攻合肥。

連綿大雨，合肥的城牆幾乎要支撐不住，城內守軍不多，大部分還是地方組織的二線部隊,難以抵擋孫權大軍。但守城將士眾志成城，憑藉原來的積蓄固城死守，等待援軍。但援軍的到來希望渺茫，曹操向來對合肥方向的重視不夠，也沒想到自己會敗，待到孫權大軍來攻之時，曹操只能派出張喜率領的一千騎兵去增援，一千殘兵打十萬精銳之師，結果可想而知。

軍令如山，明知不可為的張喜仍然率兵前往合肥，路過汝南時將其軍隊編入麾下，但兵力仍遠遠不夠，此時合肥城已經被圍困數月，可謂是彈盡糧絕，眼看堅守不住之時，揚州別駕蔣濟心生一計，他對刺史詐稱得到張喜書信，應當派遣主簿迎接張喜援軍。即寫書信遣三部讓他們把這消息告訴城中守將，一封入合肥城中，另外兩封則被敵軍捉去，孫權信以為真，急忙放火退走，合肥得以

保全。

經歷了這次合肥之戰後，曹操開始重視合肥，此時孫權已將荊州借於劉備而專心進攻淮南，另一方面，曹操也放棄了從荊州進攻江東的戰法，轉由合肥—巢湖一線直接攻擊江東腹地，合肥成為了雙方拉鋸的前線。建安十四年，曹操派于禁、臧霸等人率軍南下，消滅了盤踞淮南多年的梅成、陳蘭等人，恢復被孫權破壞的基層政權，對合肥的防務也進行了全方位的整頓。

首先是增加駐軍，原先留守合肥的部隊都是由劉馥組織起來的地方部隊，戰鬥力很差，這次曹操直接留下了張遼、樂進、李典三名大將和七千名精銳士兵，作為揚州地區的曹軍主力。

建安二十一年，又增加張遼麾下兵力，使其兵力將近萬人，並且以合肥為中心進行縱深防禦，雖然合肥駐軍有所增加，但總量依舊太少，因此設徵東將軍於合肥監督揚州軍事，若合肥被圍，則由徵東將軍上書調集兗州、豫州等地軍隊乃至曹魏中軍增援合肥，合肥從此成為曹魏東部戰線的核心，是曹魏

誓死保衛，而東吳誓死爭奪的要地。

戰略地位下降

正所謂“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合肥雖然被設為曹魏東南重鎮，但伴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合肥的戰略地位也隨之變化。

赤壁之戰以後，曹操戰敗，雖然實力仍強於劉備、孫權，但也

無壓倒性優勢。曹操的軍隊主要由中軍和地方軍隊組成，中軍強而州郡兵弱，靠州郡兵無力對抗劉備或孫權的進攻，往往需要中軍支援。

曹操在世時，曹魏中軍數量在十萬左右，這支軍隊主要在鄴城駐紮，小部分派駐於地方，每次中軍出征後也要返回鄴城駐紮。面對兩線作戰時，曹操的中軍來回奔波壓力很大，但兩線的邊境軍隊又不足以獨立支撐防禦，為了進行有效的防禦，曹操就只能採取毒計——

遷民。

曹操的遷民之法大多是將邊境百姓遷往內地，一是堅壁清野讓敵人無法就地獲得給養，增加其消耗；二則讓敵人無處劫掠，即使進攻也沒有什麼收穫。在與劉備漢中之戰失利後，曹操就大舉遷移漢中居民，孫權進攻合肥時，曹操也採取了這一措施。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決定將徐、揚兩州南部居民內遷，造成 “廬江、九江、春、廣陵虎十餘萬皆東渡江”（引自《三國志·吳主傳》）的景象，從長江至合肥以南只留下了皖城，江淮間“

不居者數百里”，形成了一道廣袤的無人帶。建安十九年，孫權拿下皖城，合肥完全暴露在孫吳兵峰之下。

但曹操對東吳仍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因此合肥依舊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大量居民南遷或東入孫吳使得合肥地區的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在合肥維持駐軍成本過高，上文也提到，合肥以南再無屏障。這樣的情況下，合肥是作為軍政中心直接暴露在敵人攻擊下太過危險，調整東線佈局已經是

勢在必行。

曹操病逝後，曹丕即位，他對孫權發動的三次大規模進攻，都以失敗告終。這表明，曹魏想要在短時間吃掉孫劉兩方是不可能的，曹魏政權也逐漸轉向戰略防禦，對東線防務做出了極大的調整，最重要的就是將揚州治所北遷到壽春。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後，徵東將軍改為常駐壽春，軍隊主力也移駐壽春。壽春與合肥相比，距離曹魏中心地區更近，一旦東線有變，中軍可以迅速通過許昌抵達壽春集結，合肥就變成了吸引火力的靶子。

公元230年前後，合肥舊城被拆毀，魏明帝採納滿寵的建議，將新城西移三十里。重建後的合肥新城，交通

樞紐作用明顯減弱，但是遠離河流，對於依賴水軍作戰的吳軍而言，攻城難度大大提升，合肥成為了消耗其銳氣的最佳棋子。

合肥衰落，壽春崛起

正始初年，魏國準備在東南一帶積儲軍糧，派鄧艾考察後，他提議在兩淮地區開展屯田，“令淮北屯兩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守，且田且守，……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引自《三國志·鄧艾傳》）。

這一建議得到司馬懿的採納，開始在當地興修水利以灌溉農田，“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引自《晉書·食貨志》）。隨著屯田的進行，壽春地區經濟實力不斷地提升，軍事實力也相應的提升。

諸葛誕叛亂

時，憑藉淮南地區聚集兵力十餘萬於壽春（雖然有數萬的中央軍隊，但大部分仍是江淮屯軍），江淮防務也以壽春為中心，屯軍主力和支援中軍主力均在壽春集結，壽春成為了調度和指揮的中心，合肥則淪為前線要塞，成為壽春的橋頭堡。

公元253年，諸葛瑾率領二十萬大軍北伐，這也是東吳對曹魏發動最大規模一次進攻，這次進攻並非為了佔領合肥，而是要引誘魏軍主力出戰。此時合肥城內僅有守軍數千人，形勢危急，但魏軍並不急於救援，而將大軍集結於壽春以逸待勞，等待吳軍疲憊再出擊。

但諸葛恪剛愎自用，中了合肥守軍的疑兵之計，以至連合肥都攻不下便撤軍。淮南三叛中的後兩場叛亂，叛軍大多將軍隊集中於壽春，合肥則成了空城。東吳軍隊為支援叛軍或撤回國內時中途數次經過合肥，有多次機會可以佔領合肥，卻從未在合肥駐紮。公元263年、268年，丁奉組織的兩次北伐也無視合肥的存在，吳魏兩軍之間爭奪的焦點由合肥轉變為壽春，壽春變成了東吳

虎視眈眈的肥肉。

諸葛恪，領導了東吳對曹魏最大規模的進攻（諸葛恪進攻兵力為二十餘萬人，對比孫權歷次北伐僅十萬人），但被緩兵之計所挫敗，最終在國內政治鬥爭被殺。

在過去，一個城市的戰略地位主要取決於自身條件，但也受戰爭形勢的影響。合肥的衰落受到曹魏政權戰略的影響，這一策略轉變以及相應的措施不只讓合肥失去了戰略地位，還使其失去了作為一州治所的經濟基礎，而距離邊境較遠的壽春條件明顯優於合肥，更適宜作為曹魏在淮南地區的核心，合肥也就因此被“

雪藏”，最終淪為壽春的附庸。

曹魏政權在合肥的攻防戰略 . 崔蘭海、周懷宇

合肥的戰略地位與曹魏的御吳戰爭 . 宋傑

三國時期揚州州治遷移的考察—以合肥、壽春為中心 . 唐樂

三國兵爭要地與攻守戰略研究 . 宋傑

三國志 . 陳壽

* 本文由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緣谷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