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自古以來即是文化重地，人文薈萃、俊才輩出。雕版印刷自唐末五代流傳開來，中國的文化、書籍傳播迅速加快，在此過程中，浙江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宋代以來，杭州等地區逐漸成為全國文獻產生的中心地。
早在吳越國時，浙江地區的印刷事業已十分發達，上世紀初以來，寧波、杭州等地陸續有吳越時期刻印的佛經經卷，其中雷峰塔經卷更是轟動一時。由於五代吳越的基礎，北宋時國子監的很多書都下杭州刻版，宋代的杭刻名冠全國。南宋時，杭州（臨安）成為首都，書籍刻印更加興盛，除了國子監、修內司等官方刻書以外，以臨安府陳氏書籍鋪、尹家書籍鋪等書坊刻書也十分盛行，宋代藏書家葉夢得評價：“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元代時，雖然全國刻書業整體開始衰落，但浙江刻書還是屬上乘，由於刻工技術精良、紙好墨佳，元代的官書也往往下杭州刊造；南宋興盛的書坊部分也沿續了下來。明代時，杭州與北京、南京、蘇州並列為國內書籍四大聚集地。此外，紹興、寧波、湖州、婺州（金華）、嚴州（建德）、衢州等地在各個時代也有大量的書籍刻印。
清代乾隆皇帝詔修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於乾隆五十二至五十五年間（1787-1790）陸續入藏；此後，自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天國攻打杭州始，歷遭兵燹，散失大半，又在近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輾轉遷徙，流離失所；後經丁申、丁丙兄弟、錢存訓、張宗祥等幾代人尋找、補抄，終於將其大致補全，至今保存在浙江圖書館。這部特殊的《四庫全書》的意義其實早就超載了這部大型叢書本身的價值，而是凝聚著浙江文化人對於保存古籍、傳承文化的拳拳之心。
浙江不僅刻書繁盛，而且藏書雅閣比比皆是。自晉至清，浙江僅私人藏書家就有400餘人，有名可稽的藏書樓達200多處。明代寧波範氏天一閣、清代湖州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民國南潯劉氏嘉業堂等，都是久負盛名。
寧波天一閣自明代嘉靖年間創建，至今已歷四個多世紀，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天一閣主人範欽及其後人廣搜遍羅，收購萬卷樓及借抄書籍，漸成規模，至鼎盛時，天一閣藏書達七萬餘卷。收藏有明代省、府、州、縣方誌共四百餘種，以及明代大量的科舉錄，形成了天一閣獨特的收藏特色。
清代湖州陸氏的皕宋樓與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樓，與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並稱晚清“四大藏書樓”。陸心源的藏書尤其以宋、元版本數量之眾、價值之高，在海內無與倫比，為世人所矚目。丁丙的八千卷樓除有宋本40種左右、元本約百種之外，明刻精本、《四庫全書》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
朝鮮所刻漢文古籍等較多，是其藏書的主要特色，而且其中很多都曾為明清藏書家所遞藏。
南潯嘉業堂是中國近代規模最大、藏書最豐富的私家藏書樓。嘉業堂全盛時期藏有古籍57萬餘卷、18萬餘冊，其中宋、元刻本有150多種，明刻本200多種，清刻本5000多種，鈔校本2000餘種，其他精本1000多種。另外收有地方誌1200多種共33000多卷。劉承幹不但以蒐集古籍聞名，也以雕印書版蜚聲海內，先後刻印過《嘉業堂叢書》、《吳興叢書》、《求恕齋叢書》等。
然而，這些歷史上的藏書奇葩卻早已凋零飄落。天一閣自清乾隆以來，歷經編纂《四庫全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四次劫難，藏書大量失散，雖然現在天一閣的藏書量仍有30多萬卷，但其部分原藏書早已散落北京、上海等地，僅為鼎盛時期的五分之一。皕宋樓與守先閣的藏書十五萬卷，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陸心源之子陸樹藩以時價十萬元的價格賣給了日本靜嘉堂文庫。光緒三十四年（1908）丁氏後人將八千卷樓全部藏書低價售給江南圖書館，後歸藏南京圖書館。從1933年開始，嘉業堂的藏書陸續出售，至1951年劉承幹捐獻嘉業藏書樓時，尚餘藏書11萬冊，宋元刊本已蕩然無存。至今，我省公共圖書館已很少有元代以前刻印的書籍，更不要說宋刻宋印本了。
這是浙江文化的浩劫，更是浙江藏書的傷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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