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說必然會有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我們只有知道時代背景才能深入剖析導致人物命運變化的社會根源，從而準確把握作品所要傳達的思想內涵。《紅樓夢》採用“假語存”、“真事隱”的寫作手法，這種寫作手法本身就說明這部書或者有不能明言的隱情，或者涉及敏感的時政，這是在專制時代作者不得已而為之的寫作手法。“假語存”敷衍的表面故事不是作者所要真正表現的內容，它是為“真事隱”作掩護，其“真事隱”的部分，也就是隱藏在背後的“故事”才是作者真正要向我們傳達的內容。這種“真事隱”的寫作手法也必然不會明示時代背景，用空空道人的話說是“無朝代年紀可考”。同時，“真事隱”的寫作手法也決定了書中所說的作者“石兄”、傳書者“空空道人”、題名者“吳玉峰”“東魯孔梅溪”、增刪者“曹雪芹”、批書人“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的名字也必然是化名，如果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是真名，在當時就會很輕易地找到他們，我們也就不會在幾百年以後費盡心思去考證他們了。然而，這樣的話此書採用“真事隱”的寫作手法也就失敗了，因為一旦他們這些參與者被暴露，這部書也就沒有秘密可言了。如果此書有干涉朝政的“真事隱”，那麼在文字獄時代參與此書創作的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遭禍是註定的。因此，所有把“曹雪芹”或其他參與者當做真名的考證研究都是荒謬的。
《紅樓夢》隱去了時代背景，我們就不能根據書中的信息推斷出時代背景來嗎？當然可以。作者既然要向我們傳達“真事隱”的信息，就必然會讓我們想辦法探究出“真事”來。如果不能讓我們探究出“真事”來，那麼，作者採用“真事隱”的寫作手法就失敗了，因為他沒有達到向讀者傳達“真事”的目的。而要探究出“真事”來就必須知道“真事”發生的時代背景。為了讓我們知道時代背景，作者會故意設置一些涉及到時代背景信息的“機關”來讓我們破解。《紅樓夢》作者設置了很多這樣的“機關”，我僅舉三例說明。
第一個“機關”：“末世”
《紅樓夢》文本中有三處提到了“末世”。第一回賈雨村出場時，書中說：“這賈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第五回王熙鳳判詞：“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賈探春判詞：“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還有多處批語提到“末世”。例如，第二回冷子興介紹寧榮兩府：“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寧、榮兩門，也都蕭疏了，不比先時的光景。’”在這裡甲戌本有側批：“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對“末世”一詞很多人理解成了衰敗、混亂、民不聊生等意思。“末世”雖然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常常是衰敗、混亂、民不聊生，然而，衰敗、混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可不一定就是末世。那麼“末世”一詞的本意是什麼呢？我們來拆分解釋一下“末世”一詞。“末”字在這裡只當“最後”、“終了”講。如末尾、末日、末代。“世”字跟“末”字搭配時，“世”字可以有兩種意思：一、父子相繼為世。如果“末世”針對家族而言，那就是這個家族絕種不再延續。二、時代、朝代。如果“末世”針對時代或朝代而言，那就是指這個時代或朝代的最後階段，即這個時代或朝代行將結束或滅亡的時期。例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周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對“末世”一詞，《古漢語時間範疇詞典》解釋為：一個朝代的後期。例如，《三國志·魏書》：“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紅樓夢》文本和批語在使用“末世”一詞時，有時候指朝代末期，有時候指一個家族的末期，但是在指家族末期時是特指這個家族的歷史影射層面，而不是指這個家族“假語存”層面的狀況。《紅樓夢》文本中說賈雨村、王熙鳳、賈探春生於末世，都指的是朝代的末期，即明末。批語說榮府到了末世指的是榮府所影射的皇家到了末世。
主流紅學家認為《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是清中期，然而清中期正處在雍乾盛世，距離晚清還有一百多年，何來末世一說？有的紅學家也覺得把清中期當做清朝末世說不通，於是就把《紅樓夢》中的“末世”解讀成封建社會的末世，並且認為作者是在為封建社會的末世敲喪鐘，這不但沒有理解《紅樓夢》中“末世”一詞的含義，而且是用十九世紀才產生的“封建社會”的概念來套在《紅樓夢》上。在中國古籍中有“封建”一詞，意思是“封國土、建諸侯”。唐朝柳宗元寫有《封建論》，將夏、商、周、漢四個朝代認定為“封建”。《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對“封建”一詞的理解只能是分封制的社會管理制度，而秦朝和晉朝至清朝時期的中國社會是“宗法郡縣制”，生活在十八世紀以前的《紅樓夢》作者不可能有十九世紀才產生的馬克思定義的“封建社會”概念。
第二個“機關”：“女媧補天”“地陷東南”
《紅樓夢》楔子用“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引出青埂峰下那塊被遺棄的補天石來歷。又在《石頭記》正文開篇說：“那日地陷東南”。緊接著引出家住姑蘇的甄士隱女兒英蓮遭劫、葫蘆廟大火燒燬甄家等情節。“女媧補天”神話故事中水神共工造反與火神祝融交戰，讓熟悉這個神話故事和“五德終始說”的讀者很容易聯想到明清易代史。“五德終始說”是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學者、陰陽家鄒衍，根據陰陽五行思想首先提出來的。他把陰陽五行思想上升運用到了國家理念和朝代更迭原因的歷史觀上。他認為虞（舜）、夏、殷、周的歷史是一個勝負轉化的發展過程，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於土、終於水、徙於土的循環往復而具有周期性，而這種五德相勝又是被歷史週期律預先決定的，他認為王朝的興起必有天意符瑞作為象徵和驗證。鄒衍“五德終始說”的創立為戰國後期各國君主實現統一大業提供了理論依據。後來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都自稱“奉天承運”。所謂“承運”，就是繼承某一“德”運。每一個開國皇帝都要給自己的新朝賦予一種克勝前朝的新德，從而證明自己是受命於天的合法政權。而每一德都有專屬顏色，因此改朝換代同時也意味著國家顏色的改變，這種顏色同樣也被新朝所崇尚。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根據鄒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論斷，以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作為水德興起的符瑞，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政令：以十月為正月，崇尚黑色，改黃河名為“德水”，以六為數度等。秦始皇成為了“五德終始說”的第一個實踐者，以後朝代的統治者也都按照鄒衍“五德終始說”的五行順序立德。元末，朱元璋參加的紅巾軍是追認宋的火德，火為紅色，火克金，紅色就成了反元武裝最鮮明的旗幟。明朝建立也就崇火德，尚紅色。朱元璋對五行學說很痴迷，他將自己的後代事先按照五行相生的順序起好名字。例如，朱棣這個輩份的都屬木德，最後一個字帶木。木生火，下一輩名字帶火，以此類推。明末，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自稱以水德王。這很明顯有水克大明火之意。據趙士錦《甲申紀事》說：“賊雲以水德王，衣服尚藍，故軍中俱穿藍，官帽亦用藍。”1636年五月，皇太極稱帝，定國號“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為滿洲。其後將主要兵力用於對明戰爭。皇太極為什麼要改國號金為清？很明顯清屬水有剋制大明火之意。
崇禎十七年甲申，也是李自成大順國永昌元年，愛新覺羅氏大清國順治元年，張獻忠大西國大順元年，是為四元交匯。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換大王旗，這是歷史上罕見的亂世。水德王李自成攻克北京，大明皇帝崇禎自縊。隨後明將吳三桂聯合大清在山海關擊敗李自成。大清遷都北京，隨後向南征伐逐步統一全國。在明遺民看來“甲申之變”崇禎殉國，江山易主就是天塌地陷，跟《石頭記》說的“那日地陷東南”意思相同。“地陷東南”寓意國家遭難，而非一個家庭的不幸。女媧補天是因為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交戰，共工怒觸不周山導致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在《紅樓夢》開篇用這個神話作引是在提醒我們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是明末清初，代表水神的李自成農民軍和滿清正在與火德大明交戰爭奪天下統治權，造成哀鴻遍野、白骨如山的慘景。在《紅樓夢》文本中也有多處以水指代清廷。例如，太虛幻境的迷津，大觀園裡的水系，《葬花吟》中的溝渠之水。秦可卿葬禮有一條批語也提示我們：“清，屬水，子也。”《紅樓夢》第五十回蘆雪廣聯詩又用“女媧補天”的神話隱寫明末爭奪皇權的戰爭。薛寶釵起句：“鰲愁坤軸陷。”表面意思是：海龜為大雪壓垮了地軸而愁苦。天塌地陷，女媧又要“斷鰲足，以立四極”而補天了，所以海龜發愁。史湘雲接句：“龍鬥陣雲銷。”表面意思是：天上的玉龍結束戰鬥，煙消雲散了。“龍鬥”取意於《後漢書·光武帝紀》：“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史湘雲接句隱喻各路抗清力量的失敗，清廷一統天下。通靈玉諷刺詩：“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同樣隱含著時代背景是明末，各方勢力為爭奪江山統治權相互廝殺，導致“白骨如山忘姓氏”的慘景。
（嘉靖皇帝）
第三個“機關”：“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
第二回賈雨村說：“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近日”在這裡指“最近的一段時間”應該沒問題吧？倪雲林生於公元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卒於1374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唐伯虎生於1470年（明憲宗成化六年），卒於1524年（明世宗嘉靖三年）。祝枝山生於1461年（明英宗天順五年），卒於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他們三人中倪雲林生活的時代在元末明初，唐伯虎和祝枝山都在嘉靖初期去世。這“近日”有多近？就是指唐伯虎、祝枝山晚年生活的嘉靖朝！而清代乾隆朝距離唐伯虎、祝枝山生活的時代有二百年，還能說“近日”嗎？這是《紅樓夢》作者有意設置的“機關”，目的就是讓我們定位《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紅樓夢》中有一個好修道的人物“賈敬”，諧音正是同樣好修道的“嘉靖”。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精心設計的用“賈敬”影射“嘉靖”。這也是《紅樓夢》作者確定的明朝末世起始時間。把明朝末世的起始時間定在嘉靖朝，在書中通過批書人的批語也向我們做了提示。在第二回冷子興說：“寧公死後，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鍊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在這裡甲戌本批語：“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嘆嘆！”如果“末世”指一個家族，賈敬是賈家第三代，不是賈家末世子孫，何來“末世”一說？因此，《紅樓夢》裡的“末世”是指朝代末期，賈家影射皇家。
關於明朝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衰敗的，從明亡之後到當今一直爭論不休。很多史學家認為明朝的衰敗從萬曆朝開始，而《紅樓夢》作者的觀點很特別，認為明朝的衰敗是從嘉靖1542年“壬寅宮變”後，從此迷戀修道不上朝開始的。《紅樓夢》第五回秦可卿判詞：“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紅樓夢曲·好事終》：“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箕裘”是指先輩的事業。判詞和曲子都把賈家的衰落歸咎於賈敬。在此處批書人感慨道：“深意他人不解。”嘉靖帝前期力革前朝時弊，集異納諫，勤於政務，打擊權臣和封建地主貴族勢力，大赦天下，誅殺佞臣，任用賢臣，整頓朝綱，總攬內外大政，裁抑司禮監的權力，撤廢鎮守太監，嚴肅監察制度，中央集權得到復興和加強，使朝政為之一新。在經濟上嚴革貪贓枉法，勘查皇莊和勳戚莊園，還地於民，鼓勵耕織，重新整頓賦役，賑濟災荒，減輕租銀，體恤民情，治理水災，極大地緩解了激烈的社會矛盾。在軍事上整頓軍隊團營，守兵東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頓邊防。在文化上改革科舉之弊，文化和科技空前繁榮。“天下翕然稱治”。然而“壬寅宮變”後，嘉靖開始不上朝，而且迷信方士，煉丹修道，好長生不老之術。大興土木，虛耗國庫，任用奸臣嚴嵩專國二十年，吏治敗壞，殘害忠良，邊事廢弛。大禮議之爭造成“禮崩樂壞”，明朝的黨爭之風也由此開始。真是“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紅樓夢》作者把明朝衰敗的開始時間定位在嘉靖朝，這與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的觀點不謀而合。談遷在私修史書《國榷》中對嘉靖評價道：“吏治繁偽，兵政窳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
以上論證了《紅樓夢》作者故意設置的時代背景“機關”。其實在《紅樓夢》寫作過程中還必然會留下那個時代的更多信息，這也是我們準確定位時代背景的考證材料。
（明朝太監）
一、從權勢熏天的太監看《紅樓夢》的時代背景。
《紅樓夢》裡的太監出場雖然不多，但是給人的印象很不好，他們有的賣官鬻爵，有的巧取豪奪。賈家是公侯之家，又有元妃為靠山，按說這些太監對賈家應該畢恭畢敬才是，可是我們看到的太監卻是對賈家肆無忌憚，連不信陰司地獄報應的賈府大管家王熙鳳都懼他們幾分。《紅樓夢》作者開篇自雲這部書是根據親身經歷寫成的，那麼書中寫的世事就是作者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胡適紅學認為《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是清中期，那麼書中描寫的太監符合清朝時期的情景嗎？清朝是從入關以後才完整地建立太監製度的。順治進駐北京紫禁城後接收了一批明朝太監，隸屬於內務府管轄。那時太監只有1000名，他們擔當灑掃、傳膳等雜役。順治曾經嚴令太監：“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順治十二年（1655年）更命工部在交泰殿立鐵牌：“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康熙、雍正、乾隆諸帝統治時期，吸取了明朝的經驗教訓，對太監的約束非常嚴格。嚴禁太監干預朝政；另外吃酒賭博、當差懶惰、口出怨言、混亂行走、言語高聲等行為也是禁止的。乾隆時還禁止太監與外廷官員、王公大臣的來往。清朝始終對太監加以提防，所以在清朝早中期有名氣的太監極為罕見，始終沒有出現過太監干政的現象。直到清朝後期，慈禧太后執政期間，一些太監才逐漸被慈禧所信用，相繼出現了安德海、李蓮英、小德張等人。《紅樓夢》裡描寫的太監只能是明朝的太監。像戴權那樣權勢熏天、賣官鬻爵的“內相”太監，在清朝根本就不存在，像夏守忠、周太監那樣居然敢盤剝公侯貴族的太監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安德海一到山東境內，就被捕獲就地正法。而一提起明朝的太監，相信瞭解明朝歷史的人都清楚，宦官集團是多麼猖獗，閹黨集團禍亂了明朝，這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
二、十二女伶是《紅樓夢》反映康熙朝及以前時代的鐵證
土默熱先生論證了《紅樓夢》中十二女伶是反映康熙朝及以前時代的生活場景。賈府為了迎接元妃省親，修建大觀園的同時，在蘇州採辦了十二個會唱戲的女孩子組成家班，先集中豢養在梨香院中教習劇目，以備元妃省親時聽戲。這些小戲子均系女性伶人，由此可證那時戲班中不僅旦角由女伶扮演，生角和花臉也是由女伶扮演的。從元代到清康熙年間，戲曲界男性與女性伶人均有，但一直以女性演員為主。是雍正和乾隆兩位皇帝為“移風易俗”，根除“倡優不分”的社會劣習，嚴令在全國實行樂籍和女伶雙禁，成為我國戲曲發展史上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嶺。正由於雍乾兩朝厲禁女樂、女伶，導致戲臺上一些原本必由女性為之的音聲形態，不得不改由男性為之，並由此開創了我國二百多年坤角男扮的傳統，也帶來了乾嘉年間戲劇界的“花雅之爭”。“徽班進京”後，京劇開始大行其道；而京劇從進京時期起，坤角便是由男性伶人扮演的。後來流行的其它劇種，也莫不如此。《紅樓夢》中的“十二官”均為女性，生旦淨末醜各角色均由女性扮演。這隻能是雍乾兩代皇帝厲禁樂籍和女伶之前的事情，即發生在康熙朝及以前的事情。主流紅學界認為是乾隆年間北京西山茅棚中那個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但曹雪芹其生也晚，不可能親見購買教習女伶及女伶登臺演戲，也不可能膽敢冒犯朝廷禁令，在書中明目張膽寫貴族家庭置辦、豢養女伶和女伶群體多姿多彩的生活場景。
三、《紅樓夢》是晚明文化氣脈延續下的文學作品
土默熱先生從文化的角度論證了《紅樓夢》只能是晚明文化氣脈延續下的文學作品。我需要補充的是，由於《紅樓夢》作者經歷了明清易代，在作品中融入了對明朝故國追念的家國情懷，以及對清統治者的憤恨之情，即“懷金悼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風格。如果把《紅樓夢》的語言風格、思想傾向和創作模式等與明文學《金瓶梅》、《三言兩拍》、《情史》等作比較，很明顯能看出《紅樓夢》與明文學的一脈相承。清朝順治時期和康熙朝中期以前，文學創作的主力是明遺民，他們秉承了明文學傳統風格和思想情懷，是晚明文化氣脈的延續。晚明文學的最大特點是極度女性化，具有濃郁的脂粉氣，崇拜並歌頌女性，宣揚意淫觀念和縱慾思想，倡導對金粉浮華生活的病態依戀，反對理學和道學，對現實生活有著無盡哀怨。只有這樣的思想文化氛圍才能誕生《紅樓夢》。與這一時期的《長生殿》、《桃花扇》等作品相比較，《紅樓夢》無論從思想感情、故事構架，到語言風格，都有驚人的相似。而進入康熙晚期特別是雍正時期後，由於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加上明遺民作家們的相繼辭世，晚明文化氣脈便終止了。《紅樓夢》雖然是晚明文化氣脈的延續，但是在思想境界上卻與晚明文學有本質區別，這是因為在經歷了慘痛的改朝換代後，面對清人統治，明遺民的感情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他們在反思明朝覆亡原因的過程中，思想境界得到了昇華，他們哀輓漢族江山的失去，在作品中必然流露民族主義情緒。《紅樓夢》開篇借用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意在歌頌補天志士，並痛悔自己無力補天。這“天”自然是指已被清人統治而淪亡的華夏江山。清統治者剃髮易服的惡政通過寶玉給芳官理頭反映在《紅樓夢》中，同時也使得晚明文學歌頌女性、厭惡男性的思潮在《紅樓夢》中被賦予了政治色彩。《孝經》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男人們都被迫留著醜陋不堪的金錢鼠尾頭，不但令人羞愧憤懣，更是不孝行為！
以上僅從三個方面論證了《紅樓夢》文本所透露的明末清初時代信息，書中還有很多這樣的信息研紅者可以自行歸納總結。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書中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胡適先是從清人筆記、詩文中找到了與《紅樓夢》中明確說明的增刪者“曹雪芹”同名同姓的人，就以為找到了《紅樓夢》作者，從而順理成章地認為《紅樓夢》成書於清乾隆時期，時代背景是清中期。然而，胡適得出的結論與《紅樓夢》文本所透露的信息嚴重不符。胡適的考證方法如果運用在其他文學作品上也許是適用的，運用在採用“假語存”“真事隱”寫作手法的《紅樓夢》上是荒謬的。胡適的方法等同於考證魯迅卻一頭扎進了“魯家莊”，而不是去“周家村”，錯誤是必然的。而那些盲目崇拜胡適的一代又一代專家學者們，陷在錯誤的泥潭裡不肯幡然悔悟，實在是紅學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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