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胡紅巖證件照。 受訪者供圖
2008年，假冒胡紅巖的女子被刑事拘留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金水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顯示，被告人“胡紅巖”的戶籍信息和胡紅巖完全相同。
胡紅巖籍貫所在的鹹崗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信。受訪者供圖
真假胡紅巖
河南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冒用，並因冒用者留下的犯罪記錄而舉步維艱；相關部門稱已啟動糾錯程序
33歲的胡紅巖覺得自己得了一種心病，治不好也死不了。
心病的根源是她身上綁著兩個案底，其中一起刑事案件的案底仍未消除。
按照警方的說法，一名陌生女子曾盜用了她的身份信息，這名女子因盜竊被逮捕，後進入監獄服刑。刑滿釋放後，如今杳無蹤跡。
5年前，民警以她“犯過事兒”為由將她帶到派出所問話，胡紅巖才知道自己居然“不清白”了。
在此之前，胡紅巖順利升學、結婚、工作、生子，在她眼裡能看見和睦美滿生活的模樣。但此後，胡紅巖的一切逐漸偏離了軌道。
她多次在乘車或住店時被警方攔截詢問，因為“犯過事兒”的人無法通過政審，她放棄了公務員考試。
5年來，胡紅巖通過多種渠道催促公安機關刪除關於她的“犯罪記錄”。但目前仍未如願。
事實上，經辦的公安民警也有難處：明知胡紅巖是冤枉的，但按照警方相關要求，必須要有假“胡紅巖”的真實身份信息，才能刪除胡紅巖的“犯罪記錄”。可問題是，假“胡紅巖”在哪兒呢？
事情似乎陷入一個死結。
“胡紅巖”的秘密
23歲的胡紅巖剛從平頂山工學院環境工程專業畢業，她拿著兩包行李來鄭州投奔姐姐胡海麗。
當時未找到工作的她，準備投奔姐姐複習考研。
胡海麗本科就讀鄭州大學醫學院，同年順利進入本校新校區讀研，便把老校區教職工宿舍的床位留給了胡紅巖。
每天7點準時起床，在食堂看完早間新聞，胡紅巖在教學樓內看專業書。晚上10點前回宿舍，10點半左右熄燈睡覺。
用胡海麗的話說，考前妹妹都在努力看書，休息時間也嚴格精確到分鐘，過上苦行僧一樣的生活。
只有週末，她才坐上校車去17公里外的新校區找胡海麗，兩人一起在宿舍玩玩電腦，再吃個飯，算是高壓學習後的放鬆。
胡紅巖說，新老校區之間，這是她在鄭州考研生涯中出行的最遠距離。
與此同時，在距離鄭州大學老校區12公里外的馬李莊，一起盜竊案正在發生。
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決書顯示，2008年8月23日下午16點20分許，被告人“胡紅巖”在金水區馬李莊127號305房間內偷盜一臺價值2400元的“九億通”牌電腦和一臺價值230元的“美的”牌電磁爐，贓物被賣掉未追回。
當年8月31日，“胡紅巖”被鄭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行政拘留，9月4日被刑事拘留，後被羈押在鄭州市第一看守所。
10月23日，金水區人民法院以“胡紅巖”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刑期至2009年2月27日止。
這一年，身高158cm的胡紅巖不到110斤，圓臉，留著標誌性的齊劉海，眼睛似月牙細長，她帶著細邊橢圓的近視眼鏡，笑起來靦腆，略帶羞澀。
另一個“胡紅巖”在看守所留下的資料顯示，身高166cm，大眼睛，圓臉，寬肩，皮膚偏黑。
金水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顯示，被告人“胡紅巖”的戶籍信息和胡紅巖完全相同。甚至曾用名“胡海巖”，也是完全一致。
2009年1月10日、11日兩天，胡紅巖在鄭州鐵路技術學院的教室裡完成四場研究生入學考試，取得了320多分的初試成績。
同一時空下，假“胡紅巖”正在服刑。
2009年夏天，胡紅巖接到北京科技大學錄取通知書，並獲得二等獎助學金。9月1日，她坐在北上的火車上，望著窗外閃過的景色，心裡哼起了小曲。
此時，假“胡紅巖”已出獄半年。她消失在人群中，帶走了有關“胡紅巖”的秘密。
“犯過事兒”的人
得知自己在公安系統中留有犯罪記錄前，胡紅巖對自己的人生還算滿意。
她出生於普通農民家庭，父母依附於家裡的7畝地種大蒜，將姐妹倆送入大學。在河南開封杞縣蘇木鄉鹹崗村8000多口人裡，這樣的家庭並不多見。
父母家教嚴格，從小不許兩姐妹罵人、撒謊。兩人遵循著父母的教誨，是同村人口中別人家的孩子。
家裡進門處的一面牆上，貼滿兩人的獎狀，胡海麗說：“紅巖的佔了一大半，她在班上總是前三名，挺要強的。”
2011年國慶，胡紅巖結婚，第二年碩士畢業，生下女兒。這些年，她的臉圓了一圈，唯有笑起來露出的小虎牙還未變。
按照她的計劃，回到丈夫老家新鄉市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生活重心由學業轉移到孩子和家庭，“就這麼安安穩穩一輩子，也挺好。”
2013年7月，她入職新鄉市某環保科技諮詢有限公司。工作之餘，她決定為公務員考試做準備。
兩個月後，胡紅巖到鄭州市玉龍鎮參加一級建造師考試。下午五點左右，她到達預定賓館，登記入住。
剛坐到房間的床上，聽到外面有人喊，“胡紅巖人在哪裡？”
她出門，看見兩名民警站在前臺。
“你以前是不是犯過啥事？跟我們走一趟。”民警將她帶到派出所。
詢問中，胡紅巖才明白，公安系統裡，自己有兩起違法犯罪前科記錄。第一起案件中，鄭州市嵩山路派出所曾將“胡紅巖”治安拘留。另一起則是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紅巖”因盜竊被柳林派出所的民警抓獲。
民警告訴她，要想證明自己不是涉案的“胡紅巖”,必須找受理案件的派出所和相關民警刪改信息。
胡紅巖說，她始終想不通身份信息如何洩露。“記不清了，但我確定自己從未丟過身份證，戶口本也一直放在老家。”
一夜未眠。胡紅巖中途放棄考試，直奔嵩山路派出所和柳林派出所。
多方輾轉，她在豐產路派出所找到2008年刑事案件的主辦民警吳強，要求刪除自己身上遺留的不實犯罪記錄。
嵩山路派出所和吳強分別受理了兩起案子，採集完胡紅巖指紋和DNA後，承諾一旦比對出結果，會依據真實情況刪除不實記錄。
等待的日子令胡紅巖坐立不安。她每週給兩家派出所打電話詢問進展，“總要做點什麼才覺得有希望。”
她不再報考公務員，“犯過事兒”的人無法通過政審。
直到2014年5月初，她從焦作到鄭州參加環境影響評價工程師考試，在進站檢票之際，再次遭到民警攔截。
胡紅巖在警訊室內解釋半天，在聽到鐵路公安回覆“那你拿著證據消除記錄我才能信你”時，她跌坐在椅子上，號啕大哭。
再出來時，火車已開走近一小時。頂著六個月身孕的肚子，她在檢票口呆立了許久，看著身邊匆匆趕車檢票的乘客，她心底生出強烈的不滿，“像是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
她無心參加考試，最終坐上了回新鄉的列車，望著窗外，彷彿所有景物都是黑色的，如當下的心情一般壓抑。
糾結的澄清之路
胡紅巖沒想到的是，她的澄清之路會如此糾結。
2014年7月，她接到民警打來的電話，稱經過核查，關於她的不實犯罪記錄已經刪除。
她信以為真。“我以為這事兒簡單，沒想到要去核實。”
生活迴歸如水般平靜。直至2017年10月國慶節，胡紅巖才驚覺，自己被“將了一局”。
胡紅巖一家四口買了十一回開封的高鐵，在新鄉東站檢票口，一位50多歲的鐵路民警將她攔住。
她再次陷入困境。警察詢問完基本的出行內容後，丟下一句“本來還需要搜你的行李，看在你帶孩子的份上，走吧”。
事後，胡紅巖到鐵路公安值班室諮詢，才知道每次刷身份證進站時，公安信息系統都會顯示她有犯罪前科。按照規定，值班民警會隨機抽查有前科記錄的出行者。
最終，她查明是後一起刑事案件未刪除，便每天都給吳強和柳林分局打電話。柳林分局宣傳科負責人張向三解釋，現在實行辦案人員終身負責制，得空還是多催促吳強更合適。
在胡紅巖和吳強近半年的短信和微信聊天記錄中，吳強的說法幾次變更。他先是表示盜竊的刑事犯罪記錄確實尚未刪除，他將向上級申請報告儘快落實，之後又稱需要找到作案人，才能刪改胡紅巖的案底。近期，則以開會忙為由拒絕回覆。
胡紅巖很困惑。“為啥要找到壞人才能消除我的不實犯罪記錄，找不到就不消了嗎，這是哪門子道理？”
她轉而向鄭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廳、鄭州市紀委、鄭州市信訪局等多部門寄材料、打電話，要求重視和嚴肅處理此事。
她的行動像是往水裡投擲的石子，一顆又一顆，在水面激起一絲波瀾，隨後沉入水底，相關部門沒有給過她明確回應。
朋友建議她通過法律手段維權。她又將希望寄託於法院。希望通過申訴，由法院出具新的裁定書，證明胡紅巖沒有犯盜竊罪，然後拿著新的裁定書去找公安局消除不實犯罪記錄。
受胡紅巖委託的律師在翻閱案卷時發現，金水區人民法院庭審記錄中顯示，在訊問環節，假胡紅巖自稱是大專學歷，當庭曾報錯一位身份證號，家庭成員的姓名和組成也與胡紅巖的真實情況不符。
鹹崗村村主任孫四國和胡海麗也表示，村委會和胡紅巖家人從未收到公安局的通知和法院送達的裁定書。
解不開的“死結”
5月17日上午，吳強在所屬的北林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隊辦公室內向記者回應了此事。他在手機相冊裡翻出一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修改所需材料》，其中第三條要求是提供（雙方）戶籍信息，即要有假“胡紅巖”的真實身份信息。
在他看來，胡紅巖和作案人員的指紋、照片都有，可以證明兩人身份並不重疊。但要求卡在這裡，“我也向省廳打了十來次報告了。”
吳強覺得不被理解的不止胡紅巖，還有自己，“事情過去這麼久了，壞人也不是一時就能找得到，有些事情人力方面達不到嘛”。
談及辦案時沒能及時篩查出作案人員的真實信息的原因，吳強則迴避了話題，只是感嘆兩人長相相似。他反覆強調該女子對胡紅巖家庭情況甚為了解，繼而不再接話。
柳林分局也證實了吳強的說法。張向三拿出幾份《關於胡紅巖誤錄入辦案信息系統錯誤信息刪除請示》的文件，蓋有鄭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的印章。
“2014年起，我們配合著吳強收集這些材料，柳林分局的領導和市局領導也簽字批示過這件事，申請報告交到省廳，沒了下文。”他皺著眉，攤了攤手，“關鍵是案件從胡紅巖身上刪除了，不就等於盜竊案不存在了，誰來擔負這個責任呢？也不符合程序嘛。”
問題的核心又回到找假冒者。“找了”，“快出現了”,“就要找到了”，胡紅巖說，她數不清聽過多少次這樣的回答。
河南省公安廳新聞辦主任張曉雷認為，盜用他人身份信息作案本就是違法，分管該案件的公安分局應該儘快抓到假冒胡紅巖的女子。
“抓個人哪有多難，怕是拖了這麼久，才不好抓了吧。”5月17日下午，張曉雷要求鄭州市公安局給出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
第二天上午，鄭州市公安局回覆此事程序複雜，短期內可能解決不了。但會想辦法儘快找人。
胡紅巖眼看著此事陷入死循環中，自己怎麼也找不到出路，她找聘請的律師商量解決辦法。19日見面時，律師卻提出希望解除合約。
律師向胡紅巖說明，金水區人民法院認定，胡紅巖申訴後，必須先由公安機關開具作案人“胡紅巖”不是胡紅巖本人的證明材料，並消除胡紅巖不實案底，法院才會出具新裁定書,“難度比較大”。
記者就此向金水區人民法院求證，法院回覆稱，已經在調查此事，在沒有具體的調查結果出來前，不接受媒體的採訪。
胡紅巖堅持請求律師幫她拿到法院更正的裁定書，律師推辭不能百分之百保證申訴成功，兩人爭論一個半小時後，律師提出瞭解除合約的建議。
“算了，那就解除吧”。胡紅巖滿臉通紅，簽完字，整個人忽然像洩了氣的皮球，癱在沙發裡，陷入長久的深思。
希望“重新開始生活”
2013年，浙江叔侄姦殺案再審，受理案件的檢察官張彪曾在接受採訪時說，“上小學時，有人地裡的西紅柿被偷了，說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認，當時我就難過得流出了眼淚。我今年六十多歲了，仍然沒忘記這件事情，沒有做過某事但被人冤枉後，內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胡紅巖把這段話背了下來。在申訴材料中，她寫道:深陷冤枉的人，每分每秒是怎麼度過的，只有經歷過這種痛苦的人才明白。
她形容自己，絕望到生無可戀。
這半年，她時常夢見自己站在法庭上，向法院申明自己的事情，說著說著哭了，再醒來對著天花板發呆，直到天色漸漸泛白。
深夜，她必須聽段相聲，再聽聽輕音樂才能入睡。
給孩子們講睡前故事的慣例取消了，床前擺著半個人頭高的圖畫書，她無心再看。6歲的女兒看她總是拉著臉回家，忍不住抱怨一句，“你怎麼又不高興了，你這個壞媽媽。”
情緒崩潰時，她把自己鎖在屋裡哭，兩個孩子來敲門，她假裝兇著臉把孩子推開，“快出去”，心裡卻滿是愧疚。
年初因為胸悶去醫院看病，在門診走廊裡看見地上掉了一沓百元大鈔，她下意識想撿起來交給保安，半路手又縮了回來。
“萬一有人以為是我偷的，扯不清可咋辦，那我豈不真成了小偷?”想到這裡，胡紅巖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她叫了幾聲，“誰丟錢啦?”看見有人拾起，悻悻走開。
就是在路上被人撞了，路人嚷嚷著要幫她報警，她要做的也是趕忙制止。“可能害怕更多人知道我有案底，覺得丟人”，她嘆氣。
她的朋友圈經常轉發法律公號發佈的最新法則:《關於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件的規定》，《檢舉材料轉給被檢舉人將追責》......
以前，她閒來只看娛樂八卦新聞，總覺得社會上離奇的案件，紛繁的信息都與自己無關。如今，她意識到自己封閉的狀態讓她距離常識越來越遠，缺乏對複雜事物的判斷力。
“現在倒黴的事莫名攤在自個身上，才知道懂點法沒壞處。”
胡紅巖也多次設想自己終將重獲清白的時刻。年前，她在網上買了一箱紅酒，共6瓶，尚未拆封。
她說，要等到自己打了“勝仗”回家，獨自坐在屋裡把自己灌醉，等到再醒來，就像是做了一場噩夢，把受的傷全部留在過往，“重新開始生活”。
5月21日下午，鄭州市檢察院宣傳科主任周慶華就胡紅巖身份信息錯誤事件回應，她稱公檢法三家已經在溝通此事，公安局已經啟動信息比對工作，檢察院和法院也會及時溝通和督促此事的推進，將盡快糾正有關胡紅巖身份信息核查中出現的錯誤。（記者 趙蕾 實習生 張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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