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时间当时很发愁，在央视内部，他招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只能到央视外社会上找人，只要人合适，专职、兼职都可以。
第一批进《东方时空》的人，很像今天的“传销”组织，都是通过熟人相互推荐的方式进入《东方时空》工作。
白岩松当时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时间“开着个雪铁龙、手里拎着个包，拿着个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岩松不敢在办公室谈兼职工作的事情，把时间拉到院子里的自行车棚附近聊天。时间当时对白岩松的印象是，“一个瘦猴子”。白岩松把几篇采访香港歌星的稿子给时间看，时间看了一两篇对白岩松说，“你就是我要的人。”
没有样片，时间描述了一个节目的概念，但“兼职”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
几天后，白岩松到了《东方之子》在亚运村汇园公寓租的演播室。时间把白岩松介绍给栏目组同事“这是我请来的策划，白岩松。”结果当时的主持人胡健接了话：“我还以为你请来一个老头，没想到请来的是这么一个小破孩儿。”她说完起身就走了。
白岩松就当了兼职的策划。他当时主要给胡健等主持人策划选题，准备采访资料，设计问题。“时间身边当时高人很多，郑也夫、张元、吴文光、段锦川，我不过是一个帮他做具体工作的人。”但时间没料到，胡健和当时特约主持的学者专家一样，根本不听白岩松的建议，不采用白岩松设计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我和时间，还有摄像师在一起看一个纪录片，时间突然说，‘你当主持人吧。’我说‘坚决不’。摄像师当时插了一句，‘白岩松做主持人，刚开始人们可能不接受，但时间长了，可能大家就会接受。’这句话打动了我。”白岩松回忆说。
白岩松当时不敢出镜，是怕单位领导看到，发现自己在外面兼职。后来时间打消了他的担心，“你见过早上有人看电视吗？没有人啊，谁会看你啊？等单位发现，估计是半年、一年后，到时候如果不让你兼职，咱们再合计吧。”白岩松就这样当了主持人。
水均益的同事盖晨光找他，约他一起为《焦点时刻》做节目策划，找选题、写策划方案，挣外快，在请示领导获得同意后，他答应了。然后张海潮就到了新华社，在大楼的咖啡厅谈合作。做了几期《焦点时刻》的节目后，张海潮就让他出镜当了主持人，理由是他“外形合适，节目也是你策划的”， 和《东方时空》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目标一致。
水均益录制的第一期节目是“柬埔寨大选”， 第一期节目做完，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
“我当时录制完节目，心花怒放，给我爸爸妈妈拍了电报，内容是我上电视了，请注意收看明天早上的《东方时空》。第二天早上，节目一播完，我父亲给我发电报，说很好。新华社的朋友和同事也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我当时想，电视影响力好大，上一回电视比在新华社写二十篇稿子，《人民日报》发十篇文章，认识我的人都要求多。”水均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后来，为保留核心的业务骨干，央视给了《东方时空》一部分进人指标。工作不到几个月，白岩松就作为正式员工调入了中央电视台。一年后，盖晨光从新华社调入中央电视台。又过了一年，水均益从新华社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是央视引进的最后一人。因为交还了新华社的宿舍，孙玉胜特批，每个月给水均益2500元住房补贴。水均益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崔永元是后来特批调入央视的正式员工。他给《东方时空》帮忙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开播一百期特别节目，他当时是兼职的编导，除了选题撰稿外，他还给画面配音解说。《东方时空》三周年特别节目，时间让崔永元当了导演。这个节目让时间觉得，崔永元可以当主持人。“当时谁都没有印象。只有在我心面，埋了他这个棋子，他自己可能都忘了。”
后来，时间办《实话实说》的时候，试了几个主持人不理想后，他提议让编导崔永元试试。当时，崔永元不愿意：“我不想做主持人，我觉得做不了，观众接受不了我来做主持人。但当时实在没人了，节目已经确定了，非做不可。”
节目录制的前一天，崔永元焦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我想怎么做主持人，可能就是我记者采访的状态，我只能这样了，也不会别的。然后我还背了很多词，但一到现场一下子就忘了，红灯一开，忘得一干二净，就只能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了。”
节目录制的时候，现场的摄像师对崔永元特别不满意，因为一录制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机位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话的时候面对摄像头。即使摄像师怎么挥手，拿手电照，沉浸在采访状态中的崔永元都忘记了，他眼睛里只有嘉宾。
“怎么呢？因为我顾不上这些，我想办法在听嘉宾在说什么，我听明白他说什么了，我才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我顾不上这些。”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摄像师不高兴，现场发脾气了，后来时间就骂：“你们这帮傻逼，手里的那个机器是死的吗？就不能有一个人扛着跟着崔永元吗？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对着他的脸拍，这不就完了吗？”
崔永元的最大问题解决了。“我们果然就这样了。移动摄像从我这儿开始，从前演播室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人扛着摄像机从头到尾跟着我走。如果我离观众太近了，他就赶紧跑到观众席上反过来对着我，这样就能保证拍到我的正面了。”
崔永元在节目录制中，有时候问现场观众，也问现场拍摄的摄像师：“这个事情你是什么观点呢？他扛着摄像机也得说。后来导致没有摄像师愿意跟着我，说我老刁难摄像师，最难的问题老问摄像师，摄像师说不出来又觉得特丢人。摄像师人家也忙，脑子没在这儿。但我觉得我们这个都是大胆的创新。”
敬一丹和方宏进是孙玉胜找来的。“当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准备办一个每天播出的舆论监督的栏目，我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敬一丹很慎重，考虑了很长时间。“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这个节目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赵化勇是经济部的主任，很器重我。《东方时空》开播，我们全台老职工，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工作的铁饭碗的这些人，其实一直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东方时空》和我们平常办的电视节目很不一样，连续观察一个多星期，我看出了节目的方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敬一丹给孙玉胜回复：现在经济部不放我，过一时间我如果来还行吗？孙玉胜答应了。“因为赵化勇也曾经是孙玉胜的部门主任，所以孙玉胜不能公然挖人，他只能让我自己去努力。《一丹话题》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把告别的话录完了。审这个节目的时候，赵化勇说，你准备结束了？对。你们谁都不能说服我了，我去意已决。”
敬一丹看中的，其实是《东方时空》的社会化办节目的制作模式。“《一丹话题》没有制片人、策划一说，我就是这个节目的编导，后面一个技术力量的支持，演播室、摄像、技术性编辑，跟内容直接相关的，就我在那儿盯着，有点吃力。《东方时空》是那种集团式的组合，有策划人，专家学者的团队支持，特别有前沿感，当时看它也很现代，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够出现在中国电视上，让我兴奋，我觉得这就是干电视，当记者当主持人都应该有的这么一次机会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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