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與“白”作為兩個代表不同顏色的普通漢字，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原無特殊性的政治內涵，然而，在中國現代史上，由於世界革命的影響而賦予其濃烈的政治意蘊。
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黨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宣傳和學習教育，而使其一度成為先進勢力與反動勢力、革命陣營與反革命陣營的代名詞。僅以“赤”與“白”來劃分人物，容易失之片面。事實上，“赤”與“白”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不同階段，其各自內涵及其相互關係都有不同變化。
“五四”時期，社會革命僅初露端倪，“赤”與“白”的分野僅僅停留在思想理論層面
在“五四”時期這一中國革命的偉大轉進時期，中國曾受到來自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俄的直接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之大，可以從李大釗“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集中反映出來。
五四運動
當然，在“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還是相對較小的。北洋軍閥之真面目尚有待於人們的進一步認識，於是在“五四”時期便出現了各種學說的引進和各種思潮的興起。當時中國便有“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會革命是赤革命”的說法。這一時期，“赤”與“白”僅僅表明一種政治理論或概念的技術性術語。
正是由於“五四”時期中國仍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政治革命遠未完成，社會革命僅只初露端倪，“赤”與“白”的分野僅僅停留在思想理論上，使得在歐洲本應是相互對立的“赤”與“白”，在以反帝、反軍閥鬥爭為主要革命內容的中國，卻分別成為革命的主動力和革命新方向的代表而達到和諧的統一。
國民革命時期，將國民革命勢力和北洋軍閥劃分為“赤”與“白”，統一戰線內部又以是否堅持統一戰線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來區別二者
1924年國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直接幫助努力下促成的。如此，先前“赤”與“白”的概念發生變化，“赤”、“白”分野由此開始。此時的國民黨，由於其奉行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而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北洋軍閥看來已經赤化。所以“國民軍赤化，廣東政府赤化，徐謙、邵飄萍赤化，唐生智、蔣夢麟亦被指為赤化”，他們將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和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並稱“南北二赤”，聲言要“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再撲滅廣東之赤化，期施行全國之刷新”；自然，破壞和鎮壓國民革命運動的大小軍閥和封建買辦，便成為反革命的“白黨”。
但是，這種總體上的變化，並未中止統一戰線內部理論上的論爭和認識上的分歧。孫中山逝世後，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趨激烈，在統一戰線內部便出現了“赤化”和“青白化”之爭。這種鬥爭首先最突出地表現在“戴季陶主義”及西山會議派的政治主張之中，隨之“赤”或“赤化”在國民黨內開始成為一個“危險”或“歧途”的代名詞而為人所注目。
李大釗
為此，1926年元旦，李大釗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一文中明確提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徵，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徵；赤色旗是世界的階級革命的旗幟，青天白日旗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旗幟，是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的先驅。”
中山艦事件及整理黨務案之後，瞿秋白又以《世界的及中國的赤化與反赤之鬥爭》為題系統地論述了國際及中國赤化的前途和意義，批判了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封建買辦反對“赤化”的醜惡行徑，駁斥了戴季陶主義和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革命的責難和誹謗，他明確指出，“如果恐懼赤化而反對赤化，便是要保持列強帝國主義對於世界各國平民的統治，要擁護弱小民族內的軍閥以及其他種種帝國主義工具的統治。”他認為，馮自由、林森、鄒魯等國民黨極右派及章太炎等“反赤流氓”，已經成為反對赤化，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白黨。
土地革命時期，“赤”與“白”成為政治矛盾、政治鬥爭的標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為挽救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四一二
1927年5月底，瞿秋白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年中從赤化變成非赤——黃色，從黃色又變成白黨。”中國共產黨開始用武裝鬥爭的形式，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1928年元月，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宣佈國民黨為國民公敵宣言》中指出：“國民黨以國民革命的名義，以‘救黨護黨’的名義，殘殺工農群眾，使全中國變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經是白色恐怖的象徵！”
自此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統治的鬥爭進入了新時期，“赤”與“白”的鬥爭也隨之日趨激烈尖銳。以“赤”與“白”為標誌的激烈的政治鬥爭，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
在這近十年間，我們稱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為白色恐怖，稱國民黨統治區為“白色區域”或“白區”，稱國民黨軍隊為“白軍”或“白匪軍”；與之相對應，國民黨稱我們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鬥爭為“紅色恐怖”，稱根據地為紅色區域或“紅區”，我們的軍隊稱“紅軍”，兩種勢力交界的地域稱“紅白交界區”，稱中國共產黨為“赤黨”，誣稱紅軍為“赤匪”等。我們在一般意義上講的，以具有政治上的矛盾，以及鬥爭為標誌的“赤”與“白”，在這一時期的使用頻率是最高的。
由於中日矛盾日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這種“赤”與“白”的鬥爭是暫趨沉寂。在此後的八年抗戰中，國共之間但均不再冠以“赤”與“白”及其與之相配套的字眼和詞彙。
抗戰勝利後的四年國共鬥爭中，由於抗日戰爭時期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最終形成，我們已不再或絕少用“赤”與“白”來代表國共之間或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的鬥爭了。
文章摘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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