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年翰林院待詔對文徵明書法的影響

向 彬

●擔任翰林院待詔之前的文徵明，本是一個很有政治抱負的文人藝術家；

●自辭官歸居蘇州老家，文徵明潛心於翰墨，成就非常顯著；

●三年的待詔生涯，讓文徵明交往更廣，眼界更寬；

●待詔雖然是一個從九品小官，但多少給文徵明帶來了一點“政治資本”，對擴大他書法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

行書冊《阿房宮賦》、《赤壁賦》 紙本 20.7X13.1cmX34 1550年作

關鍵詞： 文徵明 待詔 書法 影響

短短的三年翰林院待詔，對文徵明書法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影響。他從京城回居蘇州故里後，在書畫等藝術方面的心態有了很大調整，學書的途徑和取捨都有了很大變化，而且一生中的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書法作品，往往都是回居後創作出來的。本文就文徵明擔任翰林院待詔這一簡短的人生經歷對他書法的影響作一較為翔實的探討。

文徵明小楷《琴賦》冊 紙本 20.5×10cm×24 1543年

文徵明擔任翰林院待詔的原因及此前的書法成就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徵明是其字，後以字為名，而更字徵仲，又因祖上為衡山人，故自號衡山或衡山居士，也自稱停雲生。文徵明以其詩文書畫等方面的才能，在中國書法和繪畫史上都留下了很高的聲譽。他的詩文很有才氣，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等一道被譽稱為“吳中四才子”。他的繪畫成就也相當高，是畫壇“明四家”之一，又是吳門畫派的中堅與領袖人物，其畫風影響廣遠。就其書法而言，更是明代一位集大成的書法家，篆、隸、真、行、草各種字體都有不朽的作品留世，尤其是他的小楷和行草，更是成就卓越。但這樣一位才氣縱橫的人，偏偏在科舉考試中屢試屢敗，九次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直到1523年，嘉靖二年癸未，時年文徵明五十四歲，經工部尚書李充嗣極力舉薦，才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待詔一職。從文徵明九次參加鄉試到被舉薦入朝，這一過程似乎並不怎麼重要，無需著過多的筆墨。但對於文徵明來說，為什麼參加鄉試屢次失敗後還要再次應試？為什麼到了五十四這樣的年齡，還接受別人的舉薦而入朝，並且對這一舉薦還感恩不已？對於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很有弄清楚的必要。因為解答了這個問題，也就容易理解，為什麼文徵明自京城回居故里後，他的書法會有這麼大的變化。

對於文徵明來說，通過科舉入仕，既是父親文林的希望，也是自己的心願。文徵明一家，自祖父文洪以來“始以文顯”，父親又是賜同進士出身，所以非常希望文徵明能通過科舉入仕，在仕途上有所發展。文徵明很長一段時間跟隨父親在外，在父親的監督下讀書，因而“讀書務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師” 。並且，文林還給他請了很好的老師。例如，在文徵明二十三歲時，他“從學史鑑，且侍趙寬遊” ，二十六歲時，“以父命從吳寬遊，……（寬）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為延譽於公卿間” 。文徵明在二十歲時，想從沈周學繪畫，沈周開始不太願意教他，其原因就是“不欲徵明以藝事妨舉業” ，影響其仕途，這或許也與文林對文徵明的希望有關。文徵明的父親和叔父都是關心國事、很有政治抱負的人，這自然也影響著文徵明形成了一種較為強烈的政治願望。可以這麼說，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始終是文徵明的處世宗旨，在他寫的許多詩文中都表現出這種觀念。如他在丁巳（1497）年所寫的《寂夜一首》有句雲：“少壯不待老，功名須及時，男兒不仗劍，亦須建雲旗。三十尚隨人，奚以操筆為” ？在癸亥（1503）年所寫的《顧孔昭侍御起告北上》詩有句雲：“心逐江流百折東，青山不似聖恩隆。著書偶作周南滯，簪筆還收柱下功” 。於正德丙寅（1506）年所寫的《靖海元功》詩云：“誰說赤子不煩徵？須信王家有應兵。明主已隆裴相命，邊人先識範公名。饒渠固磊攻皆克，凡此奇功斷乃成。要使愚民知改轍，不妨京觀築長鯨” 。這些詩句，都比較明顯地反映了文徵明在政治上的強烈願望，很希望自己在仕途中有所作為。特別是他被舉薦入朝，在翰林院擔任待詔一職後，給李充嗣的書信中，更是明確反映了他熱心於功名的狀況。他在《謝李宮保書》中這樣寫道：“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 。同時，他還說：“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見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 。從中可以看出，文徵明對應試科舉而入仕的途徑是抱積極態度的，而且也很希望自己能一舉成名。所以他在每次失敗後，都將希望寄託 在下一次，並相信自己終究有考取功名的一天，以至於連考九次。可偏偏他仕途不暢，九次應試都落榜。這對他經世報國的心願來說，無疑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儘管他受到打擊的次數不少，但熱心入仕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所以，在他五十四歲時，也就是他第九次參加鄉試不售的情況下，李充嗣舉薦他入朝，他還是欣然前往。並且，當他被授予翰林院待詔後，他專門誠心誠意地寫了《謝李宮保書》給李充嗣以表謝意。同時，他也希望這次舉薦是他人生的一次轉折，能使自己在仕途有所作為。這種思想在他剛到京城後所寫的《鬱裕州忠節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其詩云：“倉皇戰守強撐之，力盡孤城竟死之。不謂真卿能備寇，終然南八是男兒。塵昏何處歸遼鶴？月黑空山叫子規。不負平生忠孝志，故人親勤墓碑前” 。這“不負平生忠孝志”不正是文徵明自己的意願和當時的壯志豪情嗎？

正是因為文徵明有這種政治抱負，所以，他在被舉薦入朝之前的時期，雖然在書畫等藝術方面有了一定的投入，但很難說潛心於書畫等藝術，因為他始終心中牽掛著科舉應試這一事情，而書畫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一種“業餘雅好”，他自己也認為“畫是生平業障” ，對於書法的態度，大概在那時也是如此。甚至他開始發奮習字的主要原因也應歸功於他十九歲參加歲試時，字寫得不好被宗師批為不佳、置三等這件事情，並且在當時他主要以《千字文》為範本，日臨數遍。可以想見，他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將字寫好，而沒有真正將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去追求。另外，當時朝廷以八股取士的方式，對於文徵明這樣的藝術人才來說，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八股文為當時朝廷科舉考試的唯一文體，可是文徵明不喜歡八股程式文，而只喜歡研讀《左傳》、《史記》、《兩漢賦》等古文。他在《上守谿先生書》中寫道：“某亦以親命選隸學官，於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心中竊鄙焉。稍稍以其間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時時竊為古文詞。……惟一二知憐之，謂‘以子之才，為程文無難者，盍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為古文非晚’。某亦不以為然。蓋程式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八股取士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藝術才能有所衝突，這也導致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彷徨於掌握八股文應試和熱衷“復古藝術”之間，在這種矛盾之下，實在很難讓他潛心於書畫等藝術之中。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概在他二十多歲至五十歲之間的這段時期，他在書法方面的取法也漸漸廣泛，但成就不是很大，那時的書法水平，別人還有所微詞。張宣在《西園題跋·題京兆真跡》中這樣說道：“人不可無年，不惟文章，即臨池家年亦不可少也。近代如文太史徵仲、祝希哲二公，餘數見其真跡，徵仲雖年已耳順，結體時有出入” 。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得知，文徵明書法的成熟時期是在他的晚年，這與他晚年功夫的老到當然很有關係，但最主要的應該是他後期在書法上的取法和他對待書法的心態。當然，他的書法在五十歲以前，所學字體涉及的範圍也是較廣的。從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來看，在這段時期內，他在真、行、草、隸等字體上都花了不少功夫，並且可以看出，他此時主要以智永為基礎，並廣泛學習宋、元諸家，有時也臨寫晉、唐時期的書法，但以宋、元為多。就小楷而言，文徵明在這段時期的早期極力學習趙孟頫的小楷，這在一些作品中有所表露，有一段時期，他還臨習歐陽詢的楷書，並且還以這種風格創作了一些作品。稍晚一點，他又想把晉唐小楷的風格和趙字的風格結合起來。接近五十歲時，還學過一段時期的顏體，例如他四十九歲時寫的《明故黃君仲廣墓誌銘》，就帶有很濃的顏體味道。他在這段時期的行書，取法較廣泛，學過《聖教序》，也學過蘇東坡和米芾，當然以取法康裡子山的筆法為較多，作品中有一種清勁爽利之氣，例如他在二十幾歲時寫給蔡羽的書札《冊頁帖》和《子西集帖》，這兩件作品就比較明顯地反映了這種特性。蔡羽與文徵明定交較早，據周道振考證說，文徵明與蔡羽在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公元1488年）就定交，那時，文徵明才十九歲。《冊頁帖》是文徵明二十二歲前後所寫，署款採用花押的形式，這在他早年的書札中是較少見的。而《子西集帖》是文徵明二十五歲左右時所寫。王世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文太史雲山卷後》中這樣評價文徵明在這段時期的行書：“書法圓熟，翩翩出晉人。比之晚年，少骨多韻” 。文徵明在這段時期的草書，主要取法於智永的草書《千字文》，當然，此時對懷素的草書也下過不少功夫，從他所寫的草書作品《次韻答湯子重病中見寄詩》，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他此時的草書受懷素的影響是很大的。作品中法度嚴謹而自在，流露出簡潔淡雅的氣韻。至於這段時期的隸書，文徵明寫得也不少，能代表這一時期隸書面貌的要數他三十九歲時所寫的《內翰徐公像贊》。從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此時的隸書作品為古隸，用筆雖然方圓並使，但還是以方筆見多，而結體則多處採用篆書的寫法。他隸書的取法，主要取法《受禪表》和《上尊號》。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徵明在被舉薦入朝之前，他心裡最牽掛的應該是應試科舉而進入仕途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這是正道，是儒者的必由之路，這與子夏所說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以及孔子所倡導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因為這種思想的存在，導致文徵明在這段時期很難全身心地投入到書畫等藝術的學習與創作之中，因此，後人對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有所微詞也是合乎實際的。

三年翰林院待詔對文徵明書法的影響

三年翰林院待詔雖然短暫，但對於文徵明來說，在書法方面所帶來的影響相當大。這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反映：

一． 經過三年的翰林院待詔生涯，使文徵明的心態更加平和，能潛心於詩文書畫等藝術的創作。

文徵明在京城擔任翰林院待詔的初期，激情很高，非常希望自己能在翰林院立足，能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但由於文徵明畢竟不是進士出身，只是一個靠舉薦而授予的從九品官，這對於進士出身的翰林院許多人員來說，確實微不足道。我們先了解一下當時翰林院的設置情況以及文徵明在翰林院的地位。《欽定續通志》記載：“翰林院，明置。翰林院學士一人，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以考議制度，詳正文書。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侍讀、侍講各二人，掌講讀經史。五經博士九人，掌專經，講經義。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孔目一人” 。《明史》又記載：“翰林院，待詔六人，從九品，不常設，待詔掌應對” 。由此可見，文徵明在當時翰林院的地位是相當低的。而且，不是進士出身的文徵明，在翰林院的一些人眼裡，自然也不受重視，導致他在京城沒多久就想回家。《藝苑卮言附言》記載：“待詔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待詔丐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為！’待詔聞之，益不樂，決歸矣”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文徵明在京城不長的時間裡，寫過許多懷歸的詩句。他在到京城上任不久後所作的《潦倒》詩中有句雲：“北土豈堪張翰住？東山常系謝公情。不須禮樂論興廢，畢竟輸他魯兩生”。當然，最終促使他堅決辭官回家的應該是朝廷的政治昏庸，尤其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所發生的“大禮之爭”這件事情，更使文徵明回家的心意已決。當年七月，因為明世宗想再次加封章聖皇太后的封號，引起群臣伏闕哭諫。明世宗一怒之下，命令逮學士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獄，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並且還有數位五品以下的官員被當場杖打而死。因為這樣一件事情，極大地破壞了“刑不上大夫”的老規矩，同時，更讓“可殺不可辱”的文人們深感朝廷的昏庸和仕途的險惡，所以，在“大禮之爭”前後，先後有不少朝廷大臣紛紛辭官隱退。文徵明由於“大禮之爭”案發前不久，左臂摔傷而不在場，僥倖免了棍棒之苦，但這件事情對一生謹慎的文徵明來說，震動非比尋常。自那以後，他歸心日益加劇，經前後三次乞歸，最終獲准，於1526年10月10日起程離京，次年春夏之交回到蘇州老家。此時歸來的他，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悅感和輕鬆感，當即寫出了《還家誌喜》的七律，其中有詩句雲：“林壑豈無投老地，煙霞常護讀書檯。石湖東畔橫塘路，多少山花待我開” 。詩句中無不表達了文徵明歸來後寄身山林之遊的意願和如釋重任的喜悅心情。此時的他，經歷了仕途的坎坷，體驗了仕途的險惡。能無恙歸來，心中慶幸不已。此時，他再也不用去應試那枷鎖似的八股文，也不用如履薄冰似的體驗官場的風險，總算可以安安心心地作一個真正的文藝人。於是他在住宅東邊又建了一小室，取名為“玉磬山房”，用作吟詩、寫字、繪畫的場所，又“樹兩桐於庭，日徘徊嘯詠其中” ，過著那種“人望之若神仙”的生活。

文徵明《致四叔公、五叔公札》冊頁 紙本楷書 23×12.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由於文徵明回居蘇州老家後，心中已經完全沒有了政治抱負，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詩文書畫等藝術方面的創作。從書法方面來看，他的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在書法的取法方面，他更加致力於取法晉唐；在書法的創作心態方面，更加理智和冷靜。

文徵明自從乞歸之後，潛心於詩文書畫。《弇州山人四部稿》記載：“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 。在書法的取法上，他致力於鑽研晉、唐書法，力求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在楷書（尤指小楷）的取法上，文徵明在汲取歐陽率更書法的精髓後，又極力參入王羲之的筆意，也時時在字裡行間流露點趙孟頫的韻味。因而在六十歲以後的書法，就小楷而言，他能寫出頗具歐陽特色的楷書，也能寫出極具晉人氣韻的作品。例如他在六十六歲時寫的《嘉定新建思賢堂碑》和七十一歲時寫的《辭金記》，歐體的味道非常濃厚，險勁犀利的風格在作品中流露無遺。文徵明以前用歐體寫小字難以達到“寬綽有餘”的境界，但《辭金記》這幅作品則寫得從容自如。所以周道振先生在《行書大師文徵明》中這樣評價：文徵明歸田以後的小楷，“雖或仍有歐的面貌，但歐字緊，文較寬；歐筆在凝，文筆在展，已沒有初學歐時那樣，楷書略帶板滯” 。文徵明在六十三歲時所寫的《石衝庵墓誌銘》，用筆含蓄溫和而自然樸雅，以《黃庭》為主調，但歐、趙的影子也依稀可見。尤其是他在同一年所臨寫的《黃庭經》，吳德旋在《初月樓論書隨筆》中這樣評價：“慎伯謂自柳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嶽《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為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用筆太巧耳” 。從文徵明所臨寫的《黃庭經》，我們可看出兩個問題，一方面，文徵明對學習王羲之等晉人的書法下的功夫非常紮實，另一方面，他確實學到了晉人小楷的精髓。所以文嘉說：“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虞、褚而下，弗論也” 。文徵明特別喜愛小楷，以畢生精力潛心於小楷之中，自得頗多，成就也最高。如他八十八、八十九歲時為蔡汝楠所寫《四山五十詠》，精工細緻，筆畫挺直勁健，結體嚴謹而不失虛和舒坦。如此高齡還能寫出如此精到的小楷，真令人歎為觀止！他晚年所寫的小楷名作很多，如《蓮社十八賢圖記》（六十歲書）、《小楷扇面》（七十一歲書）、《草堂十志冊》、《赤壁賦》、《後赤壁賦》（八十六歲書）、《離騷經》（八十六歲書） 等等，件件都是精品。這些作品端莊嚴整，筆劃線條較為清細，一字之內，布白非常均衡，無論橫劃、堅筆，都透出一種爽利秀勁的姿態。用筆上，大多入筆露鋒，筆勢清晰有力，頓按鮮明可辨。他這種起筆露鋒的筆法，曾被人指責，如莫雲卿說：“太史具有《黃庭》，而筆尖微，病在指腕，雖嚴端不廢，未見巋峨磊落之姿” 。王世貞也說：“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也” 。文徵明晚年在小楷上摒去歐陽率更之體，盡得《黃庭》、《樂毅》之妙，足可稱道，雖用筆尖微，只是小疵，無傷大雅。正如謝在杭所評：“古無真正楷書，即鍾、王所傳《薦季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 ，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疏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俱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清代朱和羹也評價說：“明楷以文衡山為第一” 。

文徵明《草書赤壁賦》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文徵明的行書早期得蘇軾、黃庭堅、康裡子山的筆意，到了晚年，則主要受益於王羲之《聖教序》。王世貞說：文徵明“行筆仿蘇、黃、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 。他晚年的行書作品大致為三類，一類以《聖教》筆意為主，兼有米字、蘇字的筆意，有些還以行草的形式表現。這類作品大都字形偏小、秀美，用筆時講究線條流暢、溫潤、富有節奏、不激不厲，筆道精到、細緻，通篇氣韻貫之。這類作品與他本人的性格相符，溫和而不失剛介，謹細而不失灑脫。另一類以康裡子山筆意為主，但字形與結體不同於子山的行書。這類作品字形稍大，行筆速度也有所增快，筆畫粗細對比不甚強烈，用筆爽利明快、乾脆利落，且文氏功夫深厚精湛，在書寫這類作品時，能在行筆速度較快的情況下將起筆、行筆、出筆三者交待得很清楚，筆鋒的轉換、筆畫之間的銜接過渡、提按的輕重變化，快而不亂，不失法度。第三類行書作品全仿黃字，這類作品無論從字形、用筆的變化、行筆的速度節奏，及至通篇的神韻，均以山谷行書為基調，儼然山谷再世。字形開張放縱，氣勢雄強而不失韻味，節奏明快而富有變化，至於他書寫《萬歲山四首》時，第一首《萬歲山》模仿蘇軾的行書，第二首《南臺》模仿米芾的字，第三首《太液池》採用黃庭堅的筆法，第四首《平臺》以《聖教》為主調，簡直就是向世人展示他的行書淵源和高超的技巧，他能盡仿某一家的筆法，又能綜合各家於一體，達到“蜜成而花不見”的藝術效果。

文徵明《草書赤壁賦》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文徵明晚年的心態相當平和，這在草書的書寫方面也略有表現。文徵明學草書頗有來歷，據王世貞記載，文徵明年輕時曾“草師懷素”，在狂草上下過一番功夫，例如，他五十一歲時所書的《八月六日書事四首》這幅狂草作品，其間主要是學習和借鑑了懷素與黃庭堅兩位大家的風格特點，將兩家的風格特點加以融匯，結構和章法上主要借鑑於懷素，結體疏放，筆勢放縱無以復加，字的形體大小對比強烈，筆法上又主要借鑑於黃庭堅，行筆悠然而時有抖頓。但晚年卻“絕不作草”，所以這幅狂草幾乎成了文徵明狂草書的絕版。我們所見的文徵明晚年的草書作品，幾乎都是類似於《四體千字文》中的草書（七十五歲書），以小草為主，作品中很少有大開大合的起伏動盪變化，可以明顯地看出，文徵明晚年的心境是相當平靜的，他似乎已經看透了人生。

文徵明《行書致琴山先生札》 23.5×40cm 上海博物館藏

釋文：掃地焚香習燕清，蕭然一室謝將迎。坐移白日花間影，睡起春禽竹外聲。心遠不妨人境寂，道深殊覺世緣輕。卻憐不及濂溪子，能任窗前草自生。別久耿耿，近作呈上琴山先生教之。徵明具草。古琴奉納。交人張有懷玉簪二枝，倘足下可用，即收之，其價只可二數，彼此無誤耳。

正是由於他這種平和的心境，所以晚年的行草作品往往傑作不少，在這方面所得的評價也歷來不錯。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稱：文徵明“小楷、行草，深得智永筆法，大書仿涪翁尤佳，如風舞瓊花，泉鳴竹澗” 。王世貞雲：“行體蒼潤，可稱玉板《聖教》” 。清代梁章鉅更是指出了文徵明臨習《聖教》的用筆方法，他說：“《聖教》結構處，反正相生，畫畫有鋒相向。昔人所謂側筆取勢，於此見之。前輩唯文衡山先生最得此秘” 。

二．文徵明在翰林院三年時間內，交往更廣，眼界更寬，另外，他還要書寫一些重要的文書材料。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他的影響，也同時為他提供許多提高書法的鍛鍊機會。

文徵明《行書致陸師道二札》之一 23.5×16.3cm 湖北省博物館藏

示教佳篇，捧讀健羨，老病寒拙，不能吐一辭，徒欣慕而已。人還，草草奉覆，頃即詣宅，同赴雙梧看梅之約，不悉。徵明頓首。元洲先生執事。廿一日。

明代豐坊在《書訣》中這樣評價文徵明的書法：“五十之後，因書誥敕，頗兼時體，漸尚整齊。然八法完具，大革沈度之習。蓋亦因獵校而整祭器者” 。書寫誥敕，是文徵明當時在翰林院的工作需要。但文徵明因為剛到京城就職，所以他在書寫這方面的作品時格外認真，他想以所書寫的每一樣東西都贏來別人的認可和讚譽，這對初到京城且有遠大抱負的文徵明來說，是很正常的。為達到這樣一種目的，在翰林院這段時期，尤其是初到的一段時期內，文徵明常常以歐體的面目來書寫一些作品，一方面有利於將作品寫得工整規範，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將自己以前的功夫反映在作品之中，便於得到別人的認可。例如，他剛到翰林院所書寫的小楷作品《壽喬白巖六十詩》就是這種情況。文徵明的這幅作品是汪俊《壽喬白巖六十序》卷的一部分，首篇為汪俊所書《壽少保太宰白巖喬公六十序》，寫於界格之內，共四十九行。其後為湛若水、季方、夏言、文徵明、呂楠、陳沂、汪佃、孫紹祖、馬汝驥等人的祝壽詩，卷尾有清人張式觀款。喬宇的六十壽辰為1523年三月十二日，文徵明是當年四月十九入京，閏四月初六授翰林院待詔，這作品的具體書學時間應該是在喬宇六十歲生日之後。對於文徵明被授予待詔一職，喬宇是極力主張的。《四友齋叢說》記載：“林見素（林俊）嘉靖初再起為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為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為主張，授翰林院待詔” 。所以，文徵明書寫祝壽詩，一方面對喬宇表示感激，另一方面，由於他初入京都，想一展自己的才華，所以，這幅作品寫得相當用功。在小楷規整的結體中時時露出隸書的筆意，這比較明顯地反映了他當時的楷書受歐體的影響較大。文徵明為御史蔣伯宣所藏舊刻《十七貼》作的題跋更是典型地反映了他當時的小楷風貌。這篇題跋是文徵明於嘉靖四年乙酉（1525年）八月十八日所寫，又是為當朝御史而作，且題在書聖佳作《十七貼》之後，種種情況表明，文徵明對於這篇題跋，實在不敢怠慢，所以文徵明書寫這篇題跋時相當謹慎，歐書的風格在此作中表現得也很突出，以致這類作品有“板滯未化”之嫌。

由於林俊、喬宇等人的極力推崇，文徵明在翰林院的聲譽日益高漲。開始之時，翰林院的翰林楊慎、黃佐以及吏部的薛蕙等人皆負一世之才，以為林俊、喬宇等人的推崇有點過頭，直到領略到了文徵明的才藝，才無不讚譽鹹至，推服不已。《文徵明年譜》記載：文徵明在翰林院時，“一時名士皆為傾倒，比於唐之王維，宋之米芾，戶外屨常滿。尤為林俊所重，間日輒折簡邀之，曰：‘座何可無此君也。’” 在翰林院的時期內，文徵明的交往也日益廣泛，例如盧襄、錢貴、黃佐、馬汝驥、陳沂等人都成了他的詩朋藝友，時常一塊酬唱談藝。馬汝驥的《西玄集·卷一》中有《十四夜對月聯句》、《卷三》有《十四日夜文徵仲宅對月次韻》等詩，文徵明有《中秋夜同元抑諸君小樓玩月》等詩，黃佐的《泰泉集·卷十》有《中秋不見月，文徵仲席上賦》等詩，這些詩無不反映了他們一塊吟詩的雅興，這對於文徵明在文藝方面的造就是很有影響的。另外，翰林院也還有一些愛好書畫等藝術的人員，他們在書畫方面的成就雖然不大，但與文徵明在這方面的一些談論，也對文徵明在藝術方面有所促進。還有一點，當時的京城，雖然很難說是全國的書畫中心，但有不少傑作可以在京城看到，這對於開闊文徵明的眼界，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幫助。

文徵明《行書致陸師道二札》之一 23.5×16.3cm 湖北省博物館藏

郡公聞母喪不復還矣，其眷聚初二日行，吾與君如何行禮，煩移玉。過舍一議，立伺、立伺，徵明頓首。子傳先生侍史。

此二札均寫給其弟子陸師道。前者文氏約其弟子赴雙梧賞梅之 事，文徵明自己受良師啟迪甚多，所以凡有愛好詩書畫的後生晚 輩，文徵明都不吝指點，文徵明門下弟子皆品德學問俱佳，而以陸 師道為著。陸師道（1511年～1574年），字子傳，號元洲，改號五湖，南直隸蘇州府長洲人。嘉靖十七年（1538 年）進士，為禮部主事，不久即以奉養老母而告歸，時年未三十。家居十四年後，又入朝為官，累官至尚實司少卿。五十八歲致仕。其秉性一如乃師。文徵明最大樂趣 是與弟子們，時時過從，談藝文，品水石，記耆老故事，焚香燕 坐，蕭然物外。

三．對文徵明來說，三年的翰林院待詔，雖然不是他人生最風光的時期，但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引以自豪的一段人生經歷。

在文徵明晚年所書寫的許多書法作品中，他經常提到“翰林院待詔”一職，這樣一種現象應該可以說明文徵明是比較看重這段“待詔”時期的。例如他所撰寫的《朱效蓮墓誌銘》，在後面這樣落款：“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著並書”；他所書寫的《文端吳公神道碑銘》也在後面這樣落款：“前翰林院待詔將侍佐郎長洲文徵明書”；再如他的書作《八角石記》的最後也這樣寫道：“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書”，類似這樣的作品還有許多，而且這些作品大多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墓誌銘或者其它重要銘記。晚年的文徵明，抱著一種“過來人”的心態，對功名已經相當淡漠。但對於自己擔任“待詔”一職的人生歷史，他似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還津津回味。前文所提到的在作品後面留下“前翰林院待詔”這樣的稱呼是一種體現，同時，他在晚年還反覆書寫他在京城時期所作的詩文，這應該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例如，《西苑詩》是他在京城時所作的詩文，他六十八歲、七十九歲、八十歲、八十一歲、八十三歲、八十五歲、八十九歲時都書寫過。再如《早朝詩》，也是他在京城時所作的專門反映當時早朝情況的詩，他在晚年也反覆書寫，六十九歲、七十七歲、八十三歲、八十八歲時都書寫過，有資料可以證明，光八十八歲那年，他就三次書寫過《早朝詩》。對於這種現象，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看待文徵明只是對以前詩文的一般抄寫，更主要的應該將它看做是文徵明對自己以前人生歷史津津回味的一種方式。

文徵明《行草書蘭亭序》 29.2×120.5cm 嘉靖三十七年（89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還有一點，我們認為也不能不提，就是文徵明自京城歸來之後，向他來求字畫的人員絡繹不絕。這當然與文徵明的學識、人品、才藝直接相關，但與文徵明在京城擔任待詔一職應該也多少有點關係。文嘉的《先君行略》記載：“於是四方求請者紛至，公亦隨以應之，未嘗厭倦。……蓋如是者三十餘年” 。尤其是當時一些名人的墓誌銘，其親人不計路途遙遠來蘇州求文徵明書寫，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文徵明既是書法大家，又有“政治資本”，可謂德高望重。否則，這些墓誌銘的落款，文徵明為何非得註上“前翰林院待詔”這樣的字眼？這不管是文徵明自己的主觀意願，還是求者的要求，至少可以說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文徵明自己很看重這段歷史、也很惦記這份資本；另一方面，求書之人也對文徵明的“待詔經歷”比較看重。所以，我們認為，三年的翰林院待詔對文徵明聲名的擴大應該還是有一定關係的。

綜上所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三年的翰林院待詔，對文徵明書法的影響非比尋常，其中，對於他心態的調整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因為文徵明在擔任待詔前後的心態變化，直接影響了他的書法創作和學書途徑，也直接關係到他書法成就的高低。本文僅屬筆者個人愚見，望方家多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