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鲁迅嘤嘤啜泣;朱安一封建议纳妾的信，令鲁迅反感异常;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

　　鲁迅虽贵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伟大的文学大师，但他的婚姻未能免俗，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蒙上了一层淡淡而忧伤的色彩。

　　1899年3月，尚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鲁迅接到了家书，他被告知，家里已为他聘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名叫朱安，出生于一户商人之家。鲁迅虽有不愿，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被迫应允了。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新世纪之初的嬗变总令人始料不及，原本盼望着为两位新人置办婚礼的周、朱两家希望落空了。鲁迅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回到绍兴故里，稍作休息后，便漂洋过海去了日本。

　　这期间，他除了两次短暂的探亲外，一直在日本逗留到了1909年。此间，朱安一家忧心忡忡，外界传言，鲁迅早在日本娶妻生子，不会再回老家了。

　　朱家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朱安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目不识丁，没念过一天书，同时，裹有一双不时尚的且为鲁迅所厌恶的小脚。

　　对此，鲁迅从日本来信，总是反复叮嘱:朱安一定要上学识字，同时要放足。这着实吓了朱家一跳，女孩上学，闻所未闻。至于放足，朱安已是20多岁，自幼缠好的小脚即使放开，因骨折成笋形，已无任何实际意义。

　　绍兴有句老话“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便开始频频向周家施压，鲁迅的母亲本来就喜欢任劳任怨、对人体贴大度、有点逆来顺受的准儿媳，加之如果再拖延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她断然做出主张，一面通知朱家将婚期订在1906年7月26日，一面令人拍发电报给儿子，慌称自己病危。心急如焚的鲁迅归来了。

　　鲁迅提着一只皮箱，足登一双马靴，穿着一套整洁的学生装，神情忧郁中却掩饰不住风华正茂。当他踏着熟悉的石板路闯回家时，出乎意料，一种异样的热情迎面扑来，全家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母亲正为他的婚事忙里忙外。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很快，鲁迅轻松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将无奈地接受一个事实，与28岁的朱安马上成亲。看着家人忙进忙出，看着乡亲们争相与母亲说些吉利的好话，鲁迅似乎完全置身事外，有人和他谈及婚事，他苦着脸冷冷地说:“这是母亲要娶媳妇。”

　　结婚那天，鲁迅木然地听从大家的安排，居然戴上了他深恶痛绝的假辫子，自始至终，不发一言，脸上丝毫看不到一丝喜色。朱安乘坐的花轿抬进门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轿夫轻轻放下轿子，有两位妇女忙上前，小心翼翼搀扶下新娘，准备送至洞房。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朱安的鞋居然从轿中跌落了下来。朱家知道鲁迅有让女儿放足的意思，为权宜计，临上轿时，特地做了一双大鞋，可朱安因脚太小穿不上，只得填充进棉花，使外人看上去有一双大足。岂料，情急之下，弄巧成拙。

　　鲁瑞在旁边看在眼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心中顿觉不快。依照乡俗，新娘掉鞋可不是好兆头，一群妇女也悄悄议论了起来，说不定将来两人只能凑合着过，生活不会幸福。

　　拜完天地和祖宗，鲁迅由本家兄弟周冠五和周明山扶着进了洞房。其他人走了，朱安羞涩而局促地挪坐在床边的木椅上，两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衣角，不时掀开盖头偷望一眼对她来讲永远是一个传说的新郎。

　　鲁迅早已气恼地将假辫子扯落下来，掷在一边，然后坐在床沿上。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字、两根硕大的红烛，鲁迅如同置身于一个苦海汪洋里，心有不甘却无力抗争。这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他缓缓起身，沉重嗟叹过后，伏在枕上嘤嘤啜泣了起来，朱安惊骇地望着新郎，一时手足无措。次日黎明，鲁迅逃也似的冲出洞房，人们看见，他疲惫而又略显浮肿的脸上，被染上了一片淡淡的青蓝色。那是他头晚哭时，沾了枕头的蓝彩。朱安呢?她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没了鲁迅，她不会青史留名;同样没了鲁迅，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作为这出“婚姻悲剧”的另一主角，也许她比鲁迅更有痛哭的理由，只不过她强忍住泪，因为在新婚之夜痛哭是最坏的兆头。

婚后第二个晚上，鲁迅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开绍兴，再次去了日本。据说，这期间，他与朱安连话都未能叙上一句。

　　1909年夏，鲁迅最后一次从日本归来了。这着实令朱安高兴不已，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总该为周家生个一男半女，省得乡邻流言飞语，说长道短。但归国的鲁迅很快又离开了家，主要是为一家的经济作考虑。二弟周作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需要用度。孀居的老母和已长大成人的幼弟都需要他的照顾。为此，鲁迅归国后在杭州谋得一份教职，赚钱补贴家用。

　　但他与朱安的婚姻生活仍旧停留在名义上，形同死水。杭州距绍兴很近，每次回家，鲁迅只简短逗留一阵，既不与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1911年11月，满清王朝被推翻后，鲁迅在教育部谋得一份公职，次年五月便迁往北京。朱安虽觉伤感，但也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一则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归国了，她平生头一次接触到外国人，体会到了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方天地。二弟夫妇是自由恋爱成婚的，这一点，让朱安隐隐感受到，自己从小受到的正统的封建礼教教育，已经受到了挑战。再则鲁迅去了北京，丈夫不在身边，正好掩饰了她婚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而当时流行做法是做官的人让夫人留在老家，侍奉公婆。两年后，鲁迅除了一纸家书和不菲的汇款外，对朱安的态度丝毫未变。1914年11月，朱安回娘家省亲时不知听从了谁的劝说，居然主动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丈夫纳妾，一来可照顾他的生活，二来也希望能有个一男半女，给周家承续香火。鲁迅接信后，反感异常，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连信也没回。

　　1916年冬，鲁瑞老人年满花甲。事母至孝的鲁迅约好周作人夫妇同回故里绍兴，给母亲体体面面办了寿礼。朱安作为长媳，里里外外，忙碌应酬，得心应手。婆婆鲁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儿媳，她愈加心满意足，生活上依赖她，儿媳成了她身边的一根拐杖。

　　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他除了一种深深的苦闷和挥之不去的愁绪外，似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朱安的现实地位。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朱安随之进京。

　　名义上的夫妻第一次正式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朱安也得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和一些表象情况。此时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地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已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家中访客川流不息，令朱安慰藉的是，她虽是一名无足轻重的旁观角色，但年轻人仍尊称她为“师母”。

　　兄弟失和后，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心中郁闷痛苦的鲁迅决心挣脱身上的枷锁，情急之中，他让朱安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

　　朱安闻知后，顿时涕泪交加。

　　鲁瑞老人当即责问儿子道:“她能搬到哪里去?”鲁迅猛然清醒过来。

　　留在八道湾，何以为凭?兄弟既已失和，岂有嫂子留住的道理。回绍兴娘家更不可行，一个不能见容于夫家的弃妇，怎能立足于封建礼教浓厚的乡里?

　　朱安鼓足勇气，脸上淌着泪，几近是哀求丈夫道:“我不识字，又是小脚，我知道给大先生丢了脸。但大先生的生活总得有人照顾，我愿意侍奉堂上（老母）和大先生一辈子。”

　　听着朱安谦卑真诚而又无助的话语，鲁迅只能是一声叹息。搬出八道湾宅第不久，鲁迅因肺病复发，病倒了，只能食流质食物。朱安端汤侍药，缝洗浆补，全力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这在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了一个相对的单独相处的二人世界。鲁迅病愈后，对朱安有了一些感激和客套，但两人仍分房而卧。平日里，鲁迅则把朱安的卧房用做书房，完成了《祝福》，整理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1924年初，一位仰慕鲁迅之名的青年，自称其名叫“许广平”，直接投书鲁迅，请教并交流对时局、人生、学术等包罗万象的许多问题的看法。鲁迅从对方刚劲奇崛的字体、犀利的文辞推断，此乃一位崇拜自己的“五四青年”。于是，他把对方置于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地位，称之为“广平兄”。两人在书信中神交，却不曾谋面，一年多时间下来，竟然通了一百多封信，这些信件便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著名的“两地书”。

　　1925年春，早已在信中相识、相知并引为知己的许广平突然出现在了鲁迅面前，只见她剪着齐耳的短发，上着一件天蓝色的绸衣，下穿一条黑裙子，胸前抱着一摞书籍，素面朝天。鲁迅惊得目瞪口呆!千秋家国梦，被自己口口声声呼为“广平兄”的竟是位巾帼女儿，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顿时，一种异样的情愫掠过了鲁迅的心头。

　　许广平出生于广东一个名门望族，在她的家族里，出现了不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如广州国民政府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便是其堂兄。当年，为了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许广平毅然随兄长到天津求学，几乎被逐出了家门。

　　这位刚烈、自强，充满了叛逆个性的女学生转学北京后，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二人相晤后，彼此觉得倾慕不已，总有说不完的话、探讨不尽的课题。

　　朱安一如既往，默默侍于一旁，除了唯唯诺诺招呼许广平、添茶续水外，当然插不上嘴。许广平则和众多的访客一样，恭敬地唤过一声“师母”，便兴奋地进入了二人世界，对于朱安与鲁迅的婚姻状况，她是清楚的。

　　“三·一八”惨案，北洋军警公然弹压学潮，枪杀了刘和珍、杨德群等人，许广平和其他学生领袖受到通缉，将被依次递解回原籍，交由地方与家族管束惩戒。许广平当然不能回广东。鲁迅将她藏匿在家中，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终于有一天，许广平勇敢袒露出久藏在心中的渴望，愿与先生共白头。鲁迅大为惊疑。

　　平心而论，他也很喜欢许广平。这时已有风言风语出现，有人指斥鲁迅道貌岸然，背执人伦，搞起了师生恋。鲁迅陷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中。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许广平依然不改初衷，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老师。

　　1926年7月，由于北洋政府的迫害，鲁许二人感情的确立等诸多因素的催化，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月薪为800大洋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中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便同许广平悄然南下。

　　两年后，鲁迅来到了上海，正式进入了他杂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当上了自由撰稿人，同时，与许广平正式同居。虽然双方都没告知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京探母，他告知母亲和一些好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这个消息间接传到了朱安的耳中。尽管她从辗转得知的传闻中早已有了些许的思想准备，一旦情感风暴真的来临，其内心深处的苦涩令她顿时陷入了孤苦无助中。

　　拖着一双小脚，目光滞郁，带着几分无奈，朱安除了勇敢而大度地去“直面惨淡的人生”，亦无其他。一向不善于表露情感的她经历了极度的阵痛后，向她的邻居说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也是会管的。”

　　一年后，鲁迅与许广平的独生子周海婴出生了。消息连同照片传到北京，早已悟透并看淡人生的朱安表现出了友善和高兴的态度。

　　1936年10月19日，朱安的天空坍塌了。鲁迅猝然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她和老太太悲痛欲绝。不过，早已经习惯接受残酷的命运打击的朱安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点燃香烛，遥向南方，聊作供祭。当月，她做出了友好的举动，亲自致信鲁迅三弟———周建人，称许广平为妹，欢迎海婴母子俩回北京居住，共同照顾海婴。许广平没有去北京，但却承担了鲁迅的道义与责任，按月接济朱安。

　　鲁瑞老人去世时，留下遗言，让周作人把每月15元的供养费转赠给朱安。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后，接济中断了。周作人除了那15元，虽附逆成奸，作了新贵，却不曾资助寡嫂分毫。体弱多病而已步入人生暮年的朱安，变得困顿不堪。老母亲去世一年后，她欠了数千元的债。周作人出了个主意，让她卖掉鲁迅藏书，以换取一点钱。消息传出，各方反响强烈。两名鲁迅的学生迅即赶往北京，加以制止。

　　当他们不明就里地走进鲁迅在北京的家时，朱安的午餐是几块咸萝卜就着一碗粥。两位学生责难她不该卖鲁迅的藏书，朱安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说出了一句情绪激昂的话:“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来者汗颜。

　　随后，经过协商，他们答应每月从上海汇上一笔数额不大的费用。加之朱安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总算可以勉强度日。1946年，许广平回到北京收拾鲁迅的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相处了一个月，朱安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但由于她一向不大会表露自己的感情，仅在许广平回上海后，才写信谈了内心的喜悦感受。她还直接写信给海婴，索要照片，关心他的学习和身体状况。1947年3月，朱安病重，她念念不忘许广平母子俩。她心理上对于周家有了后代是欣慰的，她把周海婴看成是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并嘱咐许广平，她死后，希望周海婴烧香火来祭奠她。随即，她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这年6月29日，朱安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结束了自己因苦孤寂的一生。许广平托人为她操持了葬礼，将她葬在了鲁迅母亲的墓旁，坟上未有任何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