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當人類可以慈悲關懷一切生靈，才可以真正體會安寧。
導讀
人類才是病毒肆虐的“黑手”，最兇猛的病毒恰恰是人類自身製造的。只是，傳染病無國界，疫控也需要全球系統性結構的搭建與聯動。
本文發表於福卡智庫內參《高層內參》2019年48期（2019年12月13日印發）
原文標題：《瘟疫背後的“黑手”》
人類歷史也是一部抗疫史
在人類歷史上，談及瘟疫，無不色變。
重大規模的瘟疫，甚且影響國家盛衰與歷史進程。
公元前五世紀，一場瘟疫讓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敗北，導致雅典文明由盛轉衰；公元六世紀君士坦丁堡瘟疫蔓延，毀滅了皇帝查士丁尼復興帝國的期望，成為拜占庭帝國沒落的起點；十四世紀中葉肆虐歐洲的黑死病，摧毀了歐洲傳統的政教合一體制……
意大利詩人喬萬尼·薄伽丘的故鄉佛羅倫薩是重災區，他在其著名的《十日談》驚呼：“天主對人類殘酷到了極點！”
這種“殘酷”讓人類義無反顧踏上剿滅瘟疫的征程，尤其是1900年後：
一方面，隨著化學工業的發展，以抗生素陸為代表的合成化學藥物對微生物導致的各類感染性疾病實現有效的控制；
另一方面，疫苗在路易·巴斯德細菌理論基礎上大規模應用，一“控”一“防”讓現代醫學對抗瘟疫進入輝煌期。
1979年10月26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宣佈，全世界已經消滅了肆虐3000多年的天花病，標誌著人類打贏了第一役。
據世衛組織最新消息，脊灰炎這種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已“非常接近”完全消滅， 全球記錄到的病例數已從1988年的35萬個下降到今天的不到40個，受影響國家從125個國家下降到只有2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瘟疫並未遠離
但瘟疫的陰影一直沒有遠離我們，就在11月12日，北京市確診兩例由內蒙古輸入型的鼠疫患者；11月16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一病人被診斷為腺鼠疫；11月27日，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又有一例腺鼠疫病例確診。
防疫學界甚至有觀點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起，全球已進入一個新的鼠疫活躍期。同期，登革熱疫情爆發，2019年10月21日，孟加拉國衛生部門數據顯示，孟加拉國登革熱患者已達93807人，其中104人死亡；11月9日，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數據顯示，新加坡確診病例達13867例，比2018年同期高出近五倍，2019年以來新加坡已有20人死亡。
更為嚴峻的是，瘟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陳出新”。
過去20年裡，還有如SARS、甲型H1N1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徵等至少30種新型傳染病橫空出世，目前，全球有至少100種常見傳染病仍在肆虐，每天都有5萬生命因此隕落。
在中國，儘管多種常見傳染病已被控制在歷史最低水平，但官方數據顯示，目前仍有至少35種傳染病在流行。僅2018年，就有7770749例新發病例，其中23377人死亡。
為何瘟疫一邊在消除，一邊在爆發？
究其原因，有無奈之處，在人類與瘟疫的抗爭中，往往處於被動。
診斷疾病，找到傳染源和傳播途徑是消滅疾病的第一步，但受技術和認知限制，這一過程短可數年，長則達數百年之久。
如20世紀之前，歐洲對疾病病因的探尋更像是一種“文化現象”。
如古典時代，疾病是個人不道德、懶惰的證明，既是肉體的痛，更是靈魂的惡；中世紀，疾病有了更多的宗教色彩，疾病源於上帝的懲罰或來自地獄的詛咒，黑死病一度被認定是猶太人與撒旦沆瀣一氣導致的；到了19世紀，疾病又被文藝化，彼時肺結核甚至成為“文青”的標誌，像雪萊安慰濟慈說的那樣，“癆病是一種偏愛像你一樣妙筆生花的人的病……”
與此同時，絞殺瘟疫之戰更像是一場持久的攻防戰，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2000年7月，美國一個19個月大的女孩在一次性接種5針疫苗後，性情大變，語言能力明顯衰退；2001年被確診為自閉症，6年後法院判定女孩是由於疫苗傷害導致自閉症。
這導致西方“反疫苗”情緒上漲，據今年4月《歐洲晴雨表》民調顯示，48%的歐盟民眾認為，疫苗會產生嚴重副作用，38%的人認為疫苗反而會引發所針對的疾病，31%的人相信它會削弱免疫系統。
世衛組織將這種情況稱為“疫苗猶豫”（已被列入2019年全球健康面臨的十大威脅，與埃博拉病毒等並列），這種“猶豫”直接導致麻疹疫情捲土重來，截至11月初，2019年全球已報告麻疹病例超過44萬例。
病毒肆虐的“黑手”
歸根結底，人類才是病毒肆虐的“黑手”，最兇猛的病毒恰恰是人類自身製造的。
一，病毒原本靜悄悄潛伏在自然界，與自然宿主共存，直到人類侵入，病毒才“被迫現身”。
迄今為止，全球超過50%的新發和突發傳染病，均為動物源性的病毒性傳染病，即通過人類活動，一些原本只寄宿在動物身上的病原體通過接觸不斷地“搬”到人的身上。
1949年以來的國內鼠疫患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捕殺、撿食草原上的齧齒類等野生動物才感染的；
1967年首次出現的馬爾堡病毒暴發，其原因是患者接觸了一批從烏干達運來的非洲綠猴。且諷刺之處在於有些病毒本身不可怕，事實上經過長期共同演化，很多病原體和原宿主早已達成了默契，如鼠疫桿菌不會輕易要了旱獺、黃鼠、鼠兔等宿主們的命，甚至於草原鼠類的天敵們——狼、赤狐、猞猁等野生食肉動物，也同樣演化出了對鼠疫的抵抗力。
而人類的介入就像是硬生生插入自然循環秩序的一段亂碼，攪亂了正常生態、激活了病毒。
二，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加速瘟疫傳播、誘發新瘟疫。
歷史上，瘟疫主要通過戰爭、通商這兩條路大規模傳播。
鼠疫起源被普遍歸咎於1253年一隻蒙古軍隊遠征雲南和緬甸，在這一過程中將病菌帶回蒙古大草原；在1346年蒙古攻打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卡法時，有一種說法是蒙古軍將死於黑死病的病人的屍體投入到城中打“細菌戰”。
此後，卡法的熱那亞商人通過航路把黑死病傳播到了整個歐洲大陸。
而當下，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加速了瘟疫傳播進程。
如果說500多年以前，瘟疫病毒“坐在”商人的船上、士兵的馬上，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引起一次世界大流行往往要花幾年工夫；現在，全球化與市場化下，頻繁的經貿聯繫讓全球融為一體，新瘟疫病毒坐上飛機，幾小時就飛到了另一個國家。
城市化儘管改善基礎設施，利於提升整體健康水平，但與此同時，也讓人口密度和人口遷徙頻率前所未有提高，帶來傳染病傳播新問題。
上海地鐵16條線路的客運量已經達到了1329.4萬人次（2019年3月9日數據），一旦傳染源出現在一班地鐵上，後果不堪設想。
更進一步而言，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的負面效應溢出，如氣候變暖、貧富分化等問題，又加劇瘟疫的新威脅。
如2018年在PNA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揭示快速城市化進程會延長我國腎綜合徵出血熱的疫情持續時間；
而在東南亞登革熱已成主要的城市傳染病，呈現週期性爆發頻率，甚至開始從主要城市傳播至鄉村；
再如休眠著千萬年古老細菌的永久凍土帶一旦大面積解凍，將讓未知病毒再度肆虐人間。
三，人類試圖戰勝疾病的同時，客觀上“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
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後果”。
現代流行病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隨“命”而新，根據網媒的統計，人類50歲以下主要受肺結核、天花、麻疹、流感等威脅；50—100歲面臨癌症威脅，若人的平均壽命突破100—150,或又出現一個新的傳染病。
當人類通過各種途徑延長壽命、提高抵抗病菌的能力，病菌也相應演化出侵襲人體的新途徑。
抗生素是人類抵禦細菌感染類疾病的主要武器，但在抗生素的使用過程中，細菌也通過不斷的進化與變異，也在獲得針對不同抗菌藥物耐藥的能力，比如從醫院中分離得到的金黃色葡萄球菌90%以上都具有青黴素抗性。
細菌的這種能力在矛盾鬥爭中不斷強化，發生基因突變進而產生“超級細菌”。更別說那些試圖凌駕於自然至上的激進做法也帶來未知疾病威脅。如“基因編輯嬰兒”中的CCR5基因，它的突變被證實可抵抗HIV感染，但是卻容易引發流感、登革熱等病毒感染的高風險。
抗疫情離不開全球統一戰線
顯然，瘟疫是頂在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潛在成本比戰爭更驚人：
在2011年底從伊拉克撤軍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有9272人喪生，5.6萬人受傷；根據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姆的分析，美國經濟將為這場戰爭付出1000億美元的代價。
而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16年的一項研究計估計，一場嚴重的流行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預計超過70萬，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5000億美元。
然而，截至目前對疫控的重視與系統性搭建卻遠不如軍控。
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2018年的全球結核病報告顯示，結核疫情防控未達預期，甚至被醫療媒體報道為“脫軌”，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全球瘟疫防禦功能的不足。
事實上，我國自從2002年“非典”疫情出現並爆發以來，逐步建立並完善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機制，從2003年5月，該領域首個行政法規《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公佈施行，到2018年組建急管理部作為處理突發事件的協調和中樞指揮機關，從而使得從國家到鄉鎮逐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
但且不提中國在疫情發生之前的預見性治理，具體方案的可操作性和時效性等仍有完善空間；更大問題在於，疫控有其區別于軍控的特殊性——即強調聯動性。
傳染病無國界，疫控也需要全球系統性結構的搭建與聯動。
當下世界衛生組織仍作為全球疫情防控的主要組織，但卻難高效率調控各國形成統一戰線。
2018年以來，埃博拉疫情在剛果爆發，為有史以來的第二大規模，截至12月1日，感染人數達到3313例(其中確診3195例，疑似118例)，包括自2018年8月爆發開始以來，登記的2204個死亡病例，死亡率為67%。
但世衛組織卻受制於嚴重的資金缺口（7月末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透露有5400萬美元缺口），援助無法及時到位，唯有呼籲各國“倍加關注並加倍努力”。
在此意義上，各國搭建高效、互通的疫控架構迫在眉睫。
一方面，搭建衛生安全體系，加強常態化預防、檢測、控制協作，完善多區域間聯防聯控機制。如搭建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建立風險評估機制和病原實驗室檢測網絡系統。
另一方面，組建全球突發衛生安全應急平臺。美國應對突發公共安全衛生事件系統包括公共衛生應急信息系統、公共衛生實驗室快速診斷應急網絡系統、現代流行病學調查控制機動隊伍和網絡系統、全國大都市醫學應急網絡系統、全國醫藥器械應急物品救援快速反應系統等子系統組成，各司其職，互相聯動。或可在此基礎上，搭建全球衛生安全應急平臺，讓各國形成合力、保證救援及時到位。
人類的歷史就是疾病的歷史，美國遺傳學家萊德伯格曾說，“大自然選擇的單位——脫氧核糖核酸（DNA），有時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體中根本不是整齊排列的。它們共同分享整個生物圈。人類的生存並不是預先註定的進化程序。遺傳變異存在著豐富的資源，可供病毒學習新的伎倆，不僅僅限於按正常規律出現的、甚至經常出現的東西。”
在殘酷的自然規則下，全人類將前所未有地站在統一戰線上，打響一場永不完結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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