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的時間永遠不夠用？
“為什麼我的時間總是不夠用？”今天我們常被這個問題困擾。
我們抱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又好像永遠都做不完。“沒有時間”成了口頭禪，有時候是藉口，有時候更是實情。正如歷史學家帕金森（Parkinson）提出的帕金森第一定律：工作會自動膨脹，直至佔滿所有可用的時間。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工作效率很高了，領導佈置的事情有時還能提前完成，沒想到卻總會有新的事情冒出來，比如部門裡其他的同事又來找你幫忙了。一句“能者多勞”可能就會讓你陷入無休無止的工作中。
現代社會就像一架高速運轉的機器，每個人都在其中扮演著某種角色。機器越轉越快，人就被推著一直往前跑，疲於奔命。同時，人的消費慾望被無孔不入的廣告和形形色色的營銷手法拉動著，人們變得無法滿足於已經擁有的東西，而是不斷地想要更多。如此一推和一拉之下，人就會陷入慾望的泥潭，反反覆覆地折騰，過了許久之後回頭一看，人生就這麼過去了。
時間管理，讓我們越來越快
時間猶如一套嚴苛的規則，規範著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什麼時候睡覺不僅取決於有沒有睡意，也取決於時鐘顯示的時間；什麼時候吃飯不僅取決於有沒有餓，也取決於有沒有到“飯點”。這種情況可不是在人類社會早期便有的，據美國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技術與文明》中所述，機械時鐘的最早使用始於13 世紀歐洲的寺院，用於幫助人們準時地參加宗教活動。而直到公元1345 年左右，歐洲人才開始普遍接受將一小時分為60 分鐘，把一分鐘分成60秒。也是從那時起，時間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參照框架，把人的生活從大自然的背景中分離出來。之後的幾個世紀，時鐘走出宗教領域，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芒福德甚至認為，工業革命中最關鍵的機器不是蒸汽機，而是時鐘。而到了現代社會，時間更是被推上了神壇。
在這種背景下，“時間管理”應運而生，還成了今天的一門顯學。它教我們如何設定任務目標，如何把任務分解，如何區分重要和緊急，如何把事情列成清單並設定好時間，如何把控好自己的工作效率……這些方法無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只不過都是“技術層面的解決”。
所謂“技術層面的解決”，是指只對問題的表面部分實施干預，而忽視了問題深處的根源。其後果是，問題的表面部分在短暫的消失後又再次出現，甚至愈演愈烈。很多教我們如何提高效率的方法，並不是幫我們逃離現代性境遇所構築的牢籠，反而是要對其加以技術性強化，教會我們更精細、更嚴苛地分割生命時間。
我們原本以為更快一點可能就輕鬆了，最後卻發現，這個“快”是沒有止境的。
通過讓自己更快來趕上外部環境的快，表面上來看也有幾分道理。可窮究起來，卻是難以成真的海市蜃樓，因為完成一件事情的複雜程度往往超過我們的想象。看看計算機科學家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提出的具有遞歸色彩的侯世達定律：“實際做事花費的時間總是比預期的要長，即使預期中考慮了侯世達定律。”
人們無法預估未來發生的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總是頻頻發生，打亂人們的原定計劃。社會學家鮑曼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是“液態的”（liquid），是一個流動的世界，在這個社會里，沒有什麼東西是一成不變的，一切都處於不確定性中。我們通常制訂的計劃往往會大大低估完成任務所需要的時間，而正是這樣的低估，逼迫我們快馬加鞭，去完成一個個原本在既定期限內難以完成的任務，而一旦無法完成，我們又會陷入自責之中，而這種自責本身也是耗費時間的……
所以，雖然時間管理對於提升人們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業績有時候會有一定的幫助，但人們的主觀感受卻常與此並不一致，會依然覺得時間不夠用，事情永遠都做不完，甚至為此而心力交瘁。
既然如此，能不能反過來想：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慢下來呢？
工作要快，但生活要慢
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從一味求快的心理慣性中跳出來，讓生活變得更有節奏感，也就是“有快有慢”才好。他在《人文六講》一書中寫道：“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應該有快有慢，而不是一味地和時間競賽。什麼叫有快有慢？用音樂的說法就是節奏。如果一首交響曲從頭至尾快到底，聽後一定喘不過氣來，急躁萬分。所以一般交響曲都有慢板樂章，而且每個樂章的速度也是有快有慢的，日常生活上的節奏和韻律也應該如此。”
他讓自己慢下來的方法是，每天抽一點時間去“面壁”，也就是在一個私人的空間裡，靜靜地去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讓心中不同的“自我”參與對話和辯論。這樣，可以讓自己不隨波逐流。而另一些事情，像處理日常公務諸如看郵件、寫報告等，則是越快越好，李歐梵先生說他都是用“極有限的時間”把它們處理掉的。
李歐梵先生的做法頗符合“平衡時間觀”。在工作場合和生活場合採用不同的時間視角，也正是平衡時間觀所提倡的。可現代人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工作和生活相混淆，不是“過日子”，而是“趕日子”。
使用時間的節奏是很重要的，這一點我也深有感觸。
因為我是一個自由職業者，我的節奏全部要我自己來調。我不用上班打卡，不會被要求加班，表面上看，時間由自己自由支配是一件多麼愜意的事啊。其實不然，沒有人監督，全靠自律來使用時間是對人性的重大挑戰。在我剛從公司辭職、開始自由職業的前半年裡，每天睜開眼，一股強大的懶惰情緒都會像幽靈一樣悄然出現，把我纏住。然後便是長久的自我搏鬥，我到底要做什麼？我的目標是不是不切實際？我到底有沒有可能達到我期望的目標？我是不是又在浪費時間了？
由於一切都是自我驅動，包括自己設定目標、自己思考對策、自己監督執行，等等，所以我扮演了多重的角色。想象一下，現在一部怪異的電影正在上演，導演是我，主角是我，攝影是我，燈光是我，連叫外賣的場務都是我。這意味著，我必須對於“時間”這件事有一個充分的、清醒的、完整的認識，並在實踐中貫徹這種認識，我才可能免於被綿延不絕的自我懷疑、壓力和惰性給毀掉。
然後我發現，掌控時間的才能跟其他才能一樣，也是可以訓練的。
首先，在與時間的相處中，我要把自己放在一個掌控者的地位，如果不加掌控，時間就是一匹脫韁的野馬，而我要敢於騎到馬背上，勒住它，讓它明白誰才是這片草原上的主人。其次，我要循循善誘，我不能對這匹馬太過苛責，不能要求它馬不停蹄地一路狂奔，我要允許它休息，或者慢下來，然後再快起來、跑起來。
由於快慢都由我自己把控，所以我對“過快”或者“過慢”的感受會更加敏銳一些。我發現，如果我持續三天高強度的工作，就一定需要放鬆一天來舒緩，如果強撐，我的文字質量就一定會大打折扣。而放空一天甚至兩天以後，再次提筆，靈感和思路又會自己湧出來了。所以，快與慢交替行進是最好的，切不可讓自己處於一種持續緊繃的狀態，反而會得不償失。
當然我從事的寫作並不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工作。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需要自己去梳理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事件，然後好好想想，到底應該什麼事情求“快”，什麼事情求“慢”。我這裡簡單做了一個歸納，僅供大家參考：
儘可能求快的事情：做家務等體力勞動，完成常規的事務性工作，完成簡單的執行性任務，常用商品的線上線下購買，註定無法達成共識的爭吵和爭論等。
儘可能求慢的事情：與家人共度閒暇時光，欣賞藝術作品，自我反思，思考重大決策，創造性活動中的醞釀過程，為一個挑戰性任務做好準備等。
提升時間的使用深度
時間的“快”和“慢”也常常對應著時間的“深”和“淺”。社會學家曾發現過一個“時間悖論”：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可自由支配的閒暇時間總體上一直呈增加的趨勢，但人們主觀上卻覺得自己的閒暇時間在減少，也就是說，人們實際擁有的時間越多，主觀感受擁有的時間卻越少。為什麼呢？這正好可以用時間使用的深度來解釋。
同樣是安排閒暇的時間，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的“被動式休閒”所帶給人的滿足感，就遠遠不如從事一項自己的業餘愛好所帶來的滿足感。在看電視時，我們可以同時嗑瓜子、玩手機、跟人聊天，我們並沒有傾情投入；而在進行寫作、繪畫等一些創造性的活動時，則可以完全沉浸其中，甚至進入“心流”的狀態。所以說，我們從閒暇中獲得放鬆和滿足的程度並不取決於閒暇時間的長度，而是取決於其質量。
在“心流”發生時，人心無旁騖、全神貫注，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忘記了時間的流逝，在這個過程中，人會獲得很大的滿足感。當然，人也不可能一直處於心流狀態，也需要很簡單地放鬆、閒適，只不過，在時間的“深”與“淺”之間需要某種平衡。獲得高質量的休閒滿足其實很簡單，就是：
找到並保持至少一項長期的業餘愛好。
保持一項愛好，讓它在時間的深度和長度中慢慢生長，可能會得到始料未及的成就。西班牙人約瑟夫·奧約（Josep del Hoyo）最早是一位醫生，從醫學院畢業後在一座村莊裡行醫，同時，他沉浸在一項特殊的愛好中：觀察鳥類。只要診所一空下來，他就會在診所門口掛起告示牌，然後跑到森林、河邊去觀察鳥類，他為此而著迷，如痴如醉。若干年後，他和有相同愛好的朋友一起，開始編撰旨在包含所有鳥類的《世界鳥類手冊》（Handbook of Birds of the World ）。1992 年該手冊的第一卷問世，截至2013 年，已經出版達17 卷之多，收錄了超過7400 種鳥類。奧約正是用一種“深”的方式來使用業餘時間，他對待時間的方式是“鄭重”的，他把“近未來”和“遠未來”勾連在一起，並賦予時間意義和喜悅。
所以，事業與生活的秘訣，無外乎就是處理好時間的“近”與“遠”、“快”與“慢”、“深”與“淺”。可快可慢、有深有淺、且近且遠，著眼於長期，專注在當下，鄭重地對待所擁有的時間，應該就是一個人成熟地對待時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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