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說起王安石，幾乎無人不知。自北宋中期以來，就中國傳統士大夫所應具備的個人才華和文學造詣而言，王安石一直為世人所推崇和認可。
然而，他的政治地位卻是備受爭議，特別是靖康之變後，世人都把引發這一災難的原因算在王安石頭上了。認為是王安石變法把宋朝的祖宗法度給變亂了，才導致了靖康之難，時至今日，這種說法仍然有相當大的市場。
宋朝的官員，有個特點，往往都是集學者、文人於一身的，王安石就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行事方式卻與眾不同，為人所側目，其政治理念在宋朝的官僚體系中並不受歡迎。
正因如此，後世人們或許是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考慮，九百餘年來，從未停止過對王安石的人身攻擊。例如，對王安石的相貌就有很多妖魔化的描述，徽宗時期有人說他的皮膚如同蛇皮一般恐怖異常；而實際上他容貌雄偉，氣宇軒昂，當時有人對他的讚語是“牛耳虎頭、目睛如龍”；也有人說他不修邊幅、生活邋遢，不講個人衛生。據《宋稗類鈔》記載，韓縝發現安石“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粗惡，一無所擇”。
這其實是他率性自然，不拘小節而已。王安石生活樸素而簡單，不喜歡在儀表著裝上花太多的心思，常常穿著平民破舊的衣服，讓當時很多士大夫覺得他有失讀書人的禮儀。
王安石入仕後，也把這種率性自然的性格帶到了官場。宋朝開國以來，就著力宣揚“以禮治天下，以教撫萬民”。官員出巡，其依仗、扈從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定，不能越級用禮，否則會被判一個大不敬之罪，更嚴重一些，搞不好就會被控一個謀反之罪。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沒有哪個官員會輕易降低自己的儀仗標準，雖然這樣做並不違法。
這種禮制規定也是一種激發官員為朝廷效命的激勵機制，它不僅使整個官僚集團等級森嚴，而且也滿足了官員們被社會認可的慾望。但是，王安石卻打破了這一規則，無論是出巡還是官署辦公，其官場禮儀都非常簡單。
熙寧七年（1047年），陳昇之罷相，他前往金陵（南京）去拜訪也被罷相閒居的王安石，其儀仗隊伍非常龐大，舟楫相連，浩浩蕩蕩。一路上，吏卒喝道聲不絕於耳，旗幟遮天蔽日，好不威風。而王安石則僅乘坐一頂小轎子，轎伕兩人，並無其他隨從人員，悄然出入於蘆葦之中，半路相迎。
陳昇之在船上望見王安石，連忙下令停船靠岸，預與王安石相見。但由於陳昇之隨員太多，全是大船載運，船隊在江面上遊蕩了半天才找到合適的停泊場所。費盡周折與王安石相見後，陳昇之深感羞愧，歸途中就下令偃旗息鼓，禁止吏卒在船上大聲喝道。
很顯然，王安石是一位不拘小節的政治家，他這與人迥異的個性，為他極高的官名和聲譽抹上了一層傳奇色彩，但是，也為他日後與很多官員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宋朝立國以來，就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在進士考試中取得甲科高第者，在地方任職三年後，就可以依靠個人著作而申請考試“館職”，即史館、集賢院、秘書省等館閣職事。雖然這些官階並不高，但卻可以身居朝堂，成為晉升到高級官員的綠色通道之一。因此，但凡有此類條件者，幾乎無不循例而為。
王安石是仁宗慶曆二年的進士，位居甲科第四名，自然具備了這一資格。然而，王安石卻並不想走綠色通道進入中央，而是一直擔任地方行政官員。朝廷兩次主動召其到京城參加館職考試，他都婉言謝絕了，聲稱全家在京城生活，開支太高，負擔不起。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
實際上，這是他的一個藉口而已，在很多官員看來，館閣職位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和美差，他竟然避之唯恐不及。於是，很多人就猜測王安石是沽名釣譽、以退為進，試圖以暫時的隱忍來換取將來更大的回報，而後來的歷史似乎也印證了這一無端的猜測。
王安石
其實，這一看法的不足之處在於沒有對王安石的性格進行分析和了解，對他的自信和抱負缺少最基本的認知。
因為，從22歲中第為官開始，直到46歲當權推行變法為止，這25年，無論就生命，還是仕途來說，都是一個人最可寶貴的黃金時間。特別是對一個為官者來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旦大好年華流逝了，政治前途也就擱淺了。對於這樣一個極為淺顯的道理，有大智慧的王安石豈能不知？
王安石是一個頭腦清醒之人，更是一個務實的人。他深知中央的閒散官職是升官的快捷途徑，但卻不能為他提供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機會，而擔任地方行政長官則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為天下黎民百姓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
當然，北宋王朝對各級官員的任用，大多都是依照規矩來的，很少會考慮被任用者的個人意願或特殊才能，在這種官僚體制下，年輕的王安石感到非常的苦悶。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擔任江東提刑，當時的人就記載了他不拘一格選用州學學官的經過。劉平是對西夏作戰犧牲的烈士，其幼子劉季孫就以右班殿直的武官身份主管饒州（今江西波陽）酒監，算是王安石的下屬。
一天，王安石突然巡查饒州酒監，實施突擊檢查。只見辦公場所幹淨整潔，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井然有序。忽然，廳堂後壁上一首七言絕句映入王安石的眼簾，王安石靜靜地看著這首詩，隨從官員見狀，以為酒監的負責官員要倒黴了。不料，王安石一連幾個“妙哉”，對這首詩大加讚賞，就問此詩是誰人所作。
隨從官員如實回答說乃酒監劉季孫所作，王安石立即召見劉季孫，兩人相談甚歡。王安石對他的人品、才學讚賞不已，事後不久，便將其升為饒州的州學學官。
王安石這一破格提拔之舉，頓時引起了轟動。劉季孫因父蔭而進身武官，雖然頗具才華，自幼熟讀經書，但在宋朝官員任用和管理體制內，沒有取得進士身份是很難獲得升遷的。更重要的是，劉季孫是屬於武官系統的，其右班殿直的職銜在武官體系中是最低級的武官。在宋朝重文輕武的大背景之下，劉季孫一直鬱郁不得志，於是便在公事廳的後壁上留下了這首被王安石讚不絕口的七絕：
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閒？
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
大概意思就是，燕子在房樑上呢喃私語，自己心事重重，連個安穩覺都睡不好。燕子好歹在房樑上能與同伴互訴衷腸，可自己的苦悶卻沒人理解，只能借酒消愁，縱情于山水與佛寺之間。這首詩是劉季孫對仕宦生涯不如意的真情告白，充滿了內心的掙扎、無奈以及無盡的孤獨感。
而這也恰恰打動了同樣仕途不盡如意的王安石，在這之前，王安石是擔任常州知州，是地方的一把手，相當於常州市長；現在上調到江東提刑，雖然官職是升了，但畢竟只主管一路的司法和監察，遠遠不如作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知州更能發揮他經天緯地的才能。可以說，這時候的王安石是空有一身抱負卻無處施展，因此，他見到劉季孫的詩後，感覺找到了知音，將宋朝官場的規則與行事拋到了腦後，打破了常規，將劉季孫從低級的武官提拔為文職的饒州學官。
這種由武職直接轉為文職的情況，在宋朝嚴格區分文武的社會條件下，無疑是石破天驚之舉，這種不拘一格的做法在當地產生了巨大反響。饒州眾多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對這一任命非常不滿，集體到州學抗議和請願，希望王安石收回成命。
客觀地說，王安石與劉季孫同城為官，在此之前，已經對劉季孫的能力有一定的瞭解，知道他完全可以勝任州學學官的職位，王安石的這一舉措和任命無可厚非。然而，在後來的變法中，當王安石掌握了朝政大權，為了變法的需要，在更大範圍內打破常規提拔年輕官員，不僅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反對，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用人不當的情況，進而嚴重影響到新法的貫徹和執行，這未免是過於突破常規，但這已經不是王安石所能控制的了。
王安石上述性格和作風，始終貫穿了他的整個仕途生涯，甚至滲透到了他的書法當中。雖然後詩人對他的政治功業頗有微詞，但對他的書法卻非常推崇。黃庭堅是宋朝的大書法家和文學家，雖然對變法持反對態度，但對王安石的書法卻是非常佩服。他對王安石書法的評價，有一段非常形象而又貼切的比喻，“荊公（王安石）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蔽衣破履，行乎大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已在牛背矣。”
意思是說，王安石的書法，率性自然，並不求工巧，就如同一個世外高人，雖然穿著破衣服和鞋子，在達官貴人的車馬之間徒步穿行，但其目光早就遠在華貴的牛車之上了。
王安石書法
王安石在官場，不就是相當於穿著破衣服的世外高人嗎？所以，他一直以古代的聖人自許，有著非常濃厚的聖人情結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既反映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導致了王安石與宋神宗失歡，最終歸老鄉里的悲劇命運。
因為專制皇權容不下一個掌握大權的聖人，他的同僚對此也極為厭惡和憤憤不平。對皇帝和大臣們來說，聖人只有遠古才有，僅僅是用來崇拜的，而並非要實際服從。仁宗時期，王安石被奪去狀元的事情，或許就是其聖人情結從中作祟的直接後果。
在慶曆二年的殿試前，王安石的成績是名列第一，但當仁宗皇帝閱覽王安石的文章時，發現文中有“孺子其朋”一語，便大為不悅，認為王安石冒犯了宋朝的忌諱，遂將王安石的第一名降至第四名。
“孺子其朋”一語出自《尚書》，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這句話是周公旦對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的訓導之辭，一般理解為“你這個小孩啊，今後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樣融洽相互”。這對於宋仁宗來說，你王安石作為一個晚輩，在試卷中以長輩的口吻教訓起在位二十多年的皇帝來了，能不讓仁宗生氣嗎？大宋皇帝無論如何也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出現一個類似聖人周公旦的大臣，時時教誨帝王如何治理天下。這一點，連一向善於納諫、能夠平心聽取臣子建言的仁宗皇帝都接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朋黨的話題極為敏感，當年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遭到失敗，直接原因就是朝中大臣指責范仲淹等新政官員拉幫結派，完全就是“朋黨”。針對這一指責，歐陽修還寫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來支援范仲淹。公開聲明正邪兩方必定會各有其黨，一心向善的眾多君子皆為朋黨，宋王朝定能江山穩固。但宋仁宗對新政官員的結黨之嫌，還是陷入了深深的憂慮。最終，還是罷免了范仲淹、富弼等新政官員，短暫的“慶曆新政”遂告失敗。如今，王安石殿試文章又重提朋黨的話題，自然讓仁宗感到反感。
王安石胸有大志，甚至以聖人自許，在官場中獨樹一幟，自然也很難得到同僚的理解。韓琦是一代名臣，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元老，曾兩度拜相，穩重忠厚如漢之周勃，善斷人事如唐之姚崇，有“宋朝第一相”之美譽。王安石初入官場，當時就是韓琦的下屬，那時候的王安石讀書刻苦勤奮，經常通宵達旦，實在困了，就在桌子上小憩片刻。有時候，不知不覺就睡過頭了，只好匆忙換上官府，也來不及梳洗一番，就上班去了。
當他一臉倦容、不修邊幅地出現在同僚面前，韓琦便認為他定是夜夜笙歌、流連於風月場所。便語重心長地告誡王安石說：“君少年，無費書，不可自棄”，意思說你還很年輕，要認真讀書，切勿放任自己。
當時的王安石也不作辯解，只是事後對旁人感嘆道：“韓公非知我者”。在日後與韓琦共事的歲月裡，兩人漸行漸遠。後來宋神宗想要王安石入相，就徵詢韓琦的意見，韓琦說王安石的才華尚可，但過於自以為是，可以委任翰林學士之類的顧問官職，擔任宰臣、主持國政則萬萬不可。顯而易見，韓琦對王安石的行事方式非常不滿，認為他不具備當宰執的能力。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昔神宗欲命相，問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訴，說王安石變法要擾亂天下。
朝中的元老大臣也對王安石很有成見，不能理解王安石的理想，更不會支持其付諸實施了。這樣，王安石在當時的官僚體系中被孤立，無奈，在變法中，王安石只能選用政治經驗尚淺的新人和年輕的官吏了，以致於後來推行新法的過程中，有很多用人不當之處。例如青苗法，農民可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青苗錢）或糧谷，以補助耕種，收穫了再附帶一部分利息償還給官府。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地方官府為了多收利息，不惜層層下達指標，強行攤派貸款，特別是貸款強行攤派給不需要貸款但有償還能力的富戶，而不願意貸給真正需要的貧民。由此引起了富戶與貧農的共同反對，本來是與民互惠互利的新法，最後弄得百姓怨聲載道。
王安石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與整個大宋官僚體系格格不入，他對支撐整個國家持續運轉的遊戲規則並非茫然無知。但在自己理想化的政治理念驅使下，這些官場規則統統被他拋之於腦後，這也預示著他變法的理想無法順利推行下去，政治生涯的悲劇自然也難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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