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銀國際證券總裁助理、首席經濟學家徐高看來，2018年中國實體經濟融資過於嚴厲的“去槓桿”不但沒有使民營企業的槓桿率下降，反而使其明顯上升。
12月15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四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徐高談及中國實體經濟融資與金融監管時發表題為“去槓桿下的民企困境”演講。
他認為，中國非金融部門總債務佔GDP比重雖然從2008年末的不足140%快速上升到了2018年的超過250%，但仍略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還算不上太高。
徐高表示，中國金融體系為銀行所主導，債權型間接融資佔了社會融資的大頭，因此債權型融資佔主體的社會融資就自然成為“去槓桿”政策打壓的重點，其結果是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明顯放緩，貨幣政策傳導路徑受阻，寬鬆貨幣政策只能在金融市場帶來流動性的過度堆積，卻無法通過社會融資的擴張而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去。
徐高認為，此前過於強力的“去槓桿”打壓了社會融資，收緊了中國基建投資的投資瓶頸，讓基建投資從增長穩定器變成了增長壓力源。此前基建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其增速在過去幾年都維持在接近20%的水平。但在2018年，其增速卻因為融資匱乏而明顯下滑至4%。
徐高還提出，2018年開始的對非標融資的嚴厲清查使得民企相對國企的信用利差攀升至十年來的高位，融資條件進一步惡化。
“從數據來看，民企的融資瓶頸今年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貨幣政策雖然放鬆了，但融資沒有傳導到民營企業，這與此前對非標融資的打壓，以及過於嚴厲的去槓桿擠壓了實體經濟的毛細血管有關。”徐高說。
徐高還提到，2019年的“包商銀行事件”也讓小銀行的融資成本明顯上升，並最終對小微企業的融資帶來不利影響，近期城商行同業存單發行利率相比股份行利差明顯攀升。
“2018年起，民營企業的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從52%左右上升到了目前58%左右，而國有企業則從近60%穩步下降。”徐高說，“過嚴的去槓桿讓民營企業的槓桿率明顯上升。民營企業的虧損比例也隨之上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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