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的吳有訓（資料圖）
吳有訓先生（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出生於宜春市高安荷嶺鎮的一個小山村，他是我國近代物理學的先驅者，是卓越的科學家和教育家。他在物理學的研究上，因證實康普頓效應做出了貢獻而蜚聲海內外。吳有訓曾在中山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多所高等學校任教，培養了一大批科學人才，如錢三強、錢偉長、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等，許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中國科學事業的中堅。毫無疑問，吳有訓作為中國科學事業的傑出領導人和組織者，對中國科學事業特別是新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被稱為中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山祖師”。
昨日是吳有訓先生逝世42週年紀念日，現選摘曾是吳有訓學生的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所撰“回憶吳有訓先生”一文，與讀者共饗。
懷念吳有訓先生
■ 楊振寧
▲1925年與潘菽(右起)、夏少平、蔡翹、楊武之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左一為吳有訓。
吳有訓先生和我父親楊克純（字武之）於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同學。中國同學還有周培源、孫塘（字光遠）、夏少平、蔡翹、潘菽等很多人。20年代後期清華學堂改組為清華大學，聘任了很多新的年輕教授。吳先生、孫先生都於1928年後應聘去了清華。我父親之於1929年秋應聘去清華恐怕也與他們兩位的推薦有關係。
我們在清華園住了八年，始終在西院的一所中式的平房裡。這所房子現在還存在，我們搬進去的時候門牌是19號（幾年以後因為加蓋了新西院，門牌調整，我們的房子變成了11號）。記得吳先生那時住在西院13號，離我們家只隔15、17兩家。那時西院東面是樹叢、田地、小山丘和水塘，一直到古月堂都沒有房子；我們成志小學的同學們在這裡面遊玩，非常樂得其所哉。對這一段生活我後來的回憶中有如下的描述（注）：
在我的記憶裡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學同學們在園裡到處遊玩。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
有一天，為了關於阿基米德原理的什麼問題，我們在西院東側一個小池子旁發生了辯論。爭吵許久，最後決定去問吳有訓先生。問題是什麼和吳先生怎樣解答我現在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大家興沖沖地衝到吳家門口，又膽怯不敢敲門的情景。
吳先生的孩子中老二惕生、老三希如和我的弟弟振平、振漢和妹妹振玉年歲差不多，在清華園中，就曾相識。
抗戰開始以後，吳先生家和我們家都先後搬到了昆明。我於1938年入西南聯大，大二電磁學和大四近代物理學都是吳先生教授的。電磁學用的教科書是Page和Adams的，兼用Jeans的電磁學做參考。吳先生講麥克斯韋方程式時的黑板上畫“藥片形的匣子”（Pill Shaped Box）的情景我今天還記得。這個推理方法起源於高斯（Gauss）定理，中經麥克斯韋方程式而到今天的非阿貝爾規範場方程式，都是一脈相承的。“藥片形的匣子”是用來幫助關於源（Source）的推理的。
1940年9月30日，我們家在昆明小東門內金鳳花園租來住的房子被日本飛機炸燬，幸虧全家都或在防空洞中，或疏散到了郊外，沒有死傷。第二天我們急促搬到昆明西北郊外龍院村惠老師的大雜院中去住。不久聯大將近十位別的教授家也都因躲避空襲搬來了這個大院居住，吳先生家就是其中一家。此後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吳家就住在我們的樓下，吳先生的孩子我叫他們吳大弟、大妹、小弟和小妹，而我變成了他們的楊大哥。
▲1971年8月吳有訓與楊振寧教授在北京寓所
1945年8月，我離開昆明首途美國。1946年初入芝加哥大學的研究院以後曾經在數學與物理圖書館中翻看過吳先生的博士論文。他是A.H. Compton的學生。十多年以後有一次Compton到普林斯敦看奧本海默（Oppenheimer）。那時我在普林斯敦，奧本海默帶Compton來看我。Compton便問我是否認識Y. H. Woo。我說當然認識，而且告訴了吳先生和我的多重關係。我記得十分清楚Compton說，他一生兩位最得意的學生就是Y. H. Woo和L. W. Alvarez，他始終不能辨別他們兩人誰的天分更高（Alvarez於1968年獲諾貝爾獎）。
1971年我首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到上海探望父母親，然後於7月下旬到北京。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吳有訓先生請了我從前的許多老師、同學和朋友們和我在北京飯店吃飯。記得那晚看見了許多二十六年沒有見到的熟人，包括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張文裕、華羅庚各位老師和鄧稼先、黃宛、黃昆等，那晚見面恍有隔世之感。
1977年夏天，我第七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地去拜望了吳先生。當時他雖然身體不好，仍然健談如常，沒有想到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
吳先生的一生，說明中國人是有聰明才智的，是勤奮而有創造力的，不僅中國人的智力可以與其他民族相較量，其品質也可以與任何民族相媲美。 ——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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