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吴有训（资料图）
吴有训先生（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出生于宜春市高安荷岭镇的一个小山村，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在物理学的研究上，因证实康普顿效应做出了贡献而蜚声海内外。吴有训曾在中山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多所高等学校任教，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如钱三强、钱伟长、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中坚。毫无疑问，吴有训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昨日是吴有训先生逝世42周年纪念日，现选摘曾是吴有训学生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撰“回忆吴有训先生”一文，与读者共飨。
怀念吴有训先生
■ 杨振宁
▲1925年与潘菽(右起)、夏少平、蔡翘、杨武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左一为吴有训。
吴有训先生和我父亲杨克纯（字武之）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同学。中国同学还有周培源、孙塘（字光远）、夏少平、蔡翘、潘菽等很多人。20年代后期清华学堂改组为清华大学，聘任了很多新的年轻教授。吴先生、孙先生都于1928年后应聘去了清华。我父亲之于1929年秋应聘去清华恐怕也与他们两位的推荐有关系。
我们在清华园住了八年，始终在西院的一所中式的平房里。这所房子现在还存在，我们搬进去的时候门牌是19号（几年以后因为加盖了新西院，门牌调整，我们的房子变成了11号）。记得吴先生那时住在西院13号，离我们家只隔15、17两家。那时西院东面是树丛、田地、小山丘和水塘，一直到古月堂都没有房子；我们成志小学的同学们在这里面游玩，非常乐得其所哉。对这一段生活我后来的回忆中有如下的描述（注）：
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有一天，为了关于阿基米德原理的什么问题，我们在西院东侧一个小池子旁发生了辩论。争吵许久，最后决定去问吴有训先生。问题是什么和吴先生怎样解答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兴冲冲地冲到吴家门口，又胆怯不敢敲门的情景。
吴先生的孩子中老二惕生、老三希如和我的弟弟振平、振汉和妹妹振玉年岁差不多，在清华园中，就曾相识。
抗战开始以后，吴先生家和我们家都先后搬到了昆明。我于1938年入西南联大，大二电磁学和大四近代物理学都是吴先生教授的。电磁学用的教科书是Page和Adams的，兼用Jeans的电磁学做参考。吴先生讲麦克斯韦方程式时的黑板上画“药片形的匣子”（Pill Shaped Box）的情景我今天还记得。这个推理方法起源于高斯（Gauss）定理，中经麦克斯韦方程式而到今天的非阿贝尔规范场方程式，都是一脉相承的。“药片形的匣子”是用来帮助关于源（Source）的推理的。
1940年9月30日，我们家在昆明小东门内金凤花园租来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毁，幸亏全家都或在防空洞中，或疏散到了郊外，没有死伤。第二天我们急促搬到昆明西北郊外龙院村惠老师的大杂院中去住。不久联大将近十位别的教授家也都因躲避空袭搬来了这个大院居住，吴先生家就是其中一家。此后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吴家就住在我们的楼下，吴先生的孩子我叫他们吴大弟、大妹、小弟和小妹，而我变成了他们的杨大哥。
▲1971年8月吴有训与杨振宁教授在北京寓所
1945年8月，我离开昆明首途美国。1946年初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院以后曾经在数学与物理图书馆中翻看过吴先生的博士论文。他是A.H. Compton的学生。十多年以后有一次Compton到普林斯敦看奥本海默（Oppenheimer）。那时我在普林斯敦，奥本海默带Compton来看我。Compton便问我是否认识Y. H. Woo。我说当然认识，而且告诉了吴先生和我的多重关系。我记得十分清楚Compton说，他一生两位最得意的学生就是Y. H. Woo和L. W. Alvarez，他始终不能辨别他们两人谁的天分更高（Alvarez于1968年获诺贝尔奖）。
1971年我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到上海探望父母亲，然后于7月下旬到北京。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吴有训先生请了我从前的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和我在北京饭店吃饭。记得那晚看见了许多二十六年没有见到的熟人，包括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张文裕、华罗庚各位老师和邓稼先、黄宛、黄昆等，那晚见面恍有隔世之感。
1977年夏天，我第七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地去拜望了吴先生。当时他虽然身体不好，仍然健谈如常，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吴先生的一生，说明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是勤奋而有创造力的，不仅中国人的智力可以与其他民族相较量，其品质也可以与任何民族相媲美。 ——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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