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代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从明武宗朱厚照做东宫太子的时候，刘瑾已经是其身边的近侍了。到朱厚照正式登基为帝，刘瑾也水涨船高，做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内厂的位置。对于刘瑾之所为，后人普遍的印象则是一个太监，一边奸诈地愚弄着小皇帝，一边肆意专权，打压朝臣，疯狂敛财。

而现在很多写刘瑾的文章，也多从生平叙述和其权监的形象入手，稍显同质单调。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历史上如此一个负评如潮的人物，却在正德年间主持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且对后世颇具影响。

那就聊聊刘瑾和刘瑾新政。

宦官集团的崛起——皇权和文官集团对抗的延伸工具

朝史暮想一直有一个固有观点，即封建历史上的帝王重用任何一个人，除了简单的喜恶之外，更多的是看到了这个人的利用价值。你真的相信，刘瑾，包括所谓的八虎，因为《明史·刘瑾传》所言的“日进鹰犬，歌舞，角羝之戏，导帝微行”，就能让朱厚照把一众机要职位放出来吗？

事实上，在朱厚照父亲，即明孝宗朱佑樘执政后期，已经因为内阁权重，开始有意打压阁臣了。朱佑樘玩的方法是减少与内阁阁臣的接触，在重大事件决策上引入中央六部官员的直接参与，还有用廷推的方法选拔内阁成员。

十五岁登基的朱厚照，显然还做不到如父亲般能一言定策的高度。而父亲留下的内阁班底，则在这个主少国疑的过渡期，权重开始得以加强。

朱厚照能怎么做？一方面，需要如谢迁，刘健，李东阳等内阁阁臣维持国家正常的运转，一方面又要注意皇权的独立性，避免内阁对皇权的过度干涉。事实上，内阁这帮老臣已经开始着手加强对朱厚照的影响，从经筵（皇帝和大臣的读书交流会）到日讲，已经在精心准备教材和讲师。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每每朱厚照面对着一众老臣诚恳无比的劝谏，请求其收拾玩心，勤政而亲外臣时，他总是一副非常受用的模样，摆出一个非常好的“认错”姿态；而转过身去，该玩什么玩什么，想怎么玩继续怎么玩。

如果不是因为朱厚照这么一副油滑的态度，试问刘健，谢迁等辅政大臣又怎么会轻易对刘瑾及所谓的八虎下了杀心呢？

而在正德元年那场文官集团发起的对八虎的政治剿杀中，因为朱厚照的偏袒，文官集团完败，内阁辅政大臣自请致仕，朱厚照终于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博出了一线机会，便马上在要害部门上安插八虎。

我们就看看八虎。

刘瑾，司礼监掌印太监；张永，总督神机营；谷大用，提督西厂；马永成，提督东厂；邱聚，罗祥，东厂；魏彬，总督三千营；高风，司礼监秉笔太监。

我们可以看到，朱厚照对八虎的任命涉及到政权，军权和刺探侦缉。而刘瑾身为八虎之首，是因为除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还身兼领了京城团营，并在不久之后创建了内厂。

军队和厂卫系统大家都明白，那么司礼监呢？在明代，司礼监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即批红权。可以看看明代中央政府的运转流程：

内阁票拟政务建议，即建议权——皇帝（司礼监）批红，即决策权——六部施行，即行政权——都察院御史监督和反馈，即监督权。

司礼监原先算是皇帝机要秘书性质的部门。但随着政务量的增多和皇帝的懒政，司礼监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甚至包括直接在内阁票拟上批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既是宦官集团提升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皇权用来压制内阁的必要手段。因为如果皇帝不参与，司礼监不给内阁的票拟批红，诸多决策就无法施行。

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外戚，宦官当权，其实只是皇权与朝臣斗争的延伸。如此既可以保护皇帝躲在暗处，避免与文官集团发生直接的冲突，又可以通过操控这股第三方势力，制衡文官集团，控制朝局的走向。

毫无疑问，刘瑾和所谓的八虎，就是朱厚照执政后，用来真正掌控权力，平衡文官集团的工具和手段。

刘瑾新政——一场及时却也富有争议的改革

客观地讲，刘瑾的新政，一直被后世史家刻意地回避。除了文官集团与宦官势力天然的对立性，更多的则是掌握史书笔杆的文官集团，对于刘瑾新政，并没有很足的底气来反驳。

因为连他们自己有时候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在他们嘴里贪婪，阴险，狡诈，不学无术的小人，却在正德朝初年，推行的改革，在诸多方面的确是颇为积极的。

尽管在这次改革中，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和过激的举动，但对后世的借鉴意义，却是值得肯定的。不然以文官集团惯用的手法，没事都会写出点东西来骂，更别提改革这么大的动静。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刘瑾新政的内容。

• 裁撤官职

随着国家的发展，到正德初年，原先大明相对简明的官制因为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朝廷的财政负担也越来越沉重。冗官现象非常严重。

刘瑾开始着手裁撤官职，精简官员队伍，提高办公效率和节省财政支出。

刘瑾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官员裁撤。第一次是正德二年，裁撤北京南京各部院中央机构官职三十员，地方司道官职六十八员，基层官职二十六员；第二次是同年三月，裁撤天顺朝（朱祁镇第二次上台）之后增设的通判官职，合四百四十五员；第三次是正德三年，裁撤云南，山东，贵州，山西，河南等多地巡抚，共十一员。

在州府一级和西南少数民族流官上，刘瑾同样进行了小型的裁撤和整理。比如罢除宁州知州，裁撤广西四地的税课局，陕西，山东，福建的兵备副使等。

• 限制封荫

从洪武二十六年开始，朝廷规定文职官员五品至一品，只要有功绩，都可以加封赠。而这一规定施行到后来，只要做官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基本上都能得到封赠。

还有官员子弟的恩荫。比如《明会典·荫叙》里原先的规定：

职官子孙荫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从一品子，从五品叙......

大批无德无才的官僚子弟因为父辈的恩荫，得以进入官僚队伍。这对官僚队伍整体的素质，是严重的损害，同时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刘瑾在封赠方面，提高了封赠的门槛。“文职二品，政绩显著者方与加赠＂，即只有文官品级在二品以上，并且有显著的功绩，才允许封赠。而二品以下，则不给予封赠。

在恩荫问题上，刘瑾做了进一步的限制，《明会典·荫叙》同样记载了刘瑾的新规定：

职官用荫，各止一名。年及二十五上，须试本经，或四书。能通大义。其有不通者，发还习学再试。

对于官员子弟袭恩荫的人数和年龄进行了限制，并且在正式袭承前需要经过朝廷的考试，只有合格者才能得到恩荫。

• 翰林外放

翰林院里的翰林们，是明代内阁的重要候选储备。但是这些翰林官们常年待在翰林院，读书做文章，很少去基层历练。

刘瑾规定这些翰林们的任免权由吏部改为直接由皇帝任命。并且要翰林们调到中央各部衙门和外面地方去任职历练。

• 惩治贪腐

自正德三年开始，刘瑾忽然加大了反贪的力度。不但对那些向自己行贿的官员动手，同时命令吏部开展一番新的贪腐严打行动，并且鼓励各级官员举报揭发。

比如监察御史欧阳云，工部给事中吴仪因向刘瑾行贿，被罢官为民；印缓监少监李宣，锦衣卫指挥同知赵良，被人告发贪污受贿，皆降职罚俸；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如江西左布政使马龙，湖广左布政使涂旦等，也被罢除降罪。

同时严格限制朝廷驿站的私用，滥用。当时大量的官员出行，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肆意使用驿站，驿马。造成了驿站资源的严重浪费。

从正德二年开始，凡借用官车，擅用驿马，违法乘轿，冒充官员使用驿站等行为，都被处以充军，罢官，降职，夺俸等惩罚，而通过如此的整顿，朝廷在驿站上的用度开支明显降低。

• 行罚米法

罚米这种办法其实在永乐朝就已经开始实施，但是到了刘瑾这被扩大和改良了。即官民犯法，如果不是特别的大罪，可以采用罚米的方式赎罪。而所罚的大米，有的是向边关输送，有的则是向国家仓库填补。

比如某户部尚书，因为丟文件，向大同运去1000石大米；某知府，因为延期报灾，向太仓交了200石大米等等。这样的情况，在正德初年非常常见。

• 创建内厂

当时大明已经有了锦衣卫，东厂和西厂。可以说类似这样的谍报，刑侦组织已经非常饱和了。但是刘瑾依然创建了内厂。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和总领团营的他，如果再加上一个内厂这样的特务组织，其触角已经延伸到当时朝局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无疑成为了其推行新政的重要助力。

• 丈量土地

根据《明史·食货》记载，在洪武二十六年的土地普查时，有田8607623顷。但是到了弘治十五年时，民田已经萎缩到了4228050顷。少了一半的民田。

其原因，无外乎皇室宗藩大量圈地占地，官僚乡绅和民间恶霸对民田的巧取豪夺。其实还是土地兼并的老问题。民田的大幅度萎缩，带来的就是国家财政上土地税收的下滑。《明武宗实录》记载：

诏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禄，在外庄田徒使利归個户家人。即今边储缺乏，各官岂无忧国足边之也？

这帮人已经有朝廷俸禄养着了，还在外面大肆占田图利，一点都不想想国家边关缺粮的困境？！

针对皇室贵勋占地问题，刘瑾派遣了大批的官员对这些人的土地进行了重新丈量，将其中一些无人料理耕种的土地强行划拨出来，分给百姓耕种。并对违法违规占地的官员乡绅，加重处罚力度。

对于边关将领和镇守太监的用地，刘瑾同样派人清算，严格按照朝廷规定的用地标准进行清退，返还给百姓和军屯耕种。

同时对清算土地有功的官员给予奖赏，严惩那些抗拒清算的官员。

• 其他

除以上改革外，刘瑾针对各地区科考水平的不同，进行了取士名额的变更；加强了朝廷对于官员的考察力度；加重了对于不作为官员的惩罚力度；重新制订了纸币的推广制度；严查地方亏空；整顿盐业，甚至对军队系统开刀等等。因为篇幅的限制，朝史暮想在此便不作一一赘述。

后世对于刘瑾新政不以为然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来说，新政的改革范围过于局限，程度有深有浅，不够平衡。同时新政施行时间较短，刘瑾倒台之后便戛然而止，且其中掺杂了大量刘瑾的私人喜好和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

朝史暮想从来不会说刘瑾新政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但是却非常认同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首先，看到问题了，做事去改变总比坐以待毙，逃避责任强；其次，之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内容，其实在刘瑾的这次新政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为后世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后，从刘瑾新政的一些效果来看，对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还是有一定积极成果的。

新政的背后——国家财政困局和贯穿始终的权力斗争

明武宗朱厚照上台，其实是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在执政后期，用度大增，直接导致了国库和内库的拮据。比如《明孝宗实录》里收录了一份户部的奏疏：

一岁所入，俱不足以供一岁所出......今太仓无数年之积，而冗食日加于前，内帑缺见年之用，而给费日加于后。

这份奏疏上奏时间是弘治十五年，而整个弘治朝只有十八年。由此可见，朱厚照登基时候，国家财政的困难。要知道，朱厚照大婚的时候，为了几万两银子，和户部来来回扯皮了好几个月。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刘瑾的改革中，有很多是围绕财政的节流和开源进行的。

比如裁撤官员，限制恩荫，控制驿站资源的使用，盐业的整改，都是为了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而对权贵，官绅，军队将领私人田土的核算丈量，返还耕田于民和行罚米的做法，则是重要的开源手段。

刘瑾能在短时间内同时推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说到底还是得到了朱厚照的支持。而朱厚照一大动机，就是希望通过刘瑾的改革，在短时间内快速扭转国家困难的财政情况。

另一方面，在新政的推行中，涉及的诸多内容是为了满足刘瑾个人权利斗争的需要。

比如创建内厂，就是直接加强了刘瑾个人的权势，便于打压文官集团；比如翰林外放上，就是针对内阁的人才储备进行打压，以基层历练为名将大量翰林院的官员外放等。

以上操作还算是比较隐性的，有些举措是直接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比如刘瑾曾经下过命令，不得选择余姚籍，江西籍的官员入京为官，理由是有两地籍贯的官员得罪过刘瑾一党；比如在行罚米法的时候，就有很多账目不明的粮食，极有可能进入了刘瑾及其一党的腰包；再比如惩治贪腐上，就屡屡借用各地的揭发，打击政敌势力。

所以，正德初年的刘瑾改改，其实就两个原始动机——搞钱和搞权。而这也正是刘瑾改革在内容和推行上最大的局限性，也是被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刘瑾的败亡——兔死狗烹的千古规律

刘瑾的败亡，史料上看是因为其推行的军政改革，导致边军的反叛，引发了巨大的负面舆论效应。同时，加上文官集团和部分宦官如张永等人的联手攻击，终于说动了朱厚照，拿下了刘瑾。

而本质上，这还是一场权力斗争。只是这次，刘瑾因为得罪的人实在太多，朱厚照不愿意再给他提供庇护罢了。

从刘瑾的一系列举措，就不难发现其“作死”程度的夸张。

清丈田产，限制恩荫，裁撤官职等举动，得罪了皇家贵胄和大量的官僚士绅；创建内厂，辖制东厂和西厂，则直接在八虎内部撕开了裂缝；对将领私田的整顿和军屯的改革，直接引起了军方的巨大反弹；对于盐业的整肃，则是得罪了一大批有官场背景的商贾巨富；而其本身又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京城团营的总领，皇帝面前的红人，多少人盼着他落马，给别人腾位子呢？

所以说，刘瑾再如何势大，但当同时得罪了文官集团，宦官集团，军方，民间商贾巨富等利益集团的时候，其死期亦不远矣。

而对于明武宗朱厚照来说，通过之前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他已经基本掌控了朝局。而指望刘瑾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意愿，随着新政的实施，效果也并不明显。

当边军的叛乱，文官集团的弹劾，张永等宦官对刘瑾的指责一起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朱厚照撑不住了。

他需要的是一条对付文官集团的走狗，防护朝臣攻击的盾牌。而当对手开始抱团的时候，走狗已经无力再发起攻势，盾牌已经无法再提供保护的时候，朱厚照必须马上将其舍弃，以防自己成为集火目标。

所以，刘瑾的败亡，是注定的。而随着刘瑾的败亡，轰轰烈烈的刘瑾改革也同时宣告失败。

结言

在朝史暮想眼里，抛开其诸多私欲行径，刘瑾也只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从其受到重用，得势，如日中天，再到落败，其实一直都只是皇权手里的工具。

因为皇权需要得到加强，刘瑾被授予各种要害职位；因为皇帝要改善财政状况，刘瑾又去推广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当得罪了太多人受到攻击的时候，朱厚照为了平息纷争，也为了防止引火烧身，毅然将其丢弃。刘瑾被朱厚照放弃的那一刻，失去的不仅仅是生命和财富，也失去了其历史应有的公正待遇。

刘瑾新政，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不得不承认其积极的因素。因为刘瑾的新政，使得明朝诸多隐性的社会问题得以集中的暴露。而新政诸多犯忌的内容，亦被后世改革者引以为戒，不再触碰，比如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如宗藩，勋贵，军队等，也使得后世改革者懂得了循序渐进。

刘瑾及其刘瑾新政，是正德初年，皇权对于文官集团的一次制衡和打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对于明代中期面临的诸多问题改革的一次试水，不能因为刘瑾个人贪婪的行径和部分史料的诋毁而全盘否决。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