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2 大清帝国的生气时速

大清王朝在1911年的解体,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历史谜题之一,我们通常说熟悉的解释都是从革命党、辛亥革命这个角度看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站在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摄政王载沣,清代当时的统治者角度看这个问题,就觉得好奇怪。

虽然大清王朝有病,但是在过去十年的改革过程当中,它是逐渐在好转,不是病入膏肓了,中央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国际地位稳步在恢复,社会民生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我虽然是个病人,可是我遵医嘱在吃药啊,你们说立宪这味药能够治我的病,我认认真真在吃啊。你们说加大剂量,我就加大剂量,我有强烈的求生意愿,我非常配合治疗,可是怎么就突然死掉了呢?

如果我们回顾刚才我们讲的所有事实,你会发现载沣有两对矛盾,他根本解决不了。第一对矛盾是快和慢,当整个国家的政治机体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堆职业的,做政治表达的政客的时候,也就是这帮谘议局的议员的时候,你会发现统治者根本处理不了这样的声音。

因为整个国家根本就没有相应的经验,这帮人一出现,他们就是一个激进的群众运动的代表者,他们的唯一政治诉求,就是更快、更激进、更强烈的政治诉求。因为在群众运动当中没有理性可言,谁的声量更大,谁的主张更激进,他就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高的政治声望。所以这班车越推越快,直到它脱轨,然后车毁人亡为止。

所以你看,三权分立这个事好说,可是当三权分立的三权都没有相应的成熟的政治智慧的时候,他们就不是那种良性的互相制约,而是变成恶性的政治纷争。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当时地方谘议局成立之后,在两个省份就出现了谘议局全体辞职的情况,不玩了。为啥事呢?其实是小事。比如说广西,当时广西的巡抚叫张鸣岐,这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要的著名的官僚。

当时广西的谘议局就说,我们把鸦片废了吧,这个东西太害人了。从政治主张上说,错了吗?没错。可是对于巡抚大人来讲,全省的财政,我至少要让这个省份转起来吧?官员的俸禄工资我要发得下去吧?正在办的厂矿、学校这件事情能运转吧?如果马上把鸦片一禁,我广西是个穷省,我马上政府的财政就断绝来源,这事不行。

所以张鸣岐就跟谘议局的议员商量,说咱们能不能宽限五个月,就给我五个月,我来想办法开源。那谘议局的人说那不行,我们就是代表民意的,你继续卖鸦片,你叫什么好政府啊?然后就闹。闹到最后,谘议局说全体辞职,不玩了。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南京,当时的两江总督叫张人骏,他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全年全省的预算报给了谘议局。那谘议局的意愿说,我们是一着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几千年来中国民众都没有监督政府预算的权利,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拥有了权利,马上就要实行,所以把预算大删大减。

结果张人骏拿到一看说,这玩意儿我没法干,预算只剩这么点,全省的官员俸禄还要发,那么多事业要发展,这玩意儿我干不了。但是我也不愿意跟你谘议局起冲突,怎么办?我把这封预算报到中央,你摄政王载沣你看怎么办。

那谘议局这边就火了,什么?你还敢向中央报,这分明是抵抗谘议局的决议。得了吧,我们不玩了,全体辞职,这其实就是个要挟嘛。

所以你看,当时好像表现出来的是快和慢、保守和激进之间的矛盾,其实根子在哪儿?就是中国人没玩过这个游戏,不知道怎么妥协。作为旁观者和干事的人之间,他有一个天然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会化解。

如果站在摄政王载沣的角度来看,两边都正确,一个代表实践正确,因为官员要干事;一方面代表叫政治正确,因为这是国家前进的方向,所以你说,载沣他的屁股能坐在哪一边呢?这个矛盾他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我们再往深看,还能看到第二对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清末立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集权过程,给逆转过来,把已经强大到极点的皇权给限制住,把已经集中上来的权力再分解下去。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一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在理性的状况下完成一次自杀,权力的自杀,这何其之难?而且这当中,你不觉得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矛盾吗?

1909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伊藤博文,日本的前任首相。他在中国转了一圈之后说了一番话,这就是给清国的立宪在泼冷水,当时所有的国际的列强都在旁边鼓掌,立宪好,跟我们学。只有日本人泼冷水,要知道,这可不是日本人给使坏,确实日本人打败了清国人,而且在消化此前从中国拿到的很多利益,他这个时候恰恰是说了一番对中国好的话,是一番负责任的话。

什么话呢?就是中国太大,中国的权力太集中,如果这样不负责任地,急速地把权力分解下去,很可能这个国家要解体。1909年的时候,伊藤博文就讲,大概这个时间就是三年。当然伊藤博文没有看到这三年,因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三个月,他就在哈尔滨被刺杀了,但是这段话一语成谶,成为伊藤博文留给中国问题的政治遗言,但是不幸而言中了。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清末立宪最终宣告破产是1911年的5月8号。你听听,这日子距离10月10号的辛亥革命已经只有五个月时间了。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清政府是在民意的催促之下,慌慌张张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这是立宪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名单一宣布,全国舆论就炸了锅了,大家觉得太没有诚意了,为啥?因为十三个内阁阁员当中,包括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十个部的部长,大家一看,十三个人居然有九个是满族人,只有四个是汉人,九个满族人当中,居然有七个是皇族。大家说,立宪立宪,不就是分权吗?搞到最后,原来权力还集中在你们满族人手里,甚至还集中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的手里,说明你啥也不信,整个立宪就是一个大骗局。

那这张名单就导致甚至很多坚定的立宪派,像梁启超这样的人都炸了锅,他们开始想,是不是革命也是这个国家的出路呢?所以五个月之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整个国家政治解体。

那这说明了什么?其实我们时隔一百多年之后,再去平心静气地看这张皇族内阁的名单,其实就折射了刚才我们讲的伊藤博文说的那个两难。一方面要干事,干事就得靠靠得住的人,对吧?所以载沣摄政王当时让自己的皇族当中的改革派聚集在这个内阁当中,来推进立宪改革,有错吗?

要知道,这张名单里面虽然有皇族,有满族人,可都是清一色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保守派和顽固派。但是你想拥有这样的推进改革的力量,你反倒就变成了一个不愿意去分权的铁证如山。请问,这个局你可怎么破呢?

其实现在我们看过很多历史评论,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就是所有后发现代型国家在搞政治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天然的难题。一方面要干事,得集权;一方面,政治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分权,怎么样用集权的力量去推动分权?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