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军旗下的红十字》写得非常好，非常感人。此文堪比新时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堪比军旅作家魏巍。

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了那一段血染的风采，以一位女性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性的刚与柔，以一位军人的热血讴歌了那一代军人的忠诚。

这篇文章可作为《四有军人》教育的必读物进入军营，这篇文章的节选可纳入中小学课本，如同当年我们在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一样，热血沸腾，激发出我们的爱国情怀，净化和洗滌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英雄在军营中、在社会上、在青少年的心目中化为不朽的丰碑！成为学习的榜样！

那场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那场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能被淡忘。陵园中的忠魂们在呼喚着和平，在期盼着祖国的强盛，他们渴望今后无人敢欺，他们也渴望祖国和亲人来探望。

军营中的勇士们则在磨刀霍霍，他们时刻在准备打仗，他们懂得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只有敢战方能止战，只有能战方能言和。这就是我倡导的“鹰胆鸽魂”之精髓，这就是我推荐这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罗援

上接（连载四）：

战俘伤员

战争必然会有战俘。此次战争关于交战中的双方如何对待战俘，有诸多说辞不足而论。但肯定的一点，进入我国境内的越军战俘是受到优待的。

　　我方严格遵守了日内瓦公约，专门建有战俘医院和战俘管理所。听管理人员讲，不少战俘说只有当了俘虏才真正吃饱穿暖了，甚至表示不舍得离开中国。

我方在为越军战俘发放生活物资

我军卫生员为越军伤员包扎

　　伤员更是给予了人道的救治。我们野战所由于在最前线，也收治过为数不多的越俘伤员。

　　对战俘伤员的救治，我们一视同仁。战俘甚至也被我们感化，敌对情绪发生了转变。我就经历过一件很特殊的事。

　　一天中午，一个团的参谋送来一位大腿股骨枪伤的越俘，是攻打敌方山洞时俘获的。当时他的同伙全部弃他由另一个洞口逃去。

　　医生们还在进行着另一台手术，我先为这越俘输液和摆好手术体位，并为他盖好被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比手画脚地向他表达随后将进行手术并要实施全麻。

　　接着，我把他的随身物品归拢到一起。除了脱下的军服，还有一个蓝色的帆布挎包。包里有一件我国天津产的银灰色雪花牌毛衣，一支黑色上海金星牌钢笔。再翻开一个也是中国产的皮革钱夹看，里面除几张越币，有一枚漂亮的军功勋章，居然还有一副中尉的领章。哇，这家伙还是个有军功的军官呢。

说不清出于什么心里，我并没有把他的军官身份向送他来的那参谋透露。哎……己当了俘虏，又伤成这样。

　　有一卷印着中国制造的医用绷带引起了我职业的好奇。反正也用不上了索性拆开看，军绿色的绷带一头连着一块带止血粉的纱布。想到我们的伤员包扎用的还都是不知放了多少年的三角巾，好东西都支援越南了，真是……

我军伤员所使用的三角巾急救包

　　他的全部物品令我不由得心里五味杂陈，但并没动声色，而是把所有东西一一展示给他看，继而统统塞进那挎包内。示意会为他保管好，让他放心。

　　他一直侧头默默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待准备实施麻醉的那一刻，他突然仰起身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嘴里呜哩哇啦急切地说着什么。

　　搞不懂他啥意思，大家决定先暂停手术。我跑去找所里的越语翻译老何。

　　当时部队召集了一批被驱赶回国的越南华侨担任参战随队翻译。备战期间，我们就常见41军部有一支奇怪的队伍出入。老的老少的少，穿军装不带武器，行动举止完全没有军人做派。这老何当时就在其中。他约莫四十多岁，看起来是翻译中年纪最大的，也许是这个原因被分配到野战救护所。之前我们救治几个越俘伤员也不用过多交流，所以一直没把他派上用场。

　　老何与越俘交谈后，磕磕巴巴地说部队里有越军特工。这可是重大情况。

　　没想到的是这老何除了越语和法语，只会讲广西的壮语。我们谁能懂壮语呀，说的说不清，听的听不明，一时都不知所措。那位送越俘来的团参谋更是急坏了气坏了，暴躁地操着北方粗言跺着脚开骂。我想了想，冲出去找民兵连长。当连长的应该是最醒目的人吧。果然，民兵连长的到来解了围。

　　手术室里即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语言翻译圈：越俘用越语讲给老何听，老何翻译成壮语讲给连长听，连长半粤语半粤式普通话翻译给懂得粤语的我听，我用普通话翻给那位团参谋听。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越俘被押往该团时，见到了一名叫阮绍平的人，穿着我军的军装出现在团部。阮绍平是个越军从华侨中培养的特工。这位越俘所以认得阮绍平，是春节期间曾和他在越南高平一起吃过饭交谈过。

　　特工已混进我部的指挥机关，是个相当危险的情况，参谋立即跳上吉普车绝尘而去。

　　怎么评价这个越军中尉对自己阵营的反叛行为呢？我个人的理解，同伙丢下负伤的他各自逃命一定令他心寒，被俘后受到我军一路的优待和救治是有所感动，此举是报答或想将功折罪吧。再说，他供出的也是咱中国人的汉奸，哼哼……。

　　有个腿部负伤的越俘，躺在帐篷里等待送战俘医院。一帮民兵围着帐篷起哄和撩拨着那伤员。我见状过去进了帐篷，见那战俘不过十六七岁，伤痛及惊恐加寒冷缩成一团在瑟瑟发抖。摸摸他的头，有点发烧，顿然心生怜悯。

　　我转身不客气的喝退了民兵，拿起一张毛毡给他盖上。这时，他突然从身上摸出一小塑料袋五颜六色沾着白糖的糖块，硬往我的手里塞。见我拒绝竟然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我只得先接过，趁着给他掖好被脚时悄悄塞回了他身边。

　　唉，战争中蒙受苦难的同样包括双方的士兵和人民呀。

　　战俘中也有顽抗不屈服的。有一天，押来几个女俘虏引起众人好奇围观，我也跑去看看。见卡车厢里三个越军女兵，反绑着手，齐齐倔犟地把头扭向车头的帆布篷，死活不想让人们见到脸，只能看到侧身侧脸，个个云髻高盘，军服紧裹的身材曲线十分苗条性感。这时通知我还有一个受伤的俘虏要处理，我赶紧跑去关押的草棚。

　　打开草棚门，只见是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姑娘，并没有穿军装，一身典型的越南民间装束。黑色的宽腿裤，蓝色的无领衫，打着赤脚。圆圆的脸庞，身材浑圆不失苗条，肌肤白皙，唇红齿白，挺漂亮的。但那本来很美的双眸充斥着不屈的敌意。

　　听押解人员说，押送这几个女俘虏回来，是和我们前线后送的伤员同车。途中趁押车战士睡着了，一起动手动脚想弄死我们的重伤员。伤员的喊叫声惊醒了押车战士，战士愤怒情急之下，一刺刀挥过去劈伤这女子的背部，并击毙了她们中间一个最凶残的。

　　示意她跟我走，不肯动。拉她，挣扎着。我只得板下脸费力地连拉带拽，推推搡搡把她弄进手术间。

　　进了手术间她仍不肯就范。我示意要为她消毒，她一脸凶相怒目圆睁对峙着，坚决不肯转过身把背部亮给我看，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我只得用力把她身子扳过去，只见从肩胛处往下有近三十公分长的一条伤口。翻裂开的皮下脂肪白花花的。

　　我一手端着碘酒瓶，一手持长血管钳夹着棉球要先做消毒。不料，她猛然抬手奋力挥来，把整瓶碘酒打翻在地。

　　这下彻底激恼了我，不识好歹的东西！

我快速操起满满一瓶酒精对准她背部泼去。

　　嗷的一声惨叫，疼得她终于老实了下来，乖乖地让我们做完处置。

　　说实在的，对这个女俘虏的不屈服行为，我从心里还是佩服的。因为我们不也是受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教育的吗？

战后交换战俘时的场景。战俘们依依不舍与我方医务人员惜别

赴难凯旋

1979年3月5号，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 。

　　撤军行动是边清剿边撤退，见到我们附近的那个工程部队开始进入越境，目的是炸毁专门对付中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几乎天天都是晚上进去白天回来，还捎带回不少物资。多为中国产的工程机械、飞鸽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有印着“中粮”的大米，也有些苏联货。

　　部队之间也多采取交替掩护撤军。撤军过程中，遭到越军的袭击也有不少的伤亡。有一天竟然有二十多个伤员从云南战场边打边撤到我们这里。

3月16日，是中国军队撤军终结日，这仗终于打完了。

　　为迎接部队班师回朝，边境口岸搭起了凯旋门，老百姓都涌向那里迎接部队回国。这形势让大家都放松了多日紧绷的神经。16日一大早，要组织人员去凯旋门参加迎接归国部队。我们都极盼着前往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谁想，所里偏单单留下我们这个手术组看家。所领导带队，把能去的人员都拉去了凯旋门。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必须严守的纪律，但我对被留下来实在心有不甘。暗地嘟嘟囔囔埋怨这32医院太不够意思，好歹我们也算是客吧。

　　病房里还有少数待后送的轻伤员并不用我们照看，无所事事，我去看了看伤员然后就在空地上闲逛着晒太阳。心却飞向了凯旋门，总觉得耳中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锣鼓鞭炮声。

　　忽然，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急速地冲过来，吱的一声紧贴着我刹住车。差点撞到我了，啥人啥事这么莽撞呀？

　　刚想开口责怪，却听司机焦急的问：“32在哪里？”

“这就是。”

　　司机朝身后指了指，一头伏在方向盘上不做声了。

　　我这才注意到，车厢头上还站着个战士，紧端着一挺架在驾驶室顶篷的高射机枪，枪管朝前平射状，手指扣在扳机上，其表情惊惧如僵住般。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

　　"喂，枪口抬高点，千万别开枪啊。这里很安全，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吗？"

　　看那挺巨大的高射机枪挺瘆人的，我朝司机和那战士喊着。

　　没有回应，怎么啦？

　　我绕着卡车转一圈，没看出啥动静。扳着车帮一侧的挡板，蹬着车胎跃上，探头往车厢里瞧，呀，居然是一车横七竖八倒卧的战士。

　　快来呀，有伤员！我大声疾呼。

　　医生们闻讯都冲过来。大家赶紧一起动手放下车厢的后档板，顿时都惊呆了。

　　弥散着血腥气的车厢里，没顾得上确切数人数，只见都没有了声息。一时不知该从何下手。这时有个靠坐在车帮的战士发出微弱的声音：“救我吧，他们都死了”。

　　突然发现相互叠压的遗体下还压着一个正在抽搐的伤员，头部的血水在不断地渗出，是重度颅脑伤。

　　我们七手八脚地奋力将他抽出，担架也来不及用了，几个人分别抬手抬脚，我在前面用手托着他的头一起往手术室奔。

　　温热的鲜血在我的掌中溢满，顺着我的指缝往下不停地流淌，一路滴着鲜血，也染红了我的裤脚鞋面。

　　快！快！快！距手术室不过六十余米的距离，却如同六百米，六千米。我们心急如焚。

　　边跑我边对在远处的血库医生大喊“快拿血来”。

　　“还要做血型配合呀”，他答道。

　　“来不及了，先拿600毫升0型血来”，我高声喊着。

　　“可以吗？”他疑问。

　　“行，快点！快点！”

　　我也知道所谓的万能O型血并非万能，常规是禁用的，但紧急情况下为挽救生命少量使用还是可以的。情况万分危急，只要快！再快！最快！

　　进入手术室我和董医生迅速为他建立起输血输液通道。麻醉已是没有必要了，只能监测其血压呼吸和心跳。朱医生简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立即实施开颅手术。

　　那上战场前剃光的头已经长出了近一公分的发茬，来不及再剃了，直接把碘酒涂满头皮消毒。但切开头皮还没来得及打开颅骨，呼吸心跳就停止了。

　　伤的太重了，失血太多了。

　　这位烈士及那一车的烈士都在这班师回朝之日，倒在了近在咫尺的国门前。是在距离国境仅2公里处，越军的十多发迫击炮弹打在了121师的车队里，炸毁三辆汽车，伤亡16人。

　　激战了二十八天，跨越了多少艰难险阻，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的生死炼狱，然而却牺牲在凯旋。不知他们见到凯旋门了吗？听到了欢迎归国的喧天锣鼓鞭炮声了吗？

　　遗憾！真的是太遗憾！

　　朱医生和简医生赶着去处置另一位伤员，我和董医生怀着悲痛的心情为这个刚牺牲的战士做遗体料理。这也是我从医期间唯一的一次做这事。

　　打来一盆温热的清水，褪去满是泥尘血迹的军服，我们仔仔细细将他身体擦拭干净。我去领来一个参战烈士装殓的全套用品：一套军装，一床军被，三丈白布。

　　那白布就是我们军人用做床单的布，在军用品中的用途就是活着睡在上面，死后裹在下面。

　　董医生眼噙泪水将鲜红的领章一针一线地缝在军服领口上，我把红五角星的帽徽端端正正的钉上军帽，共同为烈士换上这带有涤棉清新气味的六五式军装。

　　触摸着那渐渐变凉的遗体，望着那没有了血色消瘦年轻的脸，我心口阵阵发紧发疼。白布缠绕将遗体裹住，再用军被卷起，两头用背包带扎牢。

　　立正。我们向烈士行庄重的军礼！

　　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个军礼。

　　清理烈士遗物，我只找到唯一的一件，是装在上衣口袋里的一份给连队党支部的决心书。表达自己将带领全班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敢作战的决心。字迹工整，署名：曾和平。

　　曾和平。和平，这个战争中最后牺牲在我们眼前烈士的名字，给我的联想和触动很大。

　　我在猜想父母为他起这个名字时的用意，在揣度他写决心书时对维护和平有着怎样的理解，在感叹为了实现边疆的安宁和平他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思考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因此也牢牢记住了这个倒在凯旋门前，后被追记三等功，某机炮连十九岁的小班长——曾和平。

　　战争是争取和平的手段之一，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战争是残酷的，只有经历过这残酷，才会更深地体会到和平的美好。

　　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有战争。

　　愿天下永远和平！

大战收兵日我眼见的那一车烈士都安卧在这一行

未完待续

敬请期待下回《告别靖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