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干扰和破坏下进行的。它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徐向前曾回忆说：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既要战胜强大敌人的围堵和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又要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更有它的特殊艰难性。
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是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地区，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接连粉碎国民党川军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部队迅速发展到8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达10万之众。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至4月21日，共歼川军12个团，约1万人，一度占领了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个县城，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
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至4月底，先后在南部升钟寺、保成寺及江油界石坝等地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和阆南县苏维埃政府。同时，还组建了升钟寺独立师，余岱生任师长，下辖7个大队，共1500余人，形势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十分有利。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乘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立足未稳，于3月28日占领了宁羌；王缵绪部于4月4日占领了南部、16日又占领了阆中；唐式遵部于4月8日占领了南江、长池。当时，张国焘对于国民党军向川陕根据地的逐步推进，错误估计了形势，率领后方机关和第33军、地方武装以及部分地方干部，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地区，在川陕根据地内仅留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坚持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川军唐式遵部乘机于4月14日占旺苍坝，21日占苍溪。
但是，当时位于红四方面军北面的胡宗南部和东面的刘湘部，一时赶调不及，为红四方面军实现清江渡会议确定的：“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向甘南发展”的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张国焘对敌人尚未到来的进攻和川陕根据地某些暂时的困难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未同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商量，也未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即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在撤退中，他又不顾根据地人民群众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强令部队焚烧破坏沿途的房屋、资材，实行所谓“坚壁清野”，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此时，张国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尤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后，他认为，红2、红6军团兵力小，湘鄂川黔根据地规模不大，而川陕根据地将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因此，他得出了与其被敌人赶跑，还不如主动撤退的逃跑主义结论。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早在1934年11月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期间就有所流露。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说：
“会议期间，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不过没有明说就是了。我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
4月下旬，张国焘在江油地区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放弃清江渡会议确定的依托老区，发展川陕甘新区的方针，改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落后的川康边区退却，并要求红四方面军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番(今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
西渡岷江开始长征，与中央红军会师懋功
按照江油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分路西渡岷江，向岷江以西地区实行战略退却，开始长征。
当时，川军邓锡侯察觉到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企图后，急令其第28军第5师副师长兼第13旅旅长陶凯迅速率领3个旅在土门、北川河谷布防，阻止红四方面军西进，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歼灭于岷江以东地区。
北川河谷地势险恶。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山峰陡峭，东西蜿蜒100余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
为了打破川军的阻止企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起土门战役，并取得胜利。战役有效地牵制了川军大部，使川军分身乏术，没有更多力量去对付红一方面军，为党中央和红军北上争取了有利时机，也为一、四方面军懋功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6月18日，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认为“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张国焘在会上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会议最后“全体通过了恩来的战略方针”。
然而，貌似同意“北上”的张国焘在获悉自己实力远大于一方面军的情形时，埋藏已久的个人欲望瞬间膨胀，竟以拥兵八万角力中央，不断争权发难，公然挑战中央战略决策。
毛泽东是照顾到会合后的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的。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次日，中共中央又派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骨脑慰问。张国焘在杂骨脑向李富春表示对中央的不满，当面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1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还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张国焘顾左右而言他。情况愈来愈紧急。
鉴于此，毛泽东审时度势同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顾全大局的周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毅然决定让出总政委职位。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明确：“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张国焘暗喜，形势正一步步向自己的计划靠拢，假以时日，手中的筹码就要到翻盘的时候了。
由于解决红军内部的问题耽搁了时间，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掩护左路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15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北进，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20日，其先头部队占领阿坝。29日，右路军一部击溃包座之敌，北上道路打通就待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
9月1日，张国焘终于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地班佑、巴西地区开进。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央，以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为由，停止东进。3日，张国焘再次致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同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三日内全部返回阿坝。
正是由于张国焘的一己私欲彻底蒙蔽了民族解放的初心，使原本只是“南下北上”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复杂，继而走上与北上抗日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的道路，分裂之势已在所难免。
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
1935年9月9日24时，张国焘拒绝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即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声称：南下“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9月10日，他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编印的《红旗》附刊第1期上发表《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的文章，公开宣扬其南下的错误主张，并宣称：“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号召“紧急动员起来，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胜利而斗争”。
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恶毒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并诬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进攻路线”，并声称要对反对其南下错误方针的“分子”予以“纪律制裁”，妄图压制不同意见。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声称：“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1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要求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和第90、第93、第25师以及随四方面军行进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等部迅速从包座和阿坝地区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第二次穿越茫茫水草地。当时，已是秋风凛冽，指战员衣单鞋破，粮食更为缺乏，困难重重。许多指战员被草地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夺去了宝贵的生命。9月下旬，南下部队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10月5日，张国焘在马尔康县卓木碉(足木脚，今白莎寨)召开会议(又称卓木碉会议)，并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自任主席，公开打出反党旗帜。张国焘虽然“黄袍加身”，但却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分裂事件。
在此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南下虽然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胜利，但百丈一役遭受重大损失。
1935年11月，南下红军占领四川名山城后，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向川西平原推进，直接威胁到成都的安全，引起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恐惧。随即，刘湘命令王缵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会同原驻在该地区的部队共达80余团，阻止南下红军的东进，确保其老巢成都的安全。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打破刘湘的企图，迅速夺取川西平原，即于11月13日集中南下红军15个团的兵力，由五家场向朱家场、太和场之川军发起进攻，14日占领该地区，并击溃川军暂编第2师两个团。16日，又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打退川军6个旅兵力的反扑，并乘胜沿百丈通邛崃大道攻击前进，至下午4时，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
这时，刘湘为阻止南下红军的前进，调集了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于11月19日拂晓，由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地区的南下红军实施疯狂反扑。同时，刘湘还发布了《告剿共官兵书》，规定：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内中规制之严，战则必胜之决，可见一斑，由此，百丈之役必将是一场敌对双方对决的殊死较量。
百丈地区，系开阔地带，多丘陵、树丛、深沟、水田，不利于红军隐蔽和运动。但是，南下红军在张国焘的强令下，忍受着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与饥寒，同优势之川军展开七昼夜的浴血奋战，毙伤俘川军约1.5万人，自身也伤亡近万，被迫撤出战斗，转入防守。
百丈折兵，是南下红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最终破产的主要标志。张国焘无视中共中央的一再警告，终于把南下红军带上了“绝路”，处境维艰。
被迫退守甘孜地区
南下红军转入战略防御后，国民党军加紧进行反扑的准备。他们调集国民党中央军6个师的兵力，会同川军主力，于1936年2月初向南下红军发起进攻。
当时，张国焘在接连碰壁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南下错误方针，下达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南下红军退入西康境内，并诡辩说：“我们是否一下子就可以打到成都去，立即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我们必须首先认定，这还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艰苦战争去实现的。”“我们今天由天全、芦山一带到了沟沟里面，由吃白米的地方到吃包谷的区域来了。”实际上，张国焘也被迫承认他的南下方针已经彻底破产。
从1936年2月11日起，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转移，至4月上旬，进入西康境内，部队转入休整。
这时，南下红军已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这完全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前途命运极为关注。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曾在哈达铺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说：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红5、红9军团的同志们。我们相信他们是会赞成党的北上抗日救国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是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的错误仍然采取党内斗争方式，一面对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地批评和斗争，一面对其进行苦口婆心地耐心说服和教育，促其觉悟，同意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率部北上，共谋抗日救国大业。尤其是要求于11月中旬由苏联经外蒙回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以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有利条件，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动员其放弃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率部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林育英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一重要举措，愉快地接受了中央赋予的重要任务，不断地致电张国焘等，批评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要求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错误立场，率部迅速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2月3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陕南有大块苏区，四方面军第一步以向川陕、陕甘之交及陕南行动为宜”。2月14日，林育英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认为“兄等对政治决议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电文中再次提及北上之关键，“(1)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指张国焘等——引者注)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
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也被迫同意北上方案。1936年3月上旬，张国焘发布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提出：“主力进出于道(孚)炉(霍)甘(孜)一带，相机取康定”，“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上之道路。”
这里，张国焘所说的“北上之道路”，并不是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而是“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企图在青海、甘西、新疆等边远地区立足。
此时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2、6军团已顺利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于5月1日抵达滇西北高原的中甸，随后，按计划兵分两路北进甘孜。
6月3日，红6军团先头部队到达甲洼地区，与接应的红32军会合；红2军团也已抵达巴安，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指日可待。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急急忙忙地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发布恢复“旧制”的命令，“决定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陈昌浩任总政治主任”，“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兼红大校长”，企图继续维护其红军总政治委员的领导地位。
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被迫宣布取消其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但他仍然坚持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声称什么：“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那些悲观失望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便是带着一部分队伍跑。在当时那样的严重情况底下，我们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国际或七次大会来解决呢？那时候，实在不容许我们的犹豫，我们只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了。”当时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战略上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争论”。同时，他收缴了一切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发放的材料，企图焚毁灭迹。
7月1日，红四方面军与2、6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5日，中革军委颁发命令:“决以2军、6军、32军组织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王震以及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迫使张国焘同意率部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但在行动中，他仍然出尔反尔，对于实现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不时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红二方面军推动下，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共同北上。其中，红四方面军以第4军第10师、第11师，第30军第88师和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7月3日从甘孜等地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4军第12师、独立师，第31军第93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动，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第5军及第31军第9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7月10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动，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8月初，南下红军再次穿越茫茫水草地，到达包座地区。
这时，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前的敌情，在求吉寺召开会议，讨论北进计划问题。当时，张国焘对原拟北进岷县、洮州、西固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已，并没有进行实际部署。相反，他却又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甘西、新疆的错误主张，遭到与会多数人的反对。张国焘看势头不对，遂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错误主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8月5日通过《岷洮西固战役计划》。
按照上述计划，红四方面军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9日，第30军第88师攻占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地区。当时，饱受南下和三过草地之苦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切实感到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们看到该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无不欢欣雀跃，热泪盈眶。特别是他们看到路上跑着驮东西的小毛驴，货摊上摆着火红的柿子、圆溜溜的白兰瓜，又新奇又兴奋。当时，无论是汉民，还是回民，都纷纷拥到村头、路旁，热情地欢迎红四方面军。红军指战员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为同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早日会合，纷纷提出杀敌竞赛口号：第30、第31军提出“活捉毛炳文，迎接大会师”；第9军提出“拿下岷州城，活捉鲁大昌”；第4军提出“攻占洮州城，撕开封锁线”。经过10多天的激烈战斗，红四方面军先后占领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切断了西固、岷县大道，控制了甘南大部分地区。
但是，张国焘这时再次公开向中共中央发难。8月22日，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击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彭德怀接到此电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部，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并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须渡河器材，湟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
这时，各路国民党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正陆续向西兰(西安至兰州——引者注)大道中、西段和甘南地区集结，企图切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各个击破。为打破蒋介石国民党军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3日决定提前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并制定了《静会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挺进，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一部确保定边、盐池、豫旺县等要地于手中，为下一步夺取宁夏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西南地区活动，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敌，配合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西兰大道之隆德至定西段。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的战役计划，红一、红二方面军迅速展开行动。但是，张国焘却于9月13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新疆实施战略退却，企图抢先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继续与中共中央相对抗。
但是，由于天公不作美，兰州地区已被大雪封山，由兰州附近难以北渡黄河，再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耐心说服和朱德等领导人的劝说，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停止西进，继续北上。9月28日，张国焘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一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号可到介(界)石堡(铺)”。与此同时，他们下达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从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会宁前进。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第4军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第73师和第1军团会师。随后，会宁城防务交于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师主力移驻城郊，红一方面军其他各部均相继撤离。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并得到赠送的大批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慰问品。
至此，红四方面军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行程1万余里，历时1年零5个多月的长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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