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問題：古代官員如果出現不擔當、不作為問題，誰要對此負責？
《尚書·大傳》中有記載：“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韓詩外傳》中記載：“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這兩處記載中的意思都是說，如果在社會治理中存在著不親、不訓、不正、不和等方面問題，就會認為是司徒無所作為，認定他沒能夠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孔子家語》中也有類似記載：“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在這裡，如果賞罰不明、用人失當，那麼，司馬就要承擔相應責任。
由此聯想到，《孟子》中有一個著名的“不能”和“不為”之辯：“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可見，不作為不擔當並非今天所特有的問題，古代人也曾為此憂心勞神、煞費苦心；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舊時“不為”與今日“不為”其實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其原因都出在主觀上動力不足，而非能力上的缺陷。
在一些人看來，幹部安安分分，因能力“不足”而不作為，危害似乎並不大，還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若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其位不盡其責，形同“公堂木偶”，那還要這位幹部有何用？
對此，荀子就認為：“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可以說，幹部佔著位子不作為，即便沒有貪汙受賄，仍不失為一種消極腐敗行為。這類不作為的危害，往往是隱性的、潛在的，但也是巨大的。譬如，不作為導致改革政策“中梗阻”，錯失發展機遇，造成的損失又豈止是經濟上的？若是不作為，群眾反映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長此以往，還會失去民心，動搖執政基礎，害處更是難以估量。
為官避事平生恥。被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的狄仁傑，為人剛正廉明、不畏權貴，為官兢兢業業、夙夜在公，正是靠著勤勉贏得了老百姓讚譽。狄仁傑為官從不避事，後來被擢升為大理丞，掌管國家刑法大權。在其到任僅僅一年時間裡，就處理了之前遺留下來的幾千件案子，而且他斷案公正，明察秋毫，老百姓無不畏服，一時之間在朝廷傳為佳話，沒有人不知道這位斷案如神的大法官。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相形之下，狄仁傑的前任們留下了堆積如山的案卷，怎能不令人反感呢？優秀的共產黨員從來都是用勤勉與擔當詮釋對黨忠誠、對民負責。“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進，把畢生心血獻在建設軍民融合創新型領軍企業上。在幹部群眾眼中，他是出了名的“鐵漢”，曾經連續64天吃住在車間裡，正是靠著這股子勁頭，硬是將一家瀕臨破產的軍工企業，發展成為具有7大產業群的科技集團。面對各種艱難險阻，他的字典裡沒有“不可能”二字，他敢於擔當、勇於作為，硬是憑藉著自己的敢闖敢拼，把黨交辦的任務搞得有聲有色，也將共產黨人精神永遠留在國企職工群眾心中。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難者進。”把新時代藍圖變為現實，需要廣大黨員幹部主動擔當，積極作為，肯幹、會幹、實幹，遇到困難和風險不退縮不躲避，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意志，找尋良策“解決橋或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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