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東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蔣介石之“文膽”而聞名於世的陳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藥後於南京寓所孤獨地棄世，整整三個月之後，作為蔣介石拜把兄弟的戴季陶亦選擇同一方式離世，當天蔣在日記裡寫下：“平生對餘最忠實之兩同志皆服毒自殺，是餘不德、無能，以致黨國危殆至此，使友好悲絕自殺，其罪愆莫大”，其悲痛自責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慣於政治捭闔的蔣筆鋒一轉，又立即展露出其冷酷內心，對兩位故去的同志進行嚴厲責備：“然其天性皆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時時厭世，於其個人，生不如死，餘亦不甚可惜也。”
1942年8月，陳布雷曾在日記中對自己進行反思，認為“數年來言行之缺失甚多，而尤以對朋友交際過於落寞，在不知者必以為倨傲，此不僅足以敗德，亦足以害事”，其原因在於“始終對政治無興趣之故。固‘不願入官’之一念，乃至一切近於怪癖之行為，均以‘我本無意周旋’之一念自恕”。陳所身處的權力位置致使其不得不與各方有所來往，正如職級較低的侍從室官員唐縱在日記中所論：“委座（指蔣介石）看的公事欲其少，而外面希望委座看的公事欲其多。我們做幕僚的甚難，只得權衡輕重緩急去辦，但是因此得罪了不少權門”，侍從室因其與蔣的特殊關係而獲得令人側目的地位，陳布雷等人也因此不得不低調行事。然而，孜孜以求專斷權力的蔣一直對隸屬於自己的侍從室抱有較高期望，在抗戰中後期多次要求侍從室應擴大組織和業務，以助其實現各種政治野心。1943年蔣提出第二處應在三方面加強業務：（1）各黨、政、部、會、各省與各軍之聯繫；（2）黨政軍各省機構之總考察及管理調整；（3）設計、執行考核三者之聯繫與管制。但身為二處主任的陳布雷則上書明言不同意見，認為二處的特點在於以精幹的隊伍實現高效率的行事風格，不宜盲目擴充隊伍。因數月受此事所困擾，陳在日記中寫下：“介公以精勤惕厲之心，入本年來，屢次暗示擴張侍從室之業務，且從種種方面督率侍從室，向愈緊張、愈繁複之途徑以趨。緊張已非餘所騰，而繁複紛冗治絲益棼，更為餘內心所不敢苟同者。”
至1945年初，蔣在與侍從室人員談話時再次給予批評：“侍從室工作守成有餘，開展不足，許多事不能積極推動，徒然謹慎小心，這不是開國的精神。”接連感到蔣對侍從室工作的不滿後，陳布雷更為憂慮，以致“常患腦炫目昏之症，腦力衰竭，常如無源之水”，甚至屢有“自責”“自棄”心理，並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語勉勵自己迎難而上。此段時間，陳常常感慨自己雖已竭盡心力，但檢討再三始終無法滿足蔣的期望，只能以慚愧之情面對。其根源在於，陳始終認為自己的本職工作是為蔣處理文字事務，進而反思“當年一念認識之差，誤妄以為服務本室只要以文字工作給事於領袖左右”，方才領悟蔣的期望不止於此，“外界之觀測於餘者，亦有異於此”。然而陳個人身體精神狀況已難堪重負，“外似勉可支撐，內則衰頹益甚，繼續強勉則不能，退就閒散又不可，進退之際，真有局脊無所之感矣”。數月之後，蔣再次重提舊話，要求侍從室工作予以改進，致使陳產生引退念頭，向蔣當面提出因精力不濟，難以勝任現職，“不得不考慮進退問題，否則改組案亦只能申請暫緩”。此言一出，蔣只能採取妥協立場，提出亦可緩後處理。9月侍從室得以撤銷，張群參與處理黨國要事，陳布雷則再次退居幕後予以協助工作。
陳布雷與陳誠
此後陳布雷多次得到休假機會，但又因蔣有賴於其在各派系間所發揮的作用與文字能力，陳不得不驅使自己日漸衰頹的身體為蔣分憂。然而此時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更為劇烈，以致後期幾乎出現彼此劍拔弩張、毫無遮掩的分裂態勢，甚至不時泛起對蔣個人權威的挑戰。前述六屆二中全會黃宇人等對陳布雷百般責難的背後，正是對蔣個人的批評與指責，而陳正是“代君受過”，時人必然對此心知肚明。與陳交好的張道藩日後曾回憶道：“國民黨的失敗，如果說派系糾紛是重要原因之一，那末佈雷先生周旋於各派系之間，經常盡調協維繫彌縫之責，實在是他對於黨和領袖的最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因陳布雷多年從事幕後事務，其工作具有不易察覺之特點，如向蔣所選擇呈交的各類文件，非經全面的檢視，我們幾乎很難看出陳個人的政策、思想傾向，同時如調停派系等人事組織事務，其要害正在於不為人所察知的言談機鋒，而陳可能亦並不簡單重複蔣的意見，致使我們只能從事後結果推測調停者的作為，往往難以復原其真實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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