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东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蒋介石之“文胆”而闻名于世的陈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于南京寓所孤独地弃世，整整三个月之后，作为蒋介石拜把兄弟的戴季陶亦选择同一方式离世，当天蒋在日记里写下：“平生对余最忠实之两同志皆服毒自杀，是余不德、无能，以致党国危殆至此，使友好悲绝自杀，其罪愆莫大”，其悲痛自责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惯于政治捭阖的蒋笔锋一转，又立即展露出其冷酷内心，对两位故去的同志进行严厉责备：“然其天性皆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时时厌世，于其个人，生不如死，余亦不甚可惜也。”
1942年8月，陈布雷曾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反思，认为“数年来言行之缺失甚多，而尤以对朋友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其原因在于“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固‘不愿入官’之一念，乃至一切近于怪癖之行为，均以‘我本无意周旋’之一念自恕”。陈所身处的权力位置致使其不得不与各方有所来往，正如职级较低的侍从室官员唐纵在日记中所论：“委座（指蒋介石）看的公事欲其少，而外面希望委座看的公事欲其多。我们做幕僚的甚难，只得权衡轻重缓急去办，但是因此得罪了不少权门”，侍从室因其与蒋的特殊关系而获得令人侧目的地位，陈布雷等人也因此不得不低调行事。然而，孜孜以求专断权力的蒋一直对隶属于自己的侍从室抱有较高期望，在抗战中后期多次要求侍从室应扩大组织和业务，以助其实现各种政治野心。1943年蒋提出第二处应在三方面加强业务：（1）各党、政、部、会、各省与各军之联系；（2）党政军各省机构之总考察及管理调整；（3）设计、执行考核三者之联系与管制。但身为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则上书明言不同意见，认为二处的特点在于以精干的队伍实现高效率的行事风格，不宜盲目扩充队伍。因数月受此事所困扰，陈在日记中写下：“介公以精勤惕厉之心，入本年来，屡次暗示扩张侍从室之业务，且从种种方面督率侍从室，向愈紧张、愈繁复之途径以趋。紧张已非余所腾，而繁复纷冗治丝益棼，更为余内心所不敢苟同者。”
至1945年初，蒋在与侍从室人员谈话时再次给予批评：“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接连感到蒋对侍从室工作的不满后，陈布雷更为忧虑，以致“常患脑炫目昏之症，脑力衰竭，常如无源之水”，甚至屡有“自责”“自弃”心理，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勉励自己迎难而上。此段时间，陈常常感慨自己虽已竭尽心力，但检讨再三始终无法满足蒋的期望，只能以惭愧之情面对。其根源在于，陈始终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为蒋处理文字事务，进而反思“当年一念认识之差，误妄以为服务本室只要以文字工作给事于领袖左右”，方才领悟蒋的期望不止于此，“外界之观测于余者，亦有异于此”。然而陈个人身体精神状况已难堪重负，“外似勉可支撑，内则衰颓益甚，继续强勉则不能，退就闲散又不可，进退之际，真有局脊无所之感矣”。数月之后，蒋再次重提旧话，要求侍从室工作予以改进，致使陈产生引退念头，向蒋当面提出因精力不济，难以胜任现职，“不得不考虑进退问题，否则改组案亦只能申请暂缓”。此言一出，蒋只能采取妥协立场，提出亦可缓后处理。9月侍从室得以撤销，张群参与处理党国要事，陈布雷则再次退居幕后予以协助工作。
陈布雷与陈诚
此后陈布雷多次得到休假机会，但又因蒋有赖于其在各派系间所发挥的作用与文字能力，陈不得不驱使自己日渐衰颓的身体为蒋分忧。然而此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更为剧烈，以致后期几乎出现彼此剑拔弩张、毫无遮掩的分裂态势，甚至不时泛起对蒋个人权威的挑战。前述六届二中全会黄宇人等对陈布雷百般责难的背后，正是对蒋个人的批评与指责，而陈正是“代君受过”，时人必然对此心知肚明。与陈交好的张道藩日后曾回忆道：“国民党的失败，如果说派系纠纷是重要原因之一，那末布雷先生周旋于各派系之间，经常尽调协维系弥缝之责，实在是他对于党和领袖的最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因陈布雷多年从事幕后事务，其工作具有不易察觉之特点，如向蒋所选择呈交的各类文件，非经全面的检视，我们几乎很难看出陈个人的政策、思想倾向，同时如调停派系等人事组织事务，其要害正在于不为人所察知的言谈机锋，而陈可能亦并不简单重复蒋的意见，致使我们只能从事后结果推测调停者的作为，往往难以复原其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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