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一篇《疫苗之王》

點燃了全國人民的義憤。繼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後，不法分子又一次將黑手伸向了祖國的花朵！

處於輿論中心的長春長生企業，先是被爆出一批狂犬病疫苗質檢不合格，接著又被檢測出兩批百白破疫苗不合格。要知道，百白破是專門為幼兒接種的一種免費疫苗，用來預防百日咳、白喉、破傷風三種嚴重的疾病。此次兩批有問題的百白破疫苗共計65萬支，且已經大量流向市場！

小編知道現在大家都很憤怒。但是小編在此也要提醒各位，隨著輿論的發酵，各路神仙還有妖魔鬼怪都跑出來了。大家一定要辨別清楚！

從技術史的角度來說，疫苗是一種發展得比較成熟的生物技術。科學家運用這項技術，攻克了被古人稱為絕症的天花、狂犬病等惡性疾病，為人類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今天，除卻像長生企業這種不法行為外，大多數人對疫苗技術本身還是比較信任的。

那麼，面對一些新興技術，我們該如何看待呢？如何在應用的過程中將風險最小化呢？那就需要我們先從觀念上破除迷信。

目前，有三種關於技術與社會關係的觀點在流行，但都有其缺陷。它們分別是技術決定論、技術專家治國論、結果意外論。這三種觀點都為人們思考如何監管技術提供了有用的指南，但每一個觀點都有其侷限性，並導致錯誤的結論。尤為危險的是，它們都視技術具有政治中立性，不在公眾的管轄範圍之內。

技術決定論謬誤

這一理論是指某項技術一旦得以發明，其發展勢頭難以阻擋，便會重塑社會環境，以符合其對發展永不滿足的需求。

這種技術的自主性是虛構的，也是危險的。一個更加發人深省的看法是，技術遠不是獨立於人類慾望和目的而存在的，它的產生自始至終都臣服於各種社會力量，技術並不存在自主性。

20世紀80年代，一位著名的技術決定論批判家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就曾簡潔有力地指出“人工產品具有政治性”。

從生產層面來說，很多技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歷史文化境況的影響，它們決定了社會實際的或者假定的各種需要。我們對原子內部構造知識的掌握不會必然導致原子彈的研發。原子彈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交戰國家希望利用物理學家的理論知識製造出用金錢難以實現的最具殺傷力的武器。

即便是在產品進入市場之後，政治也能影響技術的使用和改造。智能手機和社交應用並不會導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Uprising），儘管它非常廣泛地被稱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這些事實都讓分析家們重新思考技術，並將其視為政治對象和政治場所。

我們可以看到，技術並不具備所謂的“自主性”！使用技術的是人，是人對技術的使用反過來重塑了人類世界。人類的價值觀不僅體現在技術設計環節，而且繼續塑造著技術的使用方式。

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神話

技術專家治國論，承認技術可以由人類行動者控制和管理，但只假設具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專家能夠勝任此任務。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年間，頗為出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哈羅德· 拉斯基（Harold Laski）於1931 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評說專家知識的侷限性，啟發了之後眾多的懷疑和反思：

專家知識經常缺乏一種謙虛，這也相應地造成知識擁有者對於眼前顯而易見的東西，經常視而不見。專家們還有一種抱團的精神，對於那些不是來自他們科學共同體的所有證據，選擇性地忽略。另外，人類最迫切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專家看不見自己所做的決策並不是純粹的自然事實，這帶來了一系列沒有正確答案的價值觀問題。

導演查爾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的獲獎紀錄片《監守自盜》（Inside Job）詳細講述了一個佔盡天時地利的經濟顧問圈子，如何倡導金融放松管制，並把預警者駁斥為“勒德分子”，從而最終導致2008年的經濟危機。

這種案例不可勝數，有力地向我們證明專家決策過程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公共監察。

預期結果和意外結果

與技術決定論和技術專家治國論並行的第三個觀點是“結果意外論”。眾所周知，技術有時候會出故障，但不確定的是，向誰追究責任？什麼情況下會出現故障？

結果意外論的觀點留下了很多令人困惑的問題。這是不是說設計者的產品設計意圖並沒有按計劃被執行？或者事情超越了設計者的原本意圖範圍，因為沒有人能提前預知技術會應用到哪裡？

在第一種情況下，需要負責任的可能是技術的使用者，如2008年9月，疏忽的工程師羅伯特·馬丁·桑切斯（Robert Martin Sanchez）在工作期間發短信，導致了發生在洛杉磯的致命事故，葬送了自己和其他24個人的性命。

我們有理由相信，手機的設計者沒有預料到他們的發明會在這樣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職位中使用。補救措施可以是通過改變法律和規章，要求製造商和用戶給予高度的重視。

在第二種情況下，也許找不到合適的人去責備，例如，在汽車大規模使用幾十年之後，氣候科學家發現汽車燃燒化石燃料的尾氣排放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這也許歸咎於我們沒有想象到、沒有預料到、沒有監督到這種後果，或者歸咎於我們不加剋制的慾念，但所有這些都無法輕易地通過預防性政策或者更好的技術設計來根治。

不要受技術的魅惑

出於各種實用目的，監管技術的原則設定權力掌握在資本和企業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工人、消費者和勞苦大眾的政治代表手中。對於這種深層次的民主缺陷，運用程序性創可貼並不能治癒。

最近新增的一些實驗如公共諮詢、建設性技術評估和倫理審議，是有益無害的，應該繼續進行。它們的優點是，讓人民參與到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的決策之中，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能夠逐步澄清社會對技術規則的取捨。

然而，這些特定流程並不能保證技術不被濫用。為避免盲目衝向技術的泥潭，當代社會必須首先承認技術既不是自我推動的，也不是價值中立的。即便是最普通的技術提高也會帶來新的規範性權利和義務。

我們只有承認，技術有能力塑造我們的心靈和思維，有能力塑造我們的信念和行為，才能使監管的路標轉向自我決策的解放。到那時，我們這個脆弱又超負的地球上，符合倫理的平等權力才可能稱為人類文明的基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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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賈薩諾夫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科學技術論福茲海默講席教授（Pforzheimer Profess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同時兼任科學史系教授，是國際著名的科學政治與科學技術政策領域專家。賈薩諾夫教授早年求學於哈佛大學，曾在康奈爾大學任教，並創辦科學技術學系（STS）。先後任耶魯大學、牛津大學和東京大學兼職教授，以及美國科學促進會理事、國際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主席。作為本領域的開拓者，她已經發表了120多篇文章，出版了15本著作，她的文章從當代民主的法律、政治和政策視角探討科學和技術的作用，尤其關注公共理性的本質。

20世紀後期以來，在納米、生物、信息和認知科學等突破性技術的發展為人類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知識財富和信息財富。與此同時，人們擔心這種技術權力可能被濫用或過度使用，從而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傷害。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又出現了許多新話題，如人類生理組織的所有權、醫學數據的隱私權、臨床試驗的同意權、研究人類受試者的倫理問題、實驗類藥物和基本藥物的獲取問題、本土知識的保護及其他相關問題等。

本書作者通過一系列具體事例的討論，闡述了技術的盲目發展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批判了關於技術發展的三種典型觀點，即技術決定論、技術統治論和結果意外論。

作者對美、英、德等國近期開展的一些實踐活動進行了分析，建議讓公眾參與到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的決策之中，並鼓勵各種新形式的民主實驗，如公共諮詢、建設性技術評估和倫理審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