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和民族處於極其危難、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浴血奮戰的時候，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卻一手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平江慘案”，中共湘鄂贛組織部長羅梓銘等同志都在這次慘案中被殺害。今天，是“平江慘案”發生79週年紀念日，讓我們一起追憶歷史，緬懷先烈。

（“平江慘案”紀念碑牆。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於8月1日在延安舉行萬人公祭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著名演說，這裡鐫刻的是當時各界人士題寫的輓聯。）

羅梓銘，原名羅世華。1907年生於湖南瀏陽。裁縫工人出身。1924年冬加入工會，成為工人運動中的領導骨幹。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7月，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供給部政治處主任。1937年9月，任中共湘鄂贛特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39年6月12日，在“平江慘案”中慘遭殺害，時年32歲。

羅梓銘

坎坷命運走上革命道路

羅梓銘，原名羅世華，湖南瀏陽人，1907年2月出生於瀏陽沙市區淳口鄉張家村。9歲時，被送到裁縫鋪當學徒。13歲時又去學織布。苦難的經歷讓他十分憎恨人吃人的黑暗社會。

1925年春，羅梓銘到長沙做工。當時，正值“五卅”慘案發生前後。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帝怒潮，長沙民眾自發組織發動了數萬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誓雪國恥。羅梓銘從中看到工人階級的力量，認識到窮人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剷除世道的不平。這個從小就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少年，產生了強烈的革命願望，他自覺參加了縣工人糾察隊。隨後，他又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大革命失敗後，羅梓銘參加了黨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他作戰勇敢，衝鋒在前，不怕犧牲，在部隊開往井岡山時，他因身染瘧疾，不能隨軍行動，只得躲在深山治病，不久便潛回瀏陽，進行地下鬥爭。

羅梓銘一家因為都參加了革命，遭到反動派的殘酷迫害，這年冬天，羅梓銘的大哥羅雲漢夫婦因為為地下黨遞送情報，轉運物資，掩護傷員，被反動派雙雙砍下頭顱，掛杆示眾；全家人被逼得背井離鄉，面對血海深仇，羅梓銘強忍悲痛，決心和反動派鬥爭到底，為親人報仇。羅梓銘在鬥爭最艱苦的1927年，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長征中機智樂觀的“駱駝”

1933年秋，蔣介石開始發動第五次大規模“圍剿”。1934年9月，羅梓銘隨中央縱隊開始長征，擔任第二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雖然政策性任務很重，但他工作得有條不紊。後來，又調到幹部團任軍需主任。

1935年4月，紅軍幹部團奉命搶奪金沙江渡口，羅梓銘隨團急行軍到絞平渡，帶領特科營的幹部尋找渡船。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他們終於弄到幾隻木船，使紅軍順利渡江。

渡江後，紅軍在黑水、蘆花一邊休整，一邊籌集糧食，為過雪山草地作準備。羅梓銘被調到中央軍委總供給部任政治部主任，擔任籌集60萬斤糧食的任務。他除了組織大批人員分赴產糧地籌糧外，還親自帶領幾十名工作隊員步行3天來到瓦布樑子深入發動藏胞。他們宣傳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出佈告，安民心，在藏胞的田地上插保護牌，對回家的藏胞發保護證，從而取得了藏胞的信任和擁護。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瓦布樑子區及所屬6個鄉的藏民革命政府，工作隊也較好地完成了籌集糧食的任務。

紅軍過草地時，又累又餓，屢遇險阻。羅梓銘為鼓舞大家的鬥志，經常幫戰士抬擔架，幫體弱的同志背槍炮。他有時一人扛上三四枝槍，柱著木棍艱難地行走，同志們笑他象個“駱駝”，勸他不要背那麼重，他總是搖頭說：“冒事咯!”有時還哼起興國的山歌：“毛委員指揮紅軍去打仗，越打心裡越歡暢，不怕白匪人馬多，一個一個消滅光。”

1935年10月，羅梓銘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完成兩萬五千里長徵。

湘鄂贛地區嚴峻的政治形勢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軍佔領了廣州、武漢，由於戰線拉長，兵力不夠，同年12月，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聯蔣反共，誘使國民黨投降，共同對付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旋即，國民黨親日派頭子汪精衛響應日本近衛聲明，公然叛國投敵。在這種反共投降的氣氛籠罩下，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作出了“與共產黨鬥爭”的決議。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針，並設立了專門對付共產黨的機關——“防共委員會”。從此全國各地大肆發生反共磨擦事件。在這種氣候下，湘鄂贛地區的政治形勢更為惡劣。

1939年元月，蔣介石親自將27集團軍楊森的部隊從皖南前線調到湖南平江，名為來這裡抗日，實則來這裡對付共產黨。在鄉村他們推行和建立保甲組織，實行“聯保連坐法”。即每五戶為一聯，必須寫出聯保連坐互結、互相監視、互相告發，如有一戶違反，各戶連同辦罪。在各鄉鎮普遍建立特務班、巡邏隊，積極發展國民黨組織。20軍政治部主任吳浚都公開佈置各地：如查到共產黨活動即可以“漢奸罪”就地處決。

楊森為製造藉口，於1939年4月15日突然公佈《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通告》和《戰區各種服務團隊管理辦法》，這個辦法共五條，規定：“凡在戰區範圍裡的一切團體，得一律向我戰區報到，領取護照，並逐月報告工作，工作地點若有移動，移動前須向戰區報告，到達新的工作地點，須向戰區所屬駐軍報到，並檢驗護照……凡未履行手續，領取護照者，一經查獲或舉發，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動。”他們陰謀以此作為製造“平江慘案”的藉口。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6月12日下午3時，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特務營中尉偵察員張紹奇來到新四軍嘉義通訊處駐地，急促地走進湘鄂贛特委書記塗正坤的住房，恭敬地通知他到鄉公所去商量有關抗日的緊急事宜。塗正坤便跟著他走出了通訊處的大門，當他們走到離通訊處約50步遠的“秀記雜貨店”時，張紹奇忽然乾咳一聲從左邊小巷溜走了，接著由早已埋伏在右邊側巷的士兵孫家慧向塗正坤開了槍，塗正坤當即中彈，倒在血泊中。

1937年，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左)與傅秋濤在平江嘉義

槍響後，張紹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隨著喊聲，早已埋伏在周圍的便衣特務，一齊持槍衝到街上，小小的嘉義鎮，立即崗哨林立，實行戒嚴，街上一片喊聲、槍聲，各家店鋪立即關門，頓時秩序混亂，氣氛緊張。中共湘鄂贛組織部長羅梓銘知道情況有變，立即採取了緊急措施。據他的兒子羅吉林回憶說：“父親正患重病，當外面槍聲傳來時，他沉著地將身邊的機密文件燒燬，又將兩包黨的活動經費遞給站在窗外的母親，母親忙將這兩包東西埋進了鄰居灶屋的火灰中，避免了黨在經濟上的損失。”正在這時，一夥暴徒衝進了通訊處，通訊班長吳幹成向羅梓銘請示：“打不打，我們還有10多支槍，乾脆和敵人拼了！”當時，羅梓銘考慮到抗戰的大局，加上敵眾我寡，他說：“不要打，同他們進行說理鬥爭！”他的話音剛落，匪徒們就衝進來了，解除通訊班的武裝，把同志們都趕到通訊處的救亡室，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羅梓銘憤怒的大聲抗議：“你們要幹什麼？你們為什麼要逮捕抗日戰士！你們為什麼要破壞抗戰！我要向全國人民控告你們！”通訊處秘書主任吳淵被暴徒們拉出門外，當場槍殺。

羅梓銘和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兼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秘書曾金聲、通訊處工作人員吳賀泉、趙綠吟等被五花大綁，拖到通訊處後廳審問。羅梓銘等昂首挺胸地站在廳屋中間，幾個國民黨士兵端著槍對著他們。羅梓銘大義凜然地警告暴徒：“你們這些民族敗類，倒行逆施，最終逃脫不了人民的審判！”一個特務扯起沙啞的嗓子吼道：“快交待你們的罪行！”羅梓銘義正詞嚴的回答道：“我們抗日無罪，你們破壞抗日有罪！”暴徒無計可施，先將羅梓銘吊起來，用燒紅了的鐵鏟往他身上烙，頓時青煙直冒，皮肉被烙得嗞嗞作響。曾金聲等3位同志也受到嚴刑拷打。頑軍和特務企圖從羅梓銘等人口中得到我黨組織的名單，而得到的“供詞”卻是異口同聲的痛斥：國難當頭，日寇鐵蹄蹂躪了半個中國，我們的同胞遭到日本強盜的殘殺，你們看見了沒有？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你們的槍口不對外，反而屠殺忠誠合作的抗日戰士，你們安的什麼心？你們身上難道還有半點中國人的氣味？暴徒們將羅梓銘等折騰了半夜，伎倆用盡，一無所獲。

前後被捅了30多刀，壯烈犧牲

深夜，國民黨頑軍押著遍體鱗傷的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緣吟等4人，向虎形嶺走去。羅梓銘首先被推到一口廢金井旁邊，暴徒惡狠狠地說：“再不供出你們的黨組織情況，就把你丟進去活埋！”羅梓銘昂首挺胸地回答：“想從我口裡挖出東西，你們是白日做夢！要殺要埋，隨你們的便！”接著，他高呼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暴徒們惱羞成怒。羅梓銘每呼一句口號，就被捅一刀，前後被捅了30多刀，他仍然威武不屈。敵人無可奈何，將他推入井裡，一陣亂槍；接著又將另外3人一起推下去活埋。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綠吟壯烈犧牲，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

趙綠吟

在“平江慘案”中，只有羅梓銘的愛人張美秀及兒子羅吉林及少數同志在房東老人鄧選成的掩護下，逃脫了敵人的虎口，其餘負責幹部全部遇害。

“平江慘案”的發生，羅梓銘等被殺害，充分暴露了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假抗日、真投降、屠殺共產黨人的猙獰面目。他們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人民和國民黨統治區正義的人們的抗議和聲討。

紀念九一事變八週年和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

羅梓銘將自己的滿腔熱血灑在他摯愛的神州故土上，實現了他報國拯民的誓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董必武在悼詞裡稱讚羅梓銘：“在鄉驅虎兇，為國靖煙塵”。

加義烈士陵園，位於加義鎮虎形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