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极其危难、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平江惨案”，中共湘鄂赣组织部长罗梓铭等同志都在这次惨案中被杀害。今天，是“平江惨案”发生79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追忆历史，缅怀先烈。

（“平江惨案”纪念碑墙。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于8月1日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这里镌刻的是当时各界人士题写的挽联。）

罗梓铭，原名罗世华。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裁缝工人出身。1924年冬加入工会，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领导骨干。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政治处主任。1937年9月，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39年6月12日，在“平江惨案”中惨遭杀害，时年32岁。

罗梓铭

坎坷命运走上革命道路

罗梓铭，原名罗世华，湖南浏阳人，1907年2月出生于浏阳沙市区淳口乡张家村。9岁时，被送到裁缝铺当学徒。13岁时又去学织布。苦难的经历让他十分憎恨人吃人的黑暗社会。

1925年春，罗梓铭到长沙做工。当时，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前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怒潮，长沙民众自发组织发动了数万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誓雪国耻。罗梓铭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铲除世道的不平。这个从小就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少年，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愿望，他自觉参加了县工人纠察队。随后，他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革命失败后，罗梓铭参加了党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在部队开往井冈山时，他因身染疟疾，不能随军行动，只得躲在深山治病，不久便潜回浏阳，进行地下斗争。

罗梓铭一家因为都参加了革命，遭到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这年冬天，罗梓铭的大哥罗云汉夫妇因为为地下党递送情报，转运物资，掩护伤员，被反动派双双砍下头颅，挂杆示众；全家人被逼得背井离乡，面对血海深仇，罗梓铭强忍悲痛，决心和反动派斗争到底，为亲人报仇。罗梓铭在斗争最艰苦的1927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征中机智乐观的“骆驼”

1933年秋，蒋介石开始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1934年9月，罗梓铭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担任第二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虽然政策性任务很重，但他工作得有条不紊。后来，又调到干部团任军需主任。

1935年4月，红军干部团奉命抢夺金沙江渡口，罗梓铭随团急行军到绞平渡，带领特科营的干部寻找渡船。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弄到几只木船，使红军顺利渡江。

渡江后，红军在黑水、芦花一边休整，一边筹集粮食，为过雪山草地作准备。罗梓铭被调到中央军委总供给部任政治部主任，担任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他除了组织大批人员分赴产粮地筹粮外，还亲自带领几十名工作队员步行3天来到瓦布梁子深入发动藏胞。他们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出布告，安民心，在藏胞的田地上插保护牌，对回家的藏胞发保护证，从而取得了藏胞的信任和拥护。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瓦布梁子区及所属6个乡的藏民革命政府，工作队也较好地完成了筹集粮食的任务。

红军过草地时，又累又饿，屡遇险阻。罗梓铭为鼓舞大家的斗志，经常帮战士抬担架，帮体弱的同志背枪炮。他有时一人扛上三四枝枪，柱着木棍艰难地行走，同志们笑他象个“骆驼”，劝他不要背那么重，他总是摇头说：“冒事咯!”有时还哼起兴国的山歌：“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越打心里越欢畅，不怕白匪人马多，一个一个消灭光。”

1935年10月，罗梓铭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

湘鄂赣地区严峻的政治形势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够，同年12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联蒋反共，诱使国民党投降，共同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旋即，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公然叛国投敌。在这种反共投降的气氛笼罩下，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与共产党斗争”的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并设立了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关——“防共委员会”。从此全国各地大肆发生反共磨擦事件。在这种气候下，湘鄂赣地区的政治形势更为恶劣。

1939年元月，蒋介石亲自将27集团军杨森的部队从皖南前线调到湖南平江，名为来这里抗日，实则来这里对付共产党。在乡村他们推行和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法”。即每五户为一联，必须写出联保连坐互结、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如有一户违反，各户连同办罪。在各乡镇普遍建立特务班、巡逻队，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20军政治部主任吴浚都公开布置各地：如查到共产党活动即可以“汉奸罪”就地处决。

杨森为制造借口，于1939年4月15日突然公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通告》和《战区各种服务团队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共五条，规定：“凡在战区范围里的一切团体，得一律向我战区报到，领取护照，并逐月报告工作，工作地点若有移动，移动前须向战区报告，到达新的工作地点，须向战区所属驻军报到，并检验护照……凡未履行手续，领取护照者，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他们阴谋以此作为制造“平江惨案”的借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新四军嘉义通讯处驻地，急促地走进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的住房，恭敬地通知他到乡公所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涂正坤便跟着他走出了通讯处的大门，当他们走到离通讯处约5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忽然干咳一声从左边小巷溜走了，接着由早已埋伏在右边侧巷的士兵孙家慧向涂正坤开了枪，涂正坤当即中弹，倒在血泊中。

1937年，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左)与傅秋涛在平江嘉义

枪响后，张绍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随着喊声，早已埋伏在周围的便衣特务，一齐持枪冲到街上，小小的嘉义镇，立即岗哨林立，实行戒严，街上一片喊声、枪声，各家店铺立即关门，顿时秩序混乱，气氛紧张。中共湘鄂赣组织部长罗梓铭知道情况有变，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据他的儿子罗吉林回忆说：“父亲正患重病，当外面枪声传来时，他沉着地将身边的机密文件烧毁，又将两包党的活动经费递给站在窗外的母亲，母亲忙将这两包东西埋进了邻居灶屋的火灰中，避免了党在经济上的损失。”正在这时，一伙暴徒冲进了通讯处，通讯班长吴干成向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10多支枪，干脆和敌人拼了！”当时，罗梓铭考虑到抗战的大局，加上敌众我寡，他说：“不要打，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匪徒们就冲进来了，解除通讯班的武装，把同志们都赶到通讯处的救亡室，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罗梓铭愤怒的大声抗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抗战！我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被暴徒们拉出门外，当场枪杀。

罗梓铭和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曾金声、通讯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吟等被五花大绑，拖到通讯处后厅审问。罗梓铭等昂首挺胸地站在厅屋中间，几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枪对着他们。罗梓铭大义凛然地警告暴徒：“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倒行逆施，最终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一个特务扯起沙哑的嗓子吼道：“快交待你们的罪行！”罗梓铭义正词严的回答道：“我们抗日无罪，你们破坏抗日有罪！”暴徒无计可施，先将罗梓铭吊起来，用烧红了的铁铲往他身上烙，顿时青烟直冒，皮肉被烙得嗞嗞作响。曾金声等3位同志也受到严刑拷打。顽军和特务企图从罗梓铭等人口中得到我党组织的名单，而得到的“供词”却是异口同声的痛斥：国难当头，日寇铁蹄蹂躏了半个中国，我们的同胞遭到日本强盗的残杀，你们看见了没有？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你们的枪口不对外，反而屠杀忠诚合作的抗日战士，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身上难道还有半点中国人的气味？暴徒们将罗梓铭等折腾了半夜，伎俩用尽，一无所获。

前后被捅了30多刀，壮烈牺牲

深夜，国民党顽军押着遍体鳞伤的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缘吟等4人，向虎形岭走去。罗梓铭首先被推到一口废金井旁边，暴徒恶狠狠地说：“再不供出你们的党组织情况，就把你丢进去活埋！”罗梓铭昂首挺胸地回答：“想从我口里挖出东西，你们是白日做梦！要杀要埋，随你们的便！”接着，他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罗梓铭每呼一句口号，就被捅一刀，前后被捅了30多刀，他仍然威武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将他推入井里，一阵乱枪；接着又将另外3人一起推下去活埋。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赵绿吟

在“平江惨案”中，只有罗梓铭的爱人张美秀及儿子罗吉林及少数同志在房东老人邓选成的掩护下，逃脱了敌人的虎口，其余负责干部全部遇害。

“平江惨案”的发生，罗梓铭等被杀害，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假抗日、真投降、屠杀共产党人的狰狞面目。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正义的人们的抗议和声讨。

纪念九一事变八周年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

罗梓铭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在他挚爱的神州故土上，实现了他报国拯民的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董必武在悼词里称赞罗梓铭：“在乡驱虎凶，为国靖烟尘”。

加义烈士陵园，位于加义镇虎形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