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錢穆關於“文化”有一段影響甚廣的話：“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遊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他說的“文化”，大致可以理解為社會經濟形態，或文明形態。只要是大一統時期，中國社會基本都具備這些文化。如果開放口岸通商，商業還包括對外貿易。
由此，草原上的遊牧、田地裡的農耕，與市鎮（草市、口岸）中的經商共同勾勒出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秩序，直到被1842年俯衝而來的“現代文明”逐步衝擊、顛覆。這一年，清廷治下的中國與英戰敗，被迫簽署《南京條約》。
被衝擊前夕的中國成為了一個謎。它像黑洞一樣讓思想家為之著迷，也為之埋頭整理史料，並試圖理解這個古老的文明何以、以何種方式潰敗。
近期，國內出（重）版了歷史學家範岱克的《廣州貿易》、政治學家蕭公權的《中國鄉村》，以及美國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他們的著書主題由南向北鋪陳，通過歷史細節呈現被“現代文明”衝擊前夕，清廷如何控制沿海貿易、內陸農耕和邊疆遊牧的秩序，及其面臨“失控”危機的挑戰。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羅東
遼闊草原上，遊牧經濟佔據中心地位，手工業和冶金等附庸生產領域雖得到一些生長，但還是限於最邊緣的位置；內陸鄉村，鐵犁牛耕的耕作水平繼續向前發展，隨著人口逐年增長，人均耕地面積逐年下降，人地矛盾日益尖銳；沿海廣州口岸，西洋商船陸續前來停泊做生意，因廈門、雲臺山和寧波等地閩江浙海關被關，廣州成為唯一通商口岸。這是十八九世紀的中國，在被現代化衝擊的前夜，這裡表面維持著千百年來的平靜，內裡卻已躁動不安。
最後的圖景
從草原遊牧、內陸農耕到沿海貿易
從太平洋到帕米爾髙原，又從帕米爾高原南下，到達分隔中國與印度的高寒地帶，在這個範圍內所包括的是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
這裡是中國內陸邊疆，美國20世紀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一書中將之稱為“長城邊疆”。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國漢學家、蒙古學家。幼時隨父來華，畢業於英國聖·比斯學校，後周遊新疆、內蒙古和東北各地，著有《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三十年代初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員。
在草原上，人們“逐水草而居”，由牲畜提供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衣著、居住、燃料和運輸。到十八九世紀，手工業和冶金等附庸生產領域雖得到一些生長，但還是最邊緣。遊牧經濟的地位牢靠依舊，同時也是傳統中國最主要的兩大經濟形態之一。另一大經濟形態是以精耕細作實現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土地是其基礎。它賴以發展的地貌，有平原、丘陵，也有山地。
從18世紀起，鐵犁牛耕的種莊稼水平繼續向前發展。期間，隨著人口逐年增長，人均耕地面積逐年下降，根據《清聖祖實錄》記錄，1706年是6.76畝，而到1784年《大清一統志》則估計只有2.45畝。到19世紀，直至兩畝以下。人地矛盾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這時候還沒有出現一個領域能將富餘的勞動力轉移出鄉村，使其中一些農民脫離土地。
清廷通過保甲和鄉約等策略監控預防犯罪、維繫治安，也穩定可能躁動甚至參與起義的農民。暴力和思想控制體系得到強化、擴展。清廷及其地方政府，同時建立了災荒救濟制度。這些舉措的共同目的之一是控制鄉村秩序，但收效甚微。
一百餘年後，政治學家蕭公權說，“面對貧窮和動盪的上升浪潮，無論什麼鄉村治安體系、思想控制體系、災荒救濟體系，還是其他控制工具，都無能為力。”如今，讀者經由他多次再版的《中國鄉村》（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8年2月）還能感受到這些矛盾和無奈。
蕭公權（1897-1981），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臺灣中研院首屆院士。1918年考入清華高等科，1926年從美國留學歸國後至1948年，歷任或兼任燕京、清華、光華、華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離臺赴美，長期執教於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等。
然而，十八九世紀的中國，除了遊牧和農耕兩大經濟形態，一些沿海邊緣地帶還興起了一種與傳統經商不同的貿易。商人們來自荷蘭、瑞典、英國和法國等地，他們把商船停泊在廣州、廈門、雲臺山和寧波等口岸，與中國做生意。他們購買茶葉、瓷器和絲綢等商品，裝上船，付清賬單，再駛出口岸，但到後期也參與走私鴉片、大米等。
如果通商干擾到地方政務和政治穩定，就會被終止交易，甚至通商口岸也會被關閉。清廷希望通過貿易提高關稅收入，但前提是既定統治秩序不被衝擊、不被打破。為此，清廷於1757年關閉廈門、雲臺山和寧波等口岸，只留下廣州作為唯一口岸。廣州也曾因其優勢較成功地平衡了“貿易增長”與“秩序穩定”。美國曆史學家範岱克通過他的《廣州貿易》（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4月）呈現了這一奇蹟是如何出現的，並稱之為“廣州體制”。
只不過，廣州的貿易體系也終因無法克服危機，維繫難度與日俱增，於1842年走向消亡。這一年，清廷治下的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與英國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從廣州到內陸鄉村，再到千里之外的遊牧經濟秩序，都自此被逐步改變。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英軍艦上籤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面臨挑戰
文明古國被迫調整姿態
1842年以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成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持續至今；而期間基於這一議題去思考遊牧、農耕和商業的，影響較廣者包括20世紀的歷史學家錢穆與社會學家費孝通。
錢穆認為“遊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繼續一地，反覆不捨，因此而為安定的，平穩的。”同理，費孝通也說：
遊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不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裡的莊稼行動不得，伺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個身子插入了土裡，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產生的。
他們都指出遊牧和商業是移動性的、擴張性的，歷史上兩者也都曾經衝擊過農耕文明。元朝和清朝等歷史時期，遊牧民族統治者雖然通過軍事，在政治上控制了內陸地區，但還是需要被迫接受農耕文明以實現統治。現代商業的擴張性，才是致命的。
也由此，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第一次遭遇巨大的挫折，喪失尊嚴，不得不調整姿態彎身向英美法等國家學習，包括洋務運動、公派小留學生等舉措。
眾所周知，費正清、列文森等研究中國的漢學家，為此發展了一種觀點叫“衝擊-反應”，影響深遠。按他們的說法，西方是衝擊者，中國因受到衝擊才被迫作出反應，比如費正清就說，“西方的衝擊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向中國“注入了引起現代化並導致永久性變化的力量”。列文森也認為，“鴉片戰爭後，歐洲的工業主義和商業事業開始成為傳統的中國社會的催化劑。”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響。中國被拖入現代世界。
然而，他們的“西方中心主義”假定了中國與（西方）世界就是“現代-傳統”二元對立關係，具體表現為“落後-先進”、“鄉村-城市”、“農業-工商業”等；隨著20世紀下半場，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後”主義崛起，他們很快遭到質疑和批判。走出“西方中心主義”遂成為一種世界範圍內流行的思想訴求。
“西方中心主義”顯然迴避了現代文明的陰暗面，比如市場擴張中的野蠻、暴力或環境破壞，經過不斷規訓才更注重公平和平等；但反之，質疑者或批判者也無法迴避商業社會在戰爭和經濟競爭中勝出這一事實。
縱觀人類歷史，思想立場或“主義”的競爭難分輸贏——不是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而是論戰雙方都不會認為自己是失敗者。戰爭或經濟競爭，孰勝孰敗則一目瞭然。戰爭是殘酷的，純粹的經濟增長也不是未來的方向。現代文明不像被宣稱的那樣完美，但它何以更可能解放個體、提高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一個至今都有爭議但也不過時的問題。在十八九世紀的古老中國，從草原到鄉村，再到沿海口岸，都無法預料這一文明形態可能帶來的局面。
瀚海沉浮
海上樞紐的最後榮光
《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1700-1845》
譯者:江瀅河、黃超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4月
1684年，清廷在廣州設立了“粵海關”，重啟茶葉、瓷器和絲綢等商品的海上出口貿易，廣州隨之崛起。通商早期，17世紀末，來廣州的外國商船每年只有數艘，到18世紀便踏上了高速增長的道路。19世紀30年代前，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都比較成功地控制了廣州貿易：既創造了貿易增長，也維繫了它的統治安穩。
範岱克在他的《廣州貿易》中，以“廣州體制”表述廣州貿易運作體系，並認為使這一體制真正運轉起來的是引水人、買辦和通事等實際操作人員。範岱克試圖呈現，輝煌百餘年的“廣州貿易”是如何被創造的。
如果外國商人及其船隻變得不可控，甚至衝擊、威脅既定的政治秩序，貿易增長的“輝煌”與政治秩序的平衡被打破，廣州貿易體系就可能走向滅亡。引水人、買辦和通事等廣州貿易體系運行的基礎，逐步喪失了控制外國商人的功能，直至被淘汰。隨著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署，廣州貿易體系宣告結束，它變成清廷治下中國的一個危機縮影。（羅東）
田園將蕪
鄉土崩潰前的平靜
《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8年2月
對動盪的外界全然不知，從來都更在乎過好自己的日子，這好像就是大多數目不識丁的鄉村大眾給外人留下的印象。但當土壤的貧瘠導致積糧的短缺，沉淪的經濟引發村莊的衰頹，非常時期的地方社會很容易陷入“失控”危機，清帝國政府對鄉村的基層控制體系也正緣此建立。
在具體研究19世紀帝國控制的《中國鄉村》裡，蕭公權逐一勾勒了保甲、裡甲、糧倉、鄉約四大鄉村政治體系，分別對應著清王朝在治安、稅收、賑災和思想上渴望建立的秩序。
但規模巨大的自然災害給村莊和村民帶來的破壞無法恢復和估計；鴉片的貿易擴張和吸食成癮，也好像讓鄉村完全換了一幅圖景。怡人和諧有可能曾經存在於清王朝的全盛時期，但不得不承認隨著時間變遷它逐漸在19世紀消失殆盡。水旱天災，貪腐人禍，終將落後貧窮鄉村那些絕望無助的鄉民逼上求變的道路，追隨能讓他們生活處境變得更好的人。（李佳鈺）
牧歌漸遠
下馬定居的遊牧霸主
《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歐文·拉鐵摩爾從所有邊疆歷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蒙古草原開始，揭示出草原社會經濟的特色。草原經濟比定居社會的經濟更重於自給自足，牲畜提供食物、衣著、居住、燃料和運輸。
但當漢族建立了對蒙古的雙重政治統治後，蒙古就成了一種新的遊牧地區，遊牧經濟被限制於部落和土地的界限中，傳統的遊牧循環被打破。草原社會的變化，使戰爭被廢止了，而其代價卻是經濟的退化與社會的奴隸化。到了20世紀，在內蒙古的南部及東內蒙古，由移民而出現的中國農業經濟已代替了蒙古遊牧經濟。
當然，在前工業化時代，中國內地精耕細作的灌溉農業和蒙古邊疆的遊牧經濟是兩種主要的經濟形態，在這兩極之間，還存在各種混合的、次要的經濟，如東北的森林地帶、新疆綠洲與西藏高原。拉鐵摩爾以其獨特的歷史眼光，向我們展示了中國邊疆的某種理想類型的狀態。（裴自餘）
6月16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1版～B12版
「主題」B01 | 失控——1840前夕的中國海陸疆
「主題」B02 | 這裡靜悄悄，這裡躁動不安
「主題」B03 | 瀚海沉浮：海上樞紐的最後榮光
「主題」B04 | 田園將蕪：鄉土崩潰前的平靜
「主題」B05 | 牧歌漸遠：下馬定居的遊牧霸主
「訪談」B06 | 奧馬爾·阿卡德：未來是末日的同義詞嗎？
「紀念」B07 | 劉以鬯：娛己娛人逍遙遊
「藝術」B08 | 約翰·伯格論攝影：如何理解一張照片？
「社科」B09 | 世界最底層的10億人：非洲弱國之殤
「人物」B10 | 普玄：我的孩子有孤獨症
「書情」B11 | 《菲利普·拉金詩全集》等6本
「視覺」B12 | 消失的馴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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