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0 李紅:給地球留個印印兒

十年,一百多萬字,三百多個人物形象。她將自己的長篇小說創作比作馬拉松賽跑。“這種煎熬越到後面越突出,成為意志和體力的拼搏。”

第一部出版時,她還多少有點高興;第二部出版,不但沒有高興、輕鬆,反而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這些年,整個人都泡在這本書裡,再不敢放縱自己的情緒……”她說。

李红:给地球留个印印儿

李紅在瑞士

面前的作家李紅有一種“君子坦蕩蕩”的豪邁氣質。

她用十年時間寫下百萬鉅著、三卷本長篇小說《潮起潮落》。字裡行間能隱約看到那個從富平北李村走出來的女孩,用“冷靜得近乎殘酷的旁觀者身份”,“以客觀、紀錄片式的眼光”,注視著一幕幕發生在那些年代裡的悲劇、喜劇、鬧劇。

她用小說來呈現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完成自己對世界的拼圖。寫作源自少女時代三伯無意中的一句話:“人活著就要給地球留個印印兒。”

2017年1月14日,西安南郊某家屬院,一套乾淨整潔的三居室單元房裡,李紅和老伴兒剛從海南飛回來。短暫停留幾天之後,他們還要飛到北京和兒子一家團聚。春節即將來臨。

《潮起潮落》 三部曲

一個62歲的女人寫長篇,是瘋子還是傻子?

敲開門時,記者心中的疑惑被一個特別溫暖而坦率的笑容瓦解掉了。

坐在整潔明亮的客廳中間,採訪自然而然開始了。李紅很快沉浸在《潮起潮落》的世界裡,這是她用文學創造的一個世界。

老伴兒在廚房裡煮咖啡,泡茶。十年來,他甘心情願成為李紅的堅強後盾。用手機記錄李紅接受採訪的照片時,挺拔的他半蹲下來,悄悄移動腳步,調整距離。李紅中斷了談話,笑著對老伴兒說:“你別搗亂啦。”

短暫的出離之後,李紅的思緒又回到自己的世界。她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經驗變成所有人的故事,塑造出一個個“陌生的熟人”。

2015年春節前夕,作家、《陝西農村報》原執行總編李印功拿到李紅的長篇小說《潮起潮落(一)》時,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老了老了,竟然弄出了這麼大的動靜,出版了長篇小說不說,還是系列的。《潮(一)》出了,還有《潮(二)》《潮(三)》,書稿完成,將耗時十年,總字數超過百萬之巨,這在陝西當代女作家中還不多見。”

但李印功心裡是有疑問的:“她哪來的膽量,拉這麼大的場子,從土改一直寫到改革開放?她能拿下來嗎?”帶著這樣的驚奇和疑惑,李印功打開了《潮起潮落》第一卷。整個春節就鑽到書裡,和不曾謀面但又非常熟悉的各色人物過春節去了。

“好得出乎我的預料。”李印功感嘆道。“從《潮起潮落》中可以看到,荒誕政治變成民間形態,延伸到農村,體現在政策上時,已經變成了人與人的關係。”

《潮起潮落》敘寫了當代中國農村三十年間的風雲變幻,茫茫人海的潮起潮落,以及諸多附著於古老渭河平原鄉土生命的生存際遇、愛恨情仇,塑造出諸如趙厚坤、藍方辛、趙右仁、炳文、大雁、夢夢、郭大成、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驢等一系列個性鮮明、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描繪了當代中國鄉土生命生動繁複的生存和生命狀態,鄉土生命人性的多元交纏與裂變,展現了為時代潮流所裹挾,所激盪著的既豐盈又貧瘠,既痛苦又歡愉,既高尚又汙濁的芸芸眾生的精神世界。

十年,一百多萬字,怎樣的堅持?她形容為馬拉松賽跑。“我現在整個人都泡在《潮起潮落》裡,不是時間,而是精神。現在年齡大了,身體也不是很好,休息,鍛鍊也不敢取締,但精神始終都不敢放鬆。再也不敢放縱自己的情緒,太傷人,太浪費時間……”

家人心疼她,說“你趕快把你這完成,看你成了啥了?”“你寫這些,至少少活十年。”

李紅卻笑著說:“只要能把我的作品完成我就心滿意足了。真的,只要完成,就是最大的勝利。”

難忘的代課老師

作家李紅外表溫和,內心剛烈。一如她的小說風格,女性溫婉平和的敘述背後,卻有男性的宏大視角和眼光。小時候好多女生湊在一起說悄悄話,她從來就不喜歡。男孩性格讓她接觸到一個更宏大的社會面。

李紅是富平縣薛鎮北李村人,1955年生。家中六個孩子,她排行老二。1982年畢業於漢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分配至飛機強度研究所附屬子校擔任教師。酷愛文學,堅持筆耕不綴。詩作曾在全國性刊物《詩刊》及《陝西日報》《寫作報》《袞雪》等報刊發表。退休後開始創作三卷本的長篇小說《潮起潮落》,目前已出版前兩卷。

北李村的女孩李紅從小愛讀書愛思考,走上文學的路,源於一種獨特感受感知的能力,包括對問題感知的敏銳性,和對事情感受的強烈程度。

生活中,她對很多事卻並不敏感,反而像個呆子。日常瑣事全靠老伴兒打理。“一出門就不知道該穿什麼衣服”,“手機也不太會用”,“發表過的東西從沒好好整理”,“也從來沒有為了什麼目的結交過朋友”,一天就是哼哧哼哧埋頭苦寫。別人出版書都會找名人寫序以提升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李紅也有過這樣的想法,但最終放棄了。她不認識人,也不想為此太過費神。

說到這兒,李紅笑了,又豪爽又純真,說:“我這叫赤膊上陣。”

李紅崇尚簡單自由的生活方式,父母的性格多少奠定了她獨特而敏感的個性。

李紅的父母都是教師。母親性格開朗,父親溫和內向,喜歡用舊體詩和對聯形式表達自己的情感。六個兒女,父親獨愛給李紅看自己寫的東西。她總是很認真地聽,偶爾給父親提些意見。關於文學,父女倆交流最多。父親去世後,李紅一直不敢看他的照片,一看就哭。這兩天無意中翻出父親的幾個小本本,看到他寫的對聯、古詩、編的謎語、收集的古春聯和古笑話等等,不免又感傷了一番。

珍藏的老照片中,李紅和妹妹依偎著坐在小板凳上讀書,陽光照在後面的白牆上,她們臉上有種令人動容的陶醉和安詳。那時候母親是工會主席,又是教導主任,工會的書籍都存放在母親房間裡。小半個教室那麼大的房子裡,兩個大櫃子塞滿了書,那是李紅兒時的精神寶庫。

李紅說,她那時隨時可以找到書看,一看就放不下來。“文革”期間,上不成課,她就鑽在家裡看書。《紅巖》《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都是那時候讀的,讀了一遍又一遍。看她終日沉迷在書本中,母親擔心她把眼睛看壞了,忍不住罵,“不要看得時間太長,天黑就不要看了。”可是書的世界太吸引人了,她根本放不下。

提起小時候偷偷看書捱打的往事,李紅至今忍俊不禁,她身上的男孩性格又冒出來了。那次母親出去開會,剛走,她和平時一樣拿出一本書看。結果會議取消了,母親啥時候回來都不知道。看見她又偷偷看書,母親劈頭蓋臉把她打了一頓。一邊打一邊問:“還看不看了?還要不要眼睛了?”李紅一邊躲一邊說:“不看了。”可還是偷著看。結果真的把眼睛看壞了,四年級後半學期就戴上了眼鏡。

真正教會李紅寫作的是一位代課老師。

四年級的時候,語文老師病了,來了一位代理老師。一開學,這位老師佈置了一篇作文,題目叫“寒假見聞”。

那個特殊的年代,所謂作文通常都是寫批評稿,不會寫就找報紙抄。這篇普普通通的“寒假見聞”把李紅難住了。

那是她一生寫作最艱難的三天,拿了一大堆報紙,愣是沒有湊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被老師叫到辦公室時,她做好了挨批的準備。不過,代課老師並沒有批評她,而是叫她說說假期都做什麼了。她說,假期除過到縣上去參加乒乓球比賽就在家裡。老師就問她,什麼時候去的,去的時候天氣怎樣,心情怎樣,一路上都看到什麼啦,總之問了一大堆跟作文沒有關係的事情,李紅一一回答,心情十分沮喪。問完,老師說,你把你剛才給我講的這些寫下來。李紅有點不情願,覺得白浪費時間。老師說:“算你的作文。”李紅這才高高興興回家把那些沒有思想性的東西寫出來。因為是自己經歷的事情,寫起來很輕鬆,有的地方還動了感情。這篇特殊的作文交給老師後,她如釋重負。作文獲得了老師的讚賞,她的作文本上畫滿了圈圈。

這是李紅一生不能忘懷的事情。她至今仍清晰地記得老師給她講作文時的神態,還記得他說“作文就要這樣寫”時心裡暖洋洋的感覺。從此,她知道了什麼叫真正的作文。她開始寫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一發不可收拾。初中高中她寫過小說,寫過快板,給文藝宣傳隊編過小劇。她的作品開始在縣、市、省乃至全國性報刊上發表。

只想看書的女孩子

少女時代,三伯無意中一句話“人活著就要給地球留個印印兒”,成了李紅一生的激勵。三伯也是讀書人,“毛筆字寫得真漂亮啊。”

李紅笑著回憶道。李紅從小就愛思考一些不屬於自己年齡段應該思考的問題。一些在別人看來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的事情,到她那兒就成了不可思議甚至難以接受的事情。

記得上高中的時候,一個同學告訴李紅,說她哥分家了。她聽了難過得哭了好幾天。那位同學和她關係好,他們家情況李紅都知道。她在農村待過多年,分家的事她也知道一些,印象中,只有為了錢財不認親的人才會分家。同學勸她,說都要分家的,遲早的事。她還是想不通,哭著說:“為什麼一定要分家?又不為錢,也不牽扯房的問題,為什麼要分家啊。親親的弟兄,為什麼非要鬧成這樣!”同學沒辦法,只好安慰她說:“也沒鬧。”李紅說:“還要鬧成什麼呀?家都分了,這以後可還怎麼見面啊。”

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裡說到柔石時,說當他“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柔石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在柔石的世界裡,人是善良的,世界是美好的。所有善良的人都會對人、對人性抱著美好而執著的渴望和追求。不同的是,李紅看到生活中各種各樣不盡人意甚至相互殘害的事,她承認這個事實,但承認並不代表認可。“我覺得人不應該這樣。”她說。

李紅曾經寫過一首敘事長詩,叫《上帝的手如此美麗》,想象上帝造人時的初衷,想象人早晚有一天會擺脫一切虛偽的桎梏,洗掉千百年來積留在自己身上的汙穢,恢復生命開始創造時那種純樸的自然的面貌。“如果我們的胸懷足夠寬廣,如果我們的眼光足夠遼遠,我們就會意識到,我們不光是社會的公民,還是宇宙的天民,宇宙、天地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是宇宙、天地的一部分。這種意識其實在人類的初始就有,只不過後來被越來越多的物質和物質帶來的越來越厚的物質慾望所淹沒。”

高中畢業後,李紅曾被抽調到縣文化館創作組脫產搞創作。創作組她年齡最小,戴一副黑框眼鏡,文質彬彬,看上去親切隨和,骨子裡卻有股傲氣。“我不跟人吵,不跟人爭,我什麼事情特別難受特別受委屈的時候我就哭一場……”

李紅看上去似乎很成熟,而且總愛琢磨一些不屬於她那個年齡段的東西。但一些很常識的東西,她卻傻乎乎不懂。印象頗深的一個細節是,文化館幾個成年人在一塊兒說某某某和某某某“爭風吃醋”,她聽了半天沒聽懂,一本正經地問人家:“啥是‘爭風吃醋’?”惹得滿屋子的人哈哈大笑,她卻雲裡霧裡莫名其妙。

1977年恢復高考,李紅考上漢中師範學院,從此離開北李村,離開富平縣城。

“考師範倒不是為了當老師。”儘管父母都是教師,高中畢業後,李紅也當過幾年民辦教師,但她最大的願望就是看書。她至今記得高中母校美原中學的那個圖書館,說是圖書館,實際上就一個教室,裡面擺滿了書。剛剛恢復高考時,沒幾個人知道怎麼填志願,她報了一大堆圖書館專業,北京圖書館、武漢圖書館,反正一門心思“要到圖書館去,要去看書”。

記得高考結束後,因擔心視力不好,體檢過不了關,李紅找到在縣醫院的同學幫她打探體檢結果,自己站在防疫站門口焦急地等待,結果同學飛奔出來對她說:“你被槍斃了!”那天,她哭得稀里嘩啦。雖然高考分數並不低,卻終因視力未能考入心儀的大學,而是被調劑到了漢中師院。

大學時代,李紅喜歡寫詩,寫完就撂在那兒,懶得謄抄,是同學幫她抄了厚厚一本。1982年,李紅從漢中師範學院畢業,分配到飛機強度研究所附屬子校擔任教師,一干就是幾十年,期間斷斷續續發表過一些詩歌和散文作品。

直到2006年學校解散,李紅才逐漸走上真正意義的創作之路。2008年,李紅在深圳辭職,用學生廢棄的作業本開始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創作。

李家有女最留名

“我就覺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邊,在現實生活中好多事情處理不了。”

翻老照片時,李紅一直想給記者找小時候留男娃頭的那張照片,可惜沒找到。那張照片上的她一定更符合自己內在的氣質。小時候偷偷看書挨母親打,現在母親還是會嘮叨她,怕她把身體寫壞了,說“成天寫,成天寫,寫那有啥用嘛”。但家裡有事,媽媽總是不叫給李紅說,說:“紅兒忙得很,沒時間。不要再給她打電話了。”

《潮起潮落》原名《冷眼看世界》,頗符合李紅創作初期的思想和境界。她以一種超然於世外的態度來思考人生,思考人性。這部小說想了十幾年,也寫了近十年。在寫的過程中,想的過程中,她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

在學校上班的時候,李紅喜歡從研究所那棟教學樓的樓頂往外看。學校旁邊有其他幾個單位,還有兩個工廠。看著那些上班、下班的人像潮水一樣湧來,又流走了,總會給她一種壯觀的氣勢澎湃的觸動。她開始有意識地觀察,把自己置身於人潮中,設身處地地理解人的酸辣無奈,解析人的內心世界。

“我成了人潮中的一員,便對人有了更多的關懷,有了一種對個體生命和人類群體整體的大思考和大悲憫。”外表的冷靜,源自她把自己融到生活中去了,融到普通人的情感和內心去了。這些人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都融進了她的血液,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我不需要以說教的形式來責備他們、訓斥他們,我愛他們,心疼他們,一種對人性缺失的心疼。”

《潮起潮落》提筆開始寫的那個日子,李紅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那時候一直帶畢業班,加上兒子考學,“雖然有時候能抽出一點時間,但沒有一個能整個進入的狀態。”她只能備完課,想一想小說的事情。

那是一個漫長的積累和準備過程,就像馬拉松運動員的賽前準備。

學校解散,李紅提前退休,便到深圳教了兩年書。“私立學校的孩子不好好學習,關係什麼都處得挺好的,但那麼多年積累的東西一點沒有用武之地,一堂課淨哄著學生玩了。很多人給我做工作,說這就是深圳教育,是改革的新產物,沒有這樣的教育,這些老闆的孩子到哪裡上學去?叫我看在錢的份上,改變觀念。”但李紅還是辭職了,她說:“這錢我不想掙。”

辭職後,李紅就正式啟動長篇創作,在學生廢棄的作業本上開始構築自己的小說世界。老伴兒在學校教導處工作,每天下班後和星期天幫她把手稿錄入到電腦上,她在電腦上進行修改。

李红:给地球留个印印儿

李紅作品《潮起潮落(一、二)》

第一部和第二部相繼出版的過程中,李紅把第三部初稿又推翻了一大半。“隨著年齡和思想認識的變化,書裡邊的人物也會對你產生影響,我覺得我這個人物不能這麼發展下去”,“寫著寫著開始感覺如果跳不出作者個人的情感圈子、認知圈子,這個作品可能就小家子氣了”。寫到第二部,她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她說:“我應該讓我的人物有一個更合乎潮流的更大氣的發展方向。”

寫到什麼時候最過癮?“自然是順暢地寫完一個人,完成一個段落。但這種順暢必然是和內容有關的。內容是溫暖的,美好的,我就會被溫暖包圍,興奮、幸福,彷彿運動員拿了冠軍得了獎,有點想跳躍想打人想抱人的感覺。但如果寫的內容不愉快,寫得再順暢也沒有過癮的感覺,反而會很壓抑,想哭,甚至會有被人揭了傷疤那種羞辱和難受,並且很久不能從那種情緒中走出來。”

就在這幾天,李紅還在為一個過場人物的走向作難。“我不知道把他寫得壞到什麼程度。”這個人其實是有原型的,但當李紅試著把他的故事原原本本寫出來的時候,還是心疼了。“寫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心裡怎麼就那麼難受!”客廳裡突然一陣哽咽和沉默。

大學時代,看到李紅的詩歌發表,一位同學興奮地說:“這文字一變成鉛字,感覺一下子就不一樣了。”幾十年後,讀到她出版的長篇鉅製《潮起潮落》,老同學思緒萬千,題寫了絕句一首:

沮漆溝原養育成,李家有女最留名。

胸中塊壘憑君訴,自古長安譽正聲。

(編者注:沮漆,水名,即漆水和沮水。明代孫丕揚編修的《富平縣誌》記載:“縣水最大者,莫如漆沮。”)

做一個創造文學的人

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獨特的藝術個性的產物,是作者人格的結晶。

如果說敏感給了李紅更多的感知空間,豐富的想象力又將這些感知發酵成更加強大的衝擊力,讓她不得安寧。她的腦子總是不停轉動,思考著一些一般人懶得思考或者覺得根本就不是問題的莫名其妙的問題。

“寫作的實質不是給自己看的,所以,作者必須有比常人更高更理性的境界和思想。”李紅說。

選擇長篇小說好像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兒。一路寫來,內心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詩歌、散文、中篇都讓她感覺“寫得不過癮”。她開始構思一個真正能表現自己對人性的思考並能表現自我價值觀的東西,她選擇了這場接近馬拉松的長篇創作。

“我不喜歡高歌猛進,也不喜歡傳教士式的悲世憫人。我是眾人中的一個,我唱的是和聲。我的情懷在那低迴的歌裡,我早已過了滔滔不絕的年齡,也過了滔滔不絕的階段。一切都融進了血液,就讓它慢慢地自由地流淌吧,流在自己的血液裡,流進別人的血液裡。”在採訪前發給記者的短信中,李紅這樣寫道。

作家、西安市委黨校教授、秦文化研究專家王琪玖先生認為,《潮起潮落》的鄉土歷史敘事開發了長篇小說表現的無限可能性。“從看似平淡瑣碎的農村生活諸如穿衣吃飯、人情往來、婦姑勃谿、婚戀嫁娶等日常圖景,進入對農村人物靈魂狀態、文化人格,以及他們在風詭雲譎的時代漩渦中精神震盪,把重心放在中國農民在時代浪潮衝擊下的精神衝突和價值歸依上。”

王琪玖教授認為,《潮起潮落》是真正意義上的底層書寫。作品通過對趙厚坤人物形象令人心悸的“歷史的真實再現”,生動地表現了老一代中國鄉土生命輾轉於歷史車輪之下的生存痛苦和精神磨難,為讀者體認和反思當代中國鄉土生命生存狀態及其命運,提供了難能可貴的閱讀文本。

“她依照作家的理性自覺,追憶似水年華,按照那個時代農村生活的本來的樣子,復活那些已經消散在歷史雲煙中的生命活動場景,坦陳那些浮沉於皇天后土之間的靈魂。正因為如此,作者才能無拘無束地將那些似塵似芥的鄉土生命,諸如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驢等鄉土生命的灰色人生,‘復活’陳列於讀者面前。”王琪玖教授在書評中寫道,“在閱讀《潮起潮落》第一部的過程中,這些小人物久久地吸引著筆者的目光,他們的生存際遇和個性品格折射出的類似於‘看客’式的民族精神痼疾,令筆者既痛心疾首又深為嘆惋,併為作者不動聲色的人物刻畫藝術功力所折服。”

《潮起潮落》第一部的主人公趙厚坤是一個從舊中國走過來的普通農民,他所生活的鄉土社會是古老關中平原上一個十分平常的以趙姓命名的村莊——趙家堡。千年百代,生息在“土厚泉深”的八百里秦川的關中人,以“生蹭冷倔”的文化性格聞名於世。有人概括關中人的行為方式是“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連土擔”,趙厚坤就是這樣一個“陌生的熟人”。

從第二部起,《潮起潮落》的主人公由趙厚坤轉為藍方辛,繼之以大雁、夢夢和麗娃三姐妺的婚姻愛情為主線展開文學敘事,但作者的創作向度卻似乎有著更為廣闊的敘事追求。

李紅最鍾愛的人物形象“趙夢夢”身上顯然有她自己的影子。趙夢夢是趙家老三趙右仁的二女兒,從小在雷家窪長大。她有土地一樣的質樸、天空一樣的浪漫。“她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總在一些別人看來毫無用處虛頭巴腦的事情上糾結不已糾纏不休。她的幸福、煩惱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她的敏感和內心世界的豐滿使她的痛苦和快樂都具有讓人難以理解難以忍受的張力。她是一個完美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孤獨的朝聖者。”李紅寫道,“趙夢夢最終以出走得以解脫。她的發生和消失都像一個驚歎號,讓人不得不對生命的晶瑩和無奈發出長嘯般的呼嘆。”

寫作源於衝動,漸漸成為一種責任。李紅說:“完成是我最大的心願,完成是最好的結局。完成了,我對讀者就有一個交代,對自己也有一個交代。此生無憾。”

《潮起潮落》全景式地展現了一個作家對生活的體驗和覺悟,書中三百多個人物,承載著他們應該承載的歷史意義和生命意義。《潮起潮落(一)》《潮起潮落(二)》已由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出版,《潮起潮落(三)》目前也已脫稿。

“感謝生活,感謝生活給了我那麼多的感悟和素材,雖然我錯失了精力旺盛的創作期,但六十年的人生閱歷又成了我最寶貴的財富。”李紅說,作家是製造精神食糧的人。等到第三部完成面世,她或許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出這句藏在心裡已久的話:我是一個創造文學的人。

文丨《新西部》記者 李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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