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職業和屠戶有點兒像，就是每天要殺許多豬。只是他用刀，我用筆而已。”能說出這種話的，也就只有李敖了。
提起李敖，人們往往以“狂人”“文人無行”“罵人高手”視之。贊者稱李敖是大師，彈者稱李敖是文痞。其實，李敖也是一個艱難時代的產物——往後看，是被推倒的傳統；往前看，是渺茫到難以確認的希望。
李敖說：“我是一個正確的人，活在了一個錯誤的地方，本來是要去西天取經，結果卻淪落為東海佈道，並且惹得天怨人怒。”從中頗可體會出一絲遺憾。
李敖已逝，留下了一連串巨大的疑問：李敖究竟是怎樣煉成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讀者喜愛李敖？該怎樣評估他的創作？
李敖是被逼上雜文之路的
李敖是“雜文家”，一生寫了3000萬字，其中絕大多數是雜文。
對此選擇，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覺得雜文耽誤了李敖，消耗了他的才華；也有人認為李敖與雜文互相成就。
雜文格局有限，必須與時代緊密關聯，一旦時移世易，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默契便會崩潰。雜文能否傳諸久遠？能否走向不朽？恐怕誰也沒信心。
李敖選擇雜文，有不得已的苦衷。
李敖是第二代現代知識分子，上承胡適先生學脈。李敖曾說：“他（指胡適）一共寫過三封信給我，又寫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書，在我窮困之時送了我一千元。”這一千元，李敖在文章中曾多次提起。
李敖早年清苦，讀研究生時，與《文星》雜誌老闆蕭孟能相得，據蕭回憶：“我去找他（指李敖），他住的房子是房東牆外搭的一個長形斜頂的棚子，生活相當清苦。”
1961年，“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胡適發表此生最後一次英文演講，重申東方傳統文化應自我批判的觀點。指出：“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文明可說？”
此發言引起“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不滿，撰文怒罵胡適：“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
胡適未予回應，不久因病去世，去世前多次提及此事。
殷海光、李敖等人提筆回罵，由此拉開“中西文化論戰”，這被認為是繼“孔教論戰”、“國體論戰”、“文體論戰”、“東西文化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西本位文化論戰”之後的又一次大論戰。可惜這場論戰後來演變成法律糾紛，以雙方互控“誹謗罪”而結束。
在此背景下，李敖不得不操練雜文。
李敖與前妻胡因夢
謀生技巧扭曲了李敖
與胡適等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不同，青年時代的李敖無固定職位，必須修煉謀生技巧，並接受這些技巧對自己的束縛。
李敖加入《文星》雜誌時，曾批評說：“那樣溫吞吞地辦上四年，不能鼓動風潮，不能造成時勢，不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
參與《文星》後，雜誌風格陡然變得激烈，影響與日俱增。《文星》雜誌的老闆蕭孟能承認：“我認識李敖之後，很快地我就曉得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我從事文化事業，辦雜誌、辦出版最需要的人才。”
因參與“中西文化論戰”，《文星》最終被查封。
梁實秋先生曾推薦李敖去“中研院”工作，卻遭著名學者李濟拒絕。李濟對胡適有誤會，且認為李敖不是做學問的人。此事令李敖銜恨終生，後來多次撰文罵李濟，稱他是“最後一位重量級的學閥”。
找不到穩定工作，李敖只好賣文謀生，這使他文筆更趨激烈，越來越無法將說理與商業炒作分開。
李敖曾說：“我們不但要‘罵倒一些個人’，甚至應該打倒一些個人，我們要逢佛砍佛、逢羅漢砍羅漢、逢老不長進砍老不長進。只有這樣，才能趕走攔路的老虎或紙老虎。”
李敖主動迎合後現代文化，正如他所說：“我最喜歡用俗語俗字來‘撒粗’。”因為只有“撒粗”時，李敖與精英們才看上去比較平等。
曾與李敖發生法律糾紛的範泓曾寫道：“李敖的左右口袋裡本來就裝著兩套標準，將什麼標準應用於什麼人和事，則視不同的需要而定。”
李敖與兒子李戡
被誤會成就的“狂”
胡適主張寬容，李敖卻反其道而行之。除修養、際遇、心態的差別外，也體現出啟蒙主義本身的困境：
首先，啟蒙主義預置了一個“絕對正確”，這就為暴力提供了合法性。換言之，只要“罵對了”，“罵”本身就不再是問題。
李敖稱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一言以蔽之，他也是偽善的”，斥三毛“整天做的，竟是帶領病態的群眾，走人逃避現實、風花雪月的，這對苦難的真三毛來說，實在是一種侮辱”，稱瓊瑤“應該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個小世界外的寫作者”……對不能百分百接受“五四精神”者，李敖一律斥為風塵客。
其次，啟蒙主義以常識為依據，消解道德權威，這就帶來了價值危機。李敖寫雜文，常常從批評對方的觀點，上升到批評對方的道德，進而人身攻擊。隨意將觀點倫理化，體現出作為啟蒙者，李敖自己內心中的恐慌。
啟蒙主義與極權主義本是現代性的孿生兄弟，在不失序的前提下，尚能維持傳統與風度，而對於被秩序拒斥的李敖而言，因無約束的力量，所以他的自由空間更多，在“越激烈掌聲越多”的氛圍中，自然容易滑向極端。
而在當時萬馬齊喑的環境下，李敖式的張狂正是胡適們期待的。
《李敖自傳》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018.1
李敖也沒能擺脫被改寫的命運
然而，讀者接受李敖，並不因他的自由主義，而是因他的後現代主義。
所謂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解構，表現為懷疑一切，不僅懷疑客觀世界的存在，而且懷疑一切宏觀敘事。現代主義不相信普遍真理，不相信人類可以掌握世界，它強調人類的侷限性，主張尊重碎片化。
隨著現代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日漸被格式化——我們都被封閉在教室、格子間或家庭中，按各種“只能如此”生存，個體的感受、意願則被排除在外。
作為現代人，我們沒有權利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理解的方式給孩子教育，按自己的愛好去創造。那麼，這些理性安排究竟是在成就我們呢，還是在囚禁我們？
讀書曾是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在後現代語境下，誰也無法回答：天地何在？命又為何？絕學是否堪繼？萬世豈待今朝？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曾經相信的東西都化為虛無，我們該為什麼而活？
後現代文化中充斥著漫長的抱怨、諷刺和無厘頭，它恰好與啟蒙主義合流——二者都心存不滿，卻又不知如何改變。所以李敖說：“在文章中‘出氣’，這也是文章個性化的一種方法，‘出氣’也是很重要的情感，同時也是很高貴的情感。”
從學理看，李敖對一些東西的理解比胡適更深入，可誰關心這個呢？在學術圈，甚至沒有李敖的位置。
事實是，李敖雜文的真正魅力來自搞笑，來自指斥鄉村遊醫“愛用摸骨法治病，但卻專摸沒有骨頭的地方”式的腦筋急轉彎——觀點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句話的腦洞足夠大。
李敖以為自己是在反抗，卻不知臺下的掌聲是給“撒粗”的，而不是給反抗的。
即使是李敖，也沒能擺脫被改寫的命運。
李敖也沒能走出思想的循環
隨著後現代主義一家獨大，李敖開始有所反省，強調：“人們常常被一些詞語騙倒，比如‘攪局’、‘作秀’之類，等於在將你汙名化，把你攪亂，矇混視聽，讓人看不清真相。”“我做這件事，表面看是政治活動，事實上也是思想活動。”
直到此時，李敖才意識到後現代主義的危險，可麻煩的是，面對其巨大的解構力，李敖找不到反抗它的資源。
年輕時的李敖沿著胡適的理路，是堅定的反傳統者，他曾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死的文化。死的文化至多隻適合死去的時代。對今天的時代來說，只能做文化史和博物的材料……所以我們不要它。”
晚年寫《李敖風流自傳》時，李敖卻說：“我一生朋友不多，也不花時間招朋引類，所以‘自大其身’，全靠自己吹捧自己。吃不消我自吹自擂的人應該慚愧，你們本該替我吹的，但你們閃躲，我就只好自己來了。我吹牛，因為你沉默。”
這段話源自清朝學者李塨的名言：“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最終，李敖還是回到了傳統中，像他的前輩們一樣，他也沒能走出思想的循環。
該怎樣評估李敖的一生創作呢？未來人們還有可能按圖索驥，從中尋找一個人的奮鬥、誤解與失敗嗎？這個歷程對於後人的價值何在？這些問題，也許百年後才能蓋棺論定。
三疊紀生命遺蛻，告訴你不是埃塵。
從螺紋旋入過去，向過去試做追尋，
那追尋來自遙遠，遙遠裡可有我們？
李敖很少寫詩，這首《兩億年在你手裡》中有一種特別的滄桑。
顯然，我們都無法堅持兩億年，遙遠裡沒有我們。
文|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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